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宝健
我的学名叫熊黑，不叫黑熊。黑熊这个名字，是我参加工作以后，工友们给我取的。30多年前，我以中专毕业生的资格，被分配在省外的一个小型化工厂工作。当年也就是二十一二岁吧。许多同学都羡慕我，说我有了铁饭碗，他们是一个不落地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
可是，我的处境只有我自个儿清楚。我所在的那个厂子，是生产磷肥的简陋小厂，工艺十分简单：用磷矿粉加硫酸混合，即成。我呢，干的是硫酸运输工，工作更简单：跟随储运硫酸的汽车，去距厂子2公里的火车站卸下硫酸，再随车返回，把硫酸卸到方形槽里后，再开动酸泵打入硫酸库。一天卸酸六七趟，随车往返十二三次。
简单是简单，但这两头卸出、卸入的手工劳动，比如开阀门、关阀门，套接输送皮管，直至用水冲洗汽车槽罐接触底板，诸如此类的粗活，一律由我干。硫酸这东西，皮肤是碰不得的。我得穿上一套黑色耐酸胶质皮衣裤，戴耐酸黑皮帽，蹬耐酸黑长统胶鞋，双手是耐酸黑皮手套。唯嘴上的口罩，是白色的。这口罩的作用是防酸气，其实效果几近零。
可以想象到了吧，我这样的打扮，极像一头黑熊——动作笨拙，憨态里兼有点凶悍，走起路来还会发出快嚓快嚓的声响。
这是冬季里的一天，随车去火车站几趟了，我委实弄不清楚了，看看天色，估摸应该还有一趟。我问问司机，他嘀咕了一下，我没听清楚，也不好意思再问。当时我那个厂子还没能力买汽车，就是说，运输车是厂里雇的。这位司机是本地人，40来岁，可能他不满意单位的待遇，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整天绷着脸，你想与他套热乎也难。
把一大槽罐的硫酸，安全地一滴无漏地转移到大酸库。我拎着冲洗用的水桶，爬上汽车。我是没有福分坐在副驾驶那个座位上的，我这种装扮，只能站在露天车厢里，戴手套的手去抚车栏，站稳，以避免汽车急刹车时人被甩出车外。
经过一小段上坡路，经过小镇的街口，再上坎坷不平的公路。15分钟吧，到了，车就停在火车站副轨上的那几节储藏运输车旁。
下车了，那位司机呯地一声关上驾驶室的门，嘀咕一下就自顾自走了。
“怎么，师傅，歇工啦？”我急忙问。
“今天，我还有事，明天再继续吧。”他斩钉截铁地说。他这回说的是普通话，我听清楚了。我摘下口罩，说：“你早说清楚，我就不跟车了。现在我只好徒步回厂里了……”
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一笑，摆摆手，表示无能为力。这种肢体语言，很像是外语，我还是首次领教，很幽默的，但此刻我不想享受幽默，我只想快迅而顺利地返回工厂。
司机就这样很残酷地把我晾在这个小火车站。我的床，我的茶杯，我的碗筷，都在厂里，我必须马上赶回去。要知道，现在离晚餐的时间已不太富裕了。2公里路，我得步行。别无选择。我得穿着黑熊的外套，走一段公路，路过小镇的街口，再去爬一个长坡。那些耐酸工作服，没法脱，即使脱下了，也没处搁。
路上还残留着未融化的雪块。我拎着黑色的铁皮水桶，开始前行。快嚓快嚓，快嚓快嚓。我摆动着笨拙的身躯，慢慢地朝前走着。路人目击，无不把我当做黑皮怪兽。快嚓快嚓。途经小镇街口，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还惊喊道：“快逃，黑熊来了！”
“别怕，小弟弟，我是人，我不是……”我在心里说，眼里已淌出热泪。为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为自己的懦弱无能，为自己的口拙，为自己无法与司机师傅友好交流，我让眼泪一个劲地流淌。一想到以这样的缓速回到厂里，很可能那个大食堂已空空荡荡，什么都买不到，我就停止流泪，加快两脚晃动的频率。
45分钟后，我走完那个长坡。大食堂就在生活区的那片绿荫旁，一转弯，就可以望见它了。我还行，只比开饭时间晚了15分钟。快嚓快嚓，快嚓快嚓。近了，亲爱的晚餐！
我的心猛地一拎，快速下沉：糟啦！我的视野里，那个大食堂不见了，它的顶梁以及大部分墙体，就在10分钟前，蓦然坍塌。一片哗然，还混有哭喊声。听旁人说，废墟里还有好几位工友没救出来，我暗恋着的食堂洗菜工小颜姑娘，也被埋在里面。
我像疯了似的，冲进人堆，拼命地舞动手姿，搬移那些瓦砾和硬物。有位工友人老眼花，他惊叫：黑熊来了，快让开！
这样，我原先的名字“熊黑”，被改成：黑熊。
后来，获救的小颜姑娘成了我的妻子，她居然是那位司机师傅的外甥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