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还在苦心经营着军校。
因为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武汉行营，一切事务都集中到武汉行营，即集中到邓演达一人之身；而行营的编制很少，用人不多。邓演达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只注意大事，不注意小事，他对人有热情而不注重细节，所以参谋处、秘书室两个负责人都不合他意。周佛海原在秘书室当中校秘书，邓演达因为他参加过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不喜欢他，也不给他工作做。一直到1926年12月间，蒋介石来武汉召见周佛海后就要重用他，因为蒋介石要拉拢右派，就硬下手令派周佛海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只好在苦笑中接受了。在计划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初，原是作为黄埔军校的分校来做计划，预定招收大学或高中毕业学生，照黄埔的老办法训练六个月，毕业后即分配各省县当行政干部或是军队中当政治指导员。准备招收三千至五千人。这个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由包惠僧奉命筹备这个学校。最初是一无所有，从炊事家具起，到校舍和学校的一切设备，都要一样一样地购买，限期又非常急迫。先在武昌紫阳桥畔烈士祠边，找着一所停办了的中学，开始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牌挂了出来。邓演达跑来一看，说这里像一座城隍庙，哪里容纳得下五千学生？这里作为学校筹备处办公用还可以，作为学校就不行。包惠僧当即带着几个助手，在武昌山前山后跑了两天，才找到两湖书院的旧址，当时是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邓演达去看了一下，认为可以，就在这里准备动工修建。好在战后各学校都在停办中，房子都是空着的。两湖书院的房子很大，是古老的建筑，内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及南书库、北书库，庭院中间有一座高大的坐东向西的藏书楼，相传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常召集门生故吏在这里讲学，他所著的《劝学篇》就是在这里讲学时的主要内容。他在湖北做了很多事，如汉阳兵工厂，武昌纱、布、丝、麻四局及毡呢厂、玻璃厂，都是他首创的。他入阁拜相以后，两湖人士为了纪念他在湖北的政绩，在黄鹤楼建筑奥略楼，在蛇山北麓建筑抱冰堂并重修这座藏书楼，为一时所传的张文襄公的手泽。楼的前面有很大的一个湖，湖的周围种了很多花木，以桃李为最盛，象征张之洞桃李满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五个斋房和南北书库改建成课堂宿舍，藏书楼依照原样加以装修，楼下做礼堂，楼上做校本部的办公厅。学校的名称因为国民政府准备迁武汉，广东就变成了地方行政区，黄埔练兵的重要性因而有所改变，到了定案时就不是黄埔的分校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舍刚刚修建完成，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一个总队开到武汉，即住在新建的校舍里。
邓演达要包惠僧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并要他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一些进步人士的意见。包惠僧把邓演达的意见用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同包惠僧谈话。
张国焘对邓演达并不陌生，在广州即相识，现在在武汉又共同处理事务。他认为邓演达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手软；虽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和左派人物；他似乎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张国焘拉过一把椅子，尽量挨近包惠僧坐下来，安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说：“目前用不着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同意他的思想方向。至于理论问题还是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执行就够了，不必另搞新的东西。”
包惠僧抽着烟，吃惊地吊起眉头说：“我已同他谈过几次，他坚持要写。”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关心的是学校的党团组织和人事安排问题，要那一纸空文干什么？”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农工运动为主体……”
“他这是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你不要写！”
“从党的立场上，我不能给他写像这样中间路线的文章，但在工作关系上，我不能不写……”
张国焘站了起来，像铁塔一样立在包惠僧面前，宽宽的肩膀，硕大的身躯。包惠僧从头上高高的地方听见他的声音：“你就拖着！”
包惠僧就一直拖着。有一次在校本部召集一次筹备会议，邓演达又提出教育纲领问题。后来包惠僧就把他讲话的记录加以修正补充，算把这个教育纲领完卷。
这个纲领就是邓演达后来组织第三党的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