小时候所在的弄堂是灰黑色的，墙壁爬满青苔。那年代，每家每户都偶尔飘出红烧和糖醋的香味，唯独我家，常年萦绕着咸菜炒肉丝的味道，夹杂些许葱油香，再闻，原来是再普通不过的面条味儿。
多少年来，上海滩的弄堂人家，早饭无非泡饭酱菜，中饭也马马虎虎，做晚饭才使上真功夫。
在外婆家，中饭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碗面条。这碗面条有讲究。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副食品必凭证供应。
外婆为面条准备的高汤，毫不含糊，侥幸买到了肉给剔得一丝不剩的猪骨头，她当然拿去熬汤。其他的下脚料，如鳝鱼的脊骨，鱼骨头架子也需买全。肉是没有的了，但不妨最后榨取剩余价值。时间一长，熬出的汤头浓白鲜香。奢侈的时候，外婆还会放进几粒极小的河虾—那是她凌晨早起，排队数小时才能买到的。对着外婆宝贝无比的汤锅，舅妈有时候会嘟囔：“好歹是肉骨头，没肉也有髓呢，在汤里煮一下，再捞起来红烧，不就增加一个菜式了？”外婆摇头：“那汤不久久地熬，哪来的味道？”煮面条是外婆的专利。她围着围裙，站在灶前，蜂窝煤烟气袅袅，后来很快改用管道煤气，烟火不再熏人，汤水雾气却不散。汤滚了，便以勺子撇去浮沫。再以小火慢炖，直到汤泛起奶白色。随即，外婆另起新锅，加一勺汤水再添加凉水，仔细观察火候。面条，是凭粮票从粮店买的卷子面或者切面。外婆常会叹息：“若是苏州龙须细面，白如雪，细如丝，筋道足，那才叫好。”隔壁好婆是外婆的闺蜜，她有亲戚从苏州来，带上一些龙须面，兴冲冲地分给外婆一份。做面条那阵，外婆一手拿长筷子，一手拿笊篱。白发下脸颊桃红，汗珠点点，紧张地将面条下锅，一边频频添清水，一边不断翻动面条，手势极快，下手却轻柔，有如太极拳的云手。汤滚了几滚，再添水搅拌，几分钟不到，捞起面条，放入已盛上浓汤的海碗。外婆撒一把早已油炸好的葱花，浇上一勺咸菜炒肉丝，那便是她最拿手的咸菜肉丝面，全弄堂男女老幼没人不晓的品牌。捧起碗来吃，面条表面还没熟透，隐约见到里面的白色硬面。可是，一口咬下，筋道十足，香，韧，浓烈，谁舍得吞下肚去？
因了这面，外婆成了弄堂的美食家。说起这弄堂，外公外婆新中国成立前安家时，买下的是新房屋，前后带花园外面有草地。然后，其他邻居陆续搬来。这么多年过去，世事白云苍狗，绿草地填成水泥地，弄堂里一茬茬的年轻人，却有一种集体记忆：外婆亲手煮的面条。
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那时我刚刚能记事，“文革”烽烟已缓，弄堂里，曾参与造反的年轻人上山下乡去了，冷清得揪心。到冬天过年，弄堂却响起喧闹，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吃尽苦头的叔叔阿姨们，趁一年仅有的14天探亲假期，回来了。才离开大半年，原先娇嫩的脸皮变得粗糙皲裂，都几乎瘦得皮包骨头。他们的父母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而他们却不敢当父母面伤心。
当他们来外公外婆家拜年时，都获得最高礼遇—面条招待。他们感激地从外婆手里接过面条，先贪婪地喝肉汤，立即大口吞面条，风卷残云之后，到最后两口，却猛然刹车，把幸存的面条一根根地夹起来，细细看了又看，仿佛要探个究竟，再万分不舍地放进口里，缓缓咀嚼。这时，他们的脸，都挂着泪水，和着北国农场带来的风霜一起落进空碗。外婆静静地站在一旁，百感交集地看着他们。他们放下碗回家之前，外婆总要这般宣告：“我的面条就是好吃，你下次回来一样能吃到。”
食客之中，最幸运的，当然是外公。在英国人办的海关当官员的外公，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交霉运，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成“贪污分子”。此后，每次运动都逃不过批斗，被殴打谩骂足足20年。然而，外公从不向人诉苦，也不曾十分灰颓。外公每一回遭难后回到家，桌上就有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他捧起时总露出满足的微笑。那时外婆的口头禅是：“中饭是面条，别忘记回来吃。”外公就凭着这平淡的一句话，熬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说来，这里有漫长的渊源。很多年前，一位美丽的教会学校女生，与一名书店少店东邂逅。恋爱即将轰轰烈烈地开始时，男方向女方透露了“地下共产党”的身份，还要当女方的入党介绍人。这事被女方极端机警且怕事的母亲知道了，马上连哄带逼，让嚷着要自杀的女儿从南京搬到上海。这个女孩就是我外婆。不久便传来少店东被捕被杀的消息。
翌年，亲戚为了安抚外婆的情绪，安排了一场相亲。男方，是一名年轻英俊且温文尔雅的基督徒。那时代的一见钟情是那么的含蓄。年轻的外婆低眉徐行，为初识的男子，端上亲手做的面条，这就是与媒人约定的暗号，意思是：相中了。在亲戚和媒人喜出望外的笑声中，外婆的一颗泪，悄悄滴进面碗。一条白色手帕递过来，一抬眼，那位英俊的男人腼腆地望着她，事后才知道，他早就了解她的过去。他趁人不注意，红着脸，郑重地接过面碗。“那一碗，就是咸菜肉丝面，”外公去世以后，外婆说，“他接了过去—这种面，我做了一辈子，他吃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