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外交部将驻日大使馆的报告转递蒋介石。报告说日本国内有明显趋向扩大事变的动态：“其政府意向，初不主张扩大，此次决定出兵，系受军部牵制，尤受驻外军部牵引无疑……12日，外务省当局公言：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报告特为提供了新闻记者对此事的反应。
13日傍晚，松本重治邀请蒋介石的高级智囊、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到一家日本餐馆边吃边聊。裴复恒年约43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面孔严肃。松本长叹一声“事态严重了”。
裴复恒更是一摇三叹：“我也这么想啊。日本中止出兵就好了。但华北的现状，即使签定局部地区协定，事态也很难圆满解决。”
松本谈到各方面的情况：“我也这么担心。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向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北方局更是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向第二十九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裴君是怎样想的呢？”
裴复恒号称智囊，却对松本竟能透视中共影响表示惊讶：“我想，正如你所说的那样。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副军长、师长等，是不想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但一部分少壮军人不服从上级命令。因此，虽然上级与日军间签订协定，但不能贯彻。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因此，我想事态不会圆满地解决吧……另一方面，日本向华北增兵不仅使华北，也使全中国的青年空前地激愤。以近卫首相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及军方首脑，不了解这一重大的事实吧？如果知道了就无所作为吗？日本轻蔑中国，这对双方都不好。”
松本表示有同感，很快把话题转到中国的决策人物上：“蒋介石先生是作何打算呢？”
裴复恒倒是说了实话：“‘西安事变’后，蒋先生对民众所期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不敢直接反对。但是，蒋先生想要避开中共所说的对日立即开战。如果日本再进行武力侵犯，就会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不得不和日本开战。”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也去参加庐山谈话会吗？”
“是的，明天去。周恩来好像也于15日去庐山。蒋先生即使在谈话会上发表演说，大概仍是本着五全大会、三中全会的方针，如果日本再诉诸武力，将一定会奋起抗战，但同时也会留下和平解决的余地。今后事态会如何发展，应由日本负责，你也有责任哟。”
“不能说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中国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间达成了协议，中共会不会也要对日本开战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日开战，正是毛泽东所预料的。因此蒋先生也只好真正实行国共合作了……蒋先生懂得政治和战争两手策略，如果东京也懂得就好了。11日内阁会议的决定表明，东京对中国缺乏认识和预见。”
松本重复地说：“我也有同感。我想尽我微薄之力，也想请你尽力对蒋先生劝阻。”
裴复恒透过玫瑰色的酒杯望着松本：“我虽才疏学浅，但一定尽力而为。”
7月17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决定：一、指示中国驻屯军，按前述陆军方案做有限期的交涉；二、日驻华武官大城户三治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提出通告：“中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三、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行动，不得阻碍两国进行现地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7月19日答复。
这一天，宋哲元和张自忠得知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后，为防止形势恶化，在当夜，由张自忠会见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原则上接受日本陆军中央的各项要求，决心局部解决；其他未解决的问题如宋本人的道歉、罢免冯治安等，也予以确认和签字等。第二天，宋又去拜访新任日本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面称此为“道歉”。
然而，日本方面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遵循适应现状的既得利益，坚持实现三协定（塘沽、何梅及秦土协定）和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总之，只要中国人不俯首称臣、不服服帖帖把头搁在砧板上，日本人决不罢休。他们的外务省在7月17日深夜，向日本的驻华高参事官打来紧急训电，要求中国必须接受17日五相会议的全部决定。日高参事官于夜11时30分到外交部访问了王宠惠部长，传达了训电的宗旨，强硬要求：“希望在19日得到中国方面的回答。”王宠惠大为震惊，但答应19日答复。果然19日午后4时45分，亚洲司日本科长董道宁代表王部长到大使馆办事处拜访日高参事官。董科长说：中国政府愿就：一、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二、中央军北上是对日军增援进行的自卫准备；三、提醒双方约定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四、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日高参事官立即表示不满。他是个小个，瘦长的脖颈顶起个小小的光脑壳。他不满时，那瘦长的脖颈，连同光脑袋壳，就一颠一弹，像是一支跟随日本太阳旗转动的向日葵。他说：“阁下答复，虽非对日本要求的正式回答，但从内容看，对中国政府的这种答复，我方大为不满。”
董道宁只负责转达之意，所以脸上毫无表情：“希望转告东京。”
日本很快获悉，董道宁透露的中国方面的回答，是遵照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如果到了最后关头”的长篇演说的宗旨指出的。于是东京外务省立即发表了估计中国方面会对日本全面拒绝的声明。
其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感形势严重，但仍存和平一念。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虽然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主旨仍是：“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蒋介石的心存一念，只是个飘飘忽忽的肥皂泡。
他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一再受挫。在事变的第三天，他将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派回南京，让他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方谈判，日方公然嘲讽地答称，事关华北驻军，应与日本军方商谈，外交部非此次谈判之适当对手。13日，王宠惠提出日方应停止增兵，提议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日方竟不予置答。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正式提原议（大致如董道宁与日高参事官谈话），并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双方直接谈判，这是“九一八”事件时，国民政府所坚决反对的。但日方仍未予置答。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赶返任所与日本外相广田谈判，亦无结果。
20日晨，日本日高参事官再访王宠惠外长，要求确认国民政府19日的备忘录，是否是对17日提出条件的答复。王外长答称：中国对日本没有挑衅情绪，军队的北上是出于万一的考虑，不是为了挑衅。并说，关于地方性的解决条款，经过中央批准后，对其实行即无异议。
不出所料，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所讲内容，难以接受。并认为国民政府“丝毫没有诚意”，说这是南京政府“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新的障碍”，因此，对“解决时局全然无望”。
公开的外交途径不能奏效，蒋介石便借助于秘密谋和渠道。这就是与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曾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的秘密和谈。船津受日本近卫首相的委托，于8月7日抵达上海，准备和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秘密和谈。船津此行，虽是私人身份，但其所携条件都经过官方讨论，主要是扩大华北非武装地带，取缔排日，降低对日关税，承认伪满和共同防共等。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也主动前来参与此事。8月9日晚，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但正好这天日军在上海又挑起事端，发生了所谓“虹桥事件”。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秘密和谈遂告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