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刻，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途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汪精卫被公认为“左派”。尤其他又是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挤走的，所以他的“左派”光环十分耀眼。他的离国，不但为国民党左派人士所痛惜，连共产党人的谭平山也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疾呼：“左翼失掉了领袖！”同年9月，陈独秀在中央局报告时，也痛心疾首：“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这年底，迁都之争发生以后，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重新燃起了对汪精卫的青睐，从武汉到上海，到处是一片迎汪复职的鼓噪之声。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武汉方面已是洒扫庭除，以待“大王”来。
而此时，也正是蒋介石紧锣密鼓部署政变之时，他对汪精卫也不得不礼待有加，为的就是拉住汪精卫在上海和他一同干。这次“清共”会议是在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召开的，参加者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吴稚晖等十余人。蒋介石将风尘仆仆的汪精卫迎进会议厅，道起“离别之情”。蒋介石显得焦躁不安。因为就在这一天，武汉政府下令通告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将电报递给汪精卫看，口中愤愤：“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所以我誓必自责，完成北伐！”
蒋介石边说边观察汪精卫的反应，发现汪氏并无反对之意，于是急忙紧扣主题：“你切不可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你留在上海，帮助我以暴力清党，并赶走鲍罗廷，然后我们一道到南京去成立政府。”
汪精卫一边探询着蒋介石的目光，一边用眼角瞟着一旁的吴稚晖。后者彬彬有礼地不断点头，表示赞同。
汪精卫沉默了。过了一阵，才踌躇地说：“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不由一惊，强忍着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话，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蒋介石的狡猾就在于，他会左打一下，再右打一下。在“护党护国”的大旗下，含沙射影地攻击了“好人”汪精卫。
汪精卫见惯不惊，也会拉大旗作虎皮：“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
这时出现了一幕滑稽场面：
老朽吴稚晖莫名激动，竟扑通一声跪在汪精卫面前，哀求起来：“我求求你改变态度，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一看这架势，吃惊得起身外逃，退上楼梯，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在场者都被弄得啼笑皆非。
蒋介石又在这略显轻松的气氛里相劝：“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回不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委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坐回椅子，惊魂甫定：“既然你对我寄予厚望，我当小心从事。”他很满意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不想一屁股坐到蒋介石一边：“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时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蒋介石继续施展他的外交手腕，把一张写好的，将在4月3日发出的通电，递给汪精卫。汪精卫一看，是蒋介石通电拥护他汪精卫的，心中一喜，立即表态：“好，我留下来，再做计议。”
“我准备在15日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说着自己的计划：“在未开会之前，要执行几个暂时应急办法。请你负责通知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共产党员，在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另外，前次开列的197名共产党跨党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就在阴谋急急滚动之时，蒋介石并没抛弃假面具。在4月3日，他发出江电，表示服从汪精卫的中央：“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