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人权基金会高级专家顾问。
六卷本《胡华文集》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许多有识之士和党史专家的努力，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值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胡华以一生的奉献将革命家、史学家、教育家的思想、品格和成就集于一身，六卷本《胡华文集》便是其一生的心血结晶。
作为革命家，胡华有信仰、信念、信心。2001年12月16日在胡华同志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我听到军事科学院贺捷生将军以她的亲身经历这样赞扬胡华教授：“胡华同志首先是革命家，所以他才能在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作出重大的贡献。”她在会上还举出生动的事例来印证她的观点。那是1973年11月，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中，胡华与她都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馆领导派他们到陕北做有关革命文物和陈列的调研。一别30余年，重返革命圣地的胡华，看到寒冬腊月里贺龙元帅曾经住过的窑洞破烂不堪、荒草凄凄，守窑的老农偎在炕上，衣衫单薄，难以御寒……百感交集的胡华出窑洞后，叫别人先走，说还有点事要回去一趟。他不顾严寒把自身穿的毛衣脱下来送给那位住在寒窑中的老农，只穿着呢子大衣告辞了。路上，他并没有对别人提及此事。吃晚饭时胡华胃痛难耐，贺捷生发现他身上只着空空荡荡的大衣，追问底细才知道无贴身毛衣受了寒。而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细节，体现了胡华对劳动人民的真情厚爱，也显示了革命家的本色和胸怀。在这次纪念会的座谈中，好几位同志，包括我在内，都表示非常赞同贺捷生将军提出的“胡华同志首先是革命家”的中肯评价。提起革命家，也许人们通常以为只有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够得上革命家这个称号。其实革命工作有多条战线、多种分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有自己的特色，它并不是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样，由工人阶级政党一次领导全国性武装起义胜利就取得了全国性政权，而是从1927年秋收起义后，党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局部地区建立政权，建设新社会。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后，党才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所以，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凡是在政法、财经、文教等各条战线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者，我认为都可以称之为革命家。何况，革命者与革命家、思想者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与科学家等等，在西方文字中都是同一个词（如英语中革命者为revolutionary，思想者为thinker，科学家为sicientist）；只是在汉语中，“家”比“者”更高一筹，也可以说“家”是“者”之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恩格斯曾经把德国19世纪30年代以从事工人运动为职业的积极分子称为“职业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即职业革命者）。可见，凡是投身革命，终生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职业革命者都可以称为革命家，其中有的是官方认定的革命家，有的是民间认同的革命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胡华同志在老家浙江奉化，还是一个不满17岁的高中生，因早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向往共产党，便毅然决然于1938年10月在炮火硝烟中千里迢迢从浙东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献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革命战争。他投身革命是为了终生从事革命活动，成就革命事业。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组织上送他到陕北公学学习。他刻苦学习革命理论，迅速提高革命觉悟，1939年2月他还不满18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前从高级研究班毕业，留校当教员。1940年4月他还不满19岁，就开始在华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中国近代史”。从这时起，党组织分配他、责成他以中共党史教研工作为职业。他在这个岗位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直到1987年12月66岁病逝，终生为革命事业奋斗半个世纪之久，作出了突出贡献，无愧于革命家的称号。
作为一位革命家，要想为革命事业立大功，我认为要具备三“信”品格，即信仰、信念、信心。胡华在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中，按照计划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了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科学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同时，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整风审干，土地改革，工人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众多政治风浪的磨炼，他始终怀有坚持不懈的革命信念，不坠青云之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本人在运动中屡遭冲击、甚至异常猛烈的打击时，依然能够泰然自若，持有坚韧不拔的信念。他认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自己有什么问题应该襟怀坦白、对党组织交代清楚；自己有什么错误，应该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政治运动中不能说违心话，不能做违心事，更不能因挫折而自杀。胡华对我讲过：“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走自杀这条路。革命是艰苦、劳苦、痛苦的，革命不仅要流血，而且还要流汗、流泪。”是啊！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万分珍惜，要经得起任何艰苦、劳苦、痛苦的磨炼和考验，必要时可以为革命流血牺牲生命，平时更可以为革命流汗，比如在敌后打游击艰苦行军、“四清”运动参加劳动、酷暑熬夜挑灯备课，等等。当敌人进行大“扫荡”或用飞机轰炸致使群众和战友蒙难，或者失去杰出革命领导人和亲密战友、自己亲人时能不流泪吗？在课堂上讲到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事迹时能不流泪吗？当自己蒙受冤屈，被怀疑为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或者蜕化变质的贪污犯，或者被无限上纲乱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并且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受到摧残时，痛苦之极，偶尔也会委屈落泪。但是，只要自己革命意志坚定、革命精神饱满，就会信心十足，擦干眼泪，坦然应对。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应该经受住任何考验，更要经受住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不测考验。胡华在任何险恶情况下都没有失去信心，都相信党、相信群众最终会给自己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
胡华不仅自己具有坚贞不渝的信仰，持有坚持不懈的信念，怀有坚韧不拔的信心，而且对我们党也有这样坚定的三“信”。他终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研工作，对我们伟大的党是深有了解、情有独钟的。他认为，我们党虽然在历史上因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犯过错误，甚至重大错误，但是在关键时刻、转折关头，总会有能人、强人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错误、开拓创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35年遵义会议上，1942年延安整风中，1951年至1952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转折关头工商业发展遇到困难时，1959年庐山会议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等等，不都是鲜明生动的实例吗？这表明我们党的领导人总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多谋善断的杰出人物。
作为史学家，胡华有史料、史观、史德。在这里，我要列举胡华融史料、史观、史德于一体所完成的论著，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创建和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对华北大学的有关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要开设“中共党史”课程。华北大学当即任命胡华为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并负责编写教材。同年夏秋，胡华埋头伏案赶写出《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949年首先由华北大学作为校内教材印发。根据有关领导同志和学界前辈提出的意见，经过胡华修改后于1950年3月由新华书店公开出版。这本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名著，是学者个人撰写的我国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第一部奠基性力作。全书约20万字，系统叙述了自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准备起，至中共建立后历经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奋斗历程和赫赫战果，还论及共产党自身的曲折成长和逐步壮大。该书的特点和优点是史料翔实，观点新颖，分析简要，文笔流畅，结构合理，份量适当，既是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又是比较有深度的理论著作。所以出版后大受欢迎，成为全国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首选图书，许多学校把它作为教材。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出过13版，发行数百万册，并由外文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译为日文、英文、德文、俄文、朝鲜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出版。1981年为了迎接建党60周年，由胡华根据1978年以来党的决议和自己的新认识，又作了一次重要修订，并且增写了第六编“解放战争时期”，约5万字。这样，该书就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史，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4版，1983年又第二次印刷，共发行10多万册。2009年为了迎接建国60周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就一些史实提法、分期和数字等又作一些修订，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5版。这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奠基力作，可以说又是传世精品。
胡华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留下的第二部奠基性力作，是由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全书从五四运动写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近48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发行40248册，同年4月第3次印刷就增加到78254册。该书于1962年1月又修订再版；1979年9月又重新修订分为上下两册出第三版。截至198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重印上册139.6万册，下册129.3万册。这个数字足以表明此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非常切合社会的需要，在全国高校长时期有广泛影响。
胡华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留下的第三部奠基性力作，是由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此书自1981年起由胡华设计章节结构，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十几位教师集体分工编写，胡华负责编审修改定稿。内容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写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共32.5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4月出版，首印10万册。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全国许多高等院校教学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波澜起伏、曲折前进的历程，既有创新和重大成就，又有挫败和沉重灾难。胡华在审稿、改稿和定稿中组织了多次讨论，在繁重的工作中挤时间对全书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经常熬夜，真是呕心沥血。在统修定稿中，他既要依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要以翔实的史料、正确的史观，本着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史德，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说明。即便经过他精心统修定稿，他在“后记”中依然表明：本书“有些史料没有讲到，或讲得过于简略，有些经济数字也可能引用过多。总之，繁简不当、分析不深入等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衷心希望同志们对本讲义多多指正”。
胡华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留下的第四部奠基性力作，是1988年版单行本《胡华文集》和即将出版的2013年版六卷本《胡华文集》。1988年版《胡华文集》由原胡华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主持的编辑组选编，选入的是胡华最后十年发表和未发表的部分手稿30篇，计25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8月为纪念胡华逝世一周年出版，印数为25.7万册，很快售罄。1976年10月8日，胡华得知“四人帮”被拘留隔离审查的消息时兴奋地说：“真解气，这口气我憋了十年了！”从这时起至1987年病逝，是胡华一生中最光辉、创作数量最多、达到最高水平的十年。他刻意求索真实史料，注重坚持正确史观，努力恪守崇高史德，他治学的这三个特点都获得了新的飞跃。他早在1979年就发表《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流毒》一文，鲜明指出：“一部党史，充分证明了：‘左’倾错误和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铁一样的事实。”（1988年版《胡华文集》，101页）这是他作为中共党史学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敢讲真话的肺腑之言。12年后，1991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提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现在即将问世的六卷本《胡华文集》，近300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中我们将可以全面了解并深入研究胡华一生对创建和奠定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重大贡献。
胡华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留下的第五部奠基性力作，是他主编的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上群星璀璨，胡华深感在中共党史著作中难以充分记述众多先烈先贤的革命事迹，他早就萌发了要为中共党史人物树碑立传的想法。及至1979年成立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要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家公推胡华为主编。他为出版这一套丛书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人生最后8年时间内，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召开编委会，提出编写原则和要求，到分头组稿，召开审稿会，建立初审、复审、终审三审制度，由他亲自终审统修定稿，与出版社联系等等，他始终负责到底。他在终审时，经常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直到夜已深沉，依然伏案埋头，精读细改。他要求写党史人物要有史料的真实性、评价的公正性和文笔的生动性，力求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中共党史人物传》每卷有50万～70万字，第一批计划出50卷。从1979年至1987年8月胡华住院治疗前，他终审人物传稿587篇，共1050余万字，住院3个月又审改70多万字。到12月8日临终前几天，他还叮嘱探访的编委“望继续努力，完成50卷的出版、发行工作”。12月14日胡华逝世时，《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到第三十五卷，经胡华终审完毕的已到第四十四卷。余下6卷，也有部分传稿是胡华组稿或审看过的。胡华逝世后，在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李新的关心、支持下，由彭明为代主编，到1991年七一前夕，《中共党史人物传》出齐50卷，收入628篇631个人物的传记。
这部《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好传统。《史记》为纪传体史书留下了写真事的学术标准、不溢美的道德标准和有文采的文化标准，所以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共党史人物传》对各种党史人物一视同仁，上自党中央总书记、党中央主席，下至普通战士中的杰出人物，一律都有几万字的小传，不分类、不分卷，以组稿、来稿先后排列。胡华要求编写者以《史记》为范本进行编写。他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实为我国当代的《史记》，是中共党史人物的《史记》，是中共党史革命家的列传，是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补充，传诸后世有不朽的价值。
胡华教授由于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留下渗透着他拥有的丰富史料、正确史观和高尚史德的五部奠基性力作，所以他堪称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作为教育家，胡华善育人、近人、诲人。也就是说他善于教书育人，平易近人，不倦诲人。胡华终生着重讲授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新近、最重要、对中国社会演进影响最大的一段历史。他教中共党史课不是单纯传授中共党史的具体知识，而是通过教书培育新一代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他在1983年发表的《怎样学习中共党史》一文中鲜明地提出学习中共党史的四个目的：第一，学习和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树立和增强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第二，继承革命传统，学习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和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善于学习和汲取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错误，重走弯路，帮助我们改革各种弊端；第四，要开阔视野，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关系的丰富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做好工作（1988年版《胡华文集》，191～192页）。简而言之，胡华一生教书育人，对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提出了四个标准，归结起来也就是要求拥有坚实理论、高尚品德、实践经验和广博知识。应该说，这是很高、很全面的要求。
作为教育家，胡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从不使人感到高不可攀，要敬而远之，不敢接近，或者见面窘迫、言不尽意。他对同事、学生登门求教，总是热情接待，言犹未尽。他出身于小公务员的平民家庭，1938年10月不满17岁就到延安投身革命，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度过了11年艰苦生活，1949年进北京城后他只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基层领导职务。从1940年起一直在教学第一线任教师，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多次挨批斗。这些经历使他养成了平民学者、平民教授的风格。特别在他最后十年，即从1978年至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在遭到十年浩劫后重办，他身为中共党史系主任，又亲自给本科生授课并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众多校内外兼职和社会活动，他依然平易近人，接近、联系很多群众。他家住城内中心区，离西郊学校本部很远。为了接近、接待群众方便，他长期住在学校本部红二楼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兼书房、卧室和客厅，平时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他在这个小房间中和在食堂用餐时，接待过不计其数的学生和教师，以及校内外、国内外的学者、友人。节假日回到城内家中，依然访者甚多。好几次我去拜访他时，总遇到熟人或陌客。他待客从不厌烦，不时还用笔记下别人提供的情况和数据。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便于他更多、更充分地了解学生和社会，也使更多的人将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语出孔子《论语·述而》。教育家首先要自己“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可以说充实自己是前提条件，不倦诲人是根本目的。胡华不仅在“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方面是表率，而且在“诲人不倦”方面也是典范。这里不妨举一些实例。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彭明在回忆1947年他在华北联合大学听胡华老师讲课时深感“时任史地系副主任的胡华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热情洋溢，语言生动，史料又生动有趣，头一堂课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印象。那时学生们虽然席地而坐，膝盖就是书桌，但仍然不停地在记笔记”《胡华纪念文集》，1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戴逸回忆1948年秋后他初到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听胡华讲课时这样说：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分析史料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感情。当他讲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都淋漓尽致地刻画可歌可泣的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一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参见上书，156页。从上述两段亲切回忆，可见胡华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何等强烈打动学生、何等深刻影响学生的诲人不倦的革命教育家。
胡华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晚年更是我心灵契合的挚友和密友。我们每每见面都是推心置腹，言无不尽。他在1987年12月刚66岁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实在令人万分痛惜！如果他能活到当今，定会作出更多得多、更大得多的特殊贡献。2011年12月纪念胡华90周年诞辰时我写了一首词《桃园忆故人·感念挚友》，兹录于下，以庆祝六卷本《胡华文集》出版和表达我对胡华的怀念：
知音密友难寻觅，
每每畅谈经历，
国事闪失功绩，
都热诚评析。
喜闻呼应声声激，
胜似唱和琴笛，
痛折神交悲戚，
令我常孤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书于2009年9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