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饭用的土火炉还能烧制出陶字并且用它印刷成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确实已经成为了现实：记者手中就有这样两本整洁美观、印刷考究的线装书——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
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年逾六旬的退休职工孙寿岭。
孙寿岭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心血去“复活”早已“死亡”的古文字而且“执意”要用它印成那些没有几人能看懂的书？记者就此对孙寿岭展开了采访。
1988年9月，武威市的亥母洞寺遗址中出土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当时任武威市博物馆负责人的孙寿岭亲自前去清理，随后又对佛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他发现，佛经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活字印刷品。在进一步研究中，他又有惊人的发现，佛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很可能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这对研究印刷史，捍卫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反击有些国家的学者对我国印刷术发明权提出的挑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8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在京召开“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印本鉴定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佛经是活字印刷品，印刷时间约为公元12世纪前，佛经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对它究竟是泥活字印本还是木活字印本，专家们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是，有人认为不是，最后决定“诸说并存”，留待以后研究考证后再下结论。
孙寿岭因故未能到会，他对这个结论感到遗憾。他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为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作出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决定：他要亲手制作出泥活字并用它印成书，进而找出泥活字印刷品的特点。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进行了大胆的摸索和尝试。从选泥、制料到刻字、烧制，再到排版、印刷，都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全靠自己摸索。他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由于条件有限，他只好用自家做饭用的土炉子烧制陶字。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反复地烧，反复地刻，一次次毁掉，又一次次从头再来。他常常一熬一个通宵，终于从炉灰中“扒”出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然后，他又按“毕昇之法”摸索着印书。经过反复实验，他终于用自己亲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维摩诘所说经》。“死”文字变成了“活”文字，“死书”变成了“活书”，孙寿岭创造了一个奇迹。但他为此却与许多疾病“结下了缘”，而且由于是自费研究，他不但未从中获得分文报酬，反而搭进去许多钱。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花了工、搭了钱、赔了健康，图什么？图的是捍卫祖国印刷术的发明权，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能正确认识泥活字，别再把泥活字印本当成别的印本！”
孙寿岭的壮举，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活字第一人”。与史金波同单位的另一位西夏学专家白滨说：“这种执著探索真理的科学实践精神，已远远超过作品本身的价值，令人感佩！”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认为，孙寿岭的印本将泥活字的特点全面重现出来，用有力的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本。
宁夏西夏学专家牛达生等人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孙寿岭的最新研究成果，再组织一次专家鉴定会，还历史本来面目。
（原载1994年5月3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