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方面不赞同起义。
以当时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为例：
他俩是北伐开始后由广东政府派到上海的。钮永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吴稚晖也是中央委员，他们移驻上海的名义是江苏特务委员。他们初来上海的目的是要组织暴动，配合北伐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但他们在上海并无势力，是想依靠工人和学生打头阵的，另外就想策动孙传芳所属海军的一艘军舰参加暴动，再有就是青洪帮里的3600个流氓。
没有起义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准备，结果自然是失败。
一而再，再而三，当共产党代表与钮永建协商时，他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口出狂言了，说话拖腔拿调：“李宝章已退南通，毕庶澄退苏州，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了嘛。且说工人武装是应当的，但不要徒然牺牲啦。”
杨杏佛也在一旁帮腔：“工人武器很弱，如牺牲，则将来北伐军一来，元气消损，就无事可做了。”
“你们不参加可以，但原先答应支持暴动的经费……”共产党代表向钮永建提出要求。
“哎呀上海党部是个靠别人吃饭的穷摊子，我们最多也只能给铁路工人罢工5000元帮助，至于其他……实在难啊。”钮永建拍拍口袋，好像钱装在他的空口袋里。
吴稚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不要搞那个什么民选市民政府，这是脱离国民政府嘛。你们C。P。提出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是表现造反，这个不行的。以党治国，即是政府嘛，就要由国民政府委任，不应民选。”
钮永建也说：“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所以不能实行代表会议。”
共产党代表将国民党的态度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心情有些沉重。他知道钮永建的态度不纯粹是个人的，这个人善于随风转舵，谁有势力就依附谁。对此可以置之不理，共产党可以独立地领导上海第三武装起义。他担心的是北伐军的态度。军委对北伐军的力量相当重视，已要求过配合。可是蒋介石打下浙江后，不进兵上海，持观望态度。特委会上，周恩来提议派工人代表团去见北伐军，促其早日来沪。会上决定派白崇禧的谍报处长之弟章郁庵前去，向北伐军陈述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促其速速进兵。
钮永建又说了三个字：“不赞成。”他果然是代表蒋介石的。
蒋介石还是以南昌为他的大本营。当时被困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开始悄悄地自行设法去武汉。2月2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密逃出南昌，顾孟余跟着也跑了。顾问铁罗尼当天向鲍罗廷报告：所有的中央执委都想走，我劝他们一个一个地走。顾孟余离开南昌后曾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声明：“我再也不可能信任蒋介石了，每一次我信任他，他都欺骗了我。”
群众运动的高涨对于在武汉的那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的立场是有影响的。尽管一般的左派多是用唇舌来“耀武扬威”，并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毕竟还是牵制了蒋介石。2月25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25名委员的会议。会上还通过了致蒋介石的呼吁书，吁请他不要反对迁都，同时反对把经费集中在总司令和个别军阀手中，反对蒋同帝国主义分子单独建立关系，并敦请与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统一，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等。
部分国民党左派确实还是真诚革命的。邓演达将军反映了部队的情绪。2、3月间，他发表了革命的国民党人一些带纲领性的文章：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建立坚强的革命党，拥护工农运动。他也向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寻求过合作，可是没有引起重视，那时陈独秀等人还把眼光放在另一位所谓的“左派”汪精卫身上。许多左派国民党人对汪精卫的归来望眼欲穿，以为汪氏一回来处境就能大大改善。2月末他们给汪发了一份电报：“三二”事件（即“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尚在，军阀们在摧毁党，现在我们一事无成。请回来领导政府和党！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起义，南昌行营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首先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失败。不要说前两次的教训了，就是现在，胜利也没有把握。这可能导致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右派的毁灭性打击，而使上海群众陷入流血的恐怖。他坐立不安，有时还要张臂高喊几句，以平稳情绪。25名中执委员开会的那天，他给进兵上海的北伐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文指出：
（1）预料在我军到达上海时，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进军上海的迟缓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
（2）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立即开始进攻上海。
（3）总的作战计划将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队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
白崇禧接到加伦的电报，什么也没说，继续办他的公。部队仍停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那意图很明显，就是待上海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兵上海，坐收渔利。
现在，他只执行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