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是极具温馨的字眼。情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亲情、友情、爱情，历来为人称道。人而无情，岂可为人。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足见鲁迅爱子之心。但人情也有其消极方面。我不是说现在的人情债成为生活之累，这还是小事。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就极端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会犯一些错误，往往是受三姑六姨之累，被拖下水的。
在西方，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法律高于人情。可中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伦理和人情。孔子曾与人争论父亲偷羊，儿子要不要告发的事。这是涉及法律与伦理关系的大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置于法律之上。这个问题历来引起争议。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玛出版了名为《反对公平：赞成偏袒》的书，就认为“世间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认为亲亲相隐“并非自私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情感上倾向亲情，而非倾向公平。他说，“在西方，无论是童话寓言、宗教文本，抑或哲学伦理，都鼓励人们淡化人情纽带，要求公平地分配各方权重。但我认为孔子的亲亲相隐原则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例，例如我开设的一个酒馆需要乐队，即使我哥哥的乐队的水平比另一支乐队的水平低，我仍然会优先照顾我哥哥”。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人们的交往中，肯定有亲疏远近、朋友与路人之分。人们在困难中更自然地指望从亲人或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而不是从路人那里得到帮助。因此，毫无疑问，在情感上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里不存在法律问题，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这是纯粹的私人交往，利益上的照顾与否只涉及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不涉及法律规定的第三者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人际关系中就包含主体之间的情感关系。对亲人和朋友不可能没有情感上的偏爱，一视同仁只是说说而已。关键是情感倾向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撇开问题的性质，抽象地争论情感因素在人际关系中是否应该被排除，难以说清。在涉及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大义灭亲的原则，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铡包勉》久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的原因正在于此。包公既依法处置侄子，又安慰劝说嫂子，严格执法，又低头赔情。
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情感偏向当然应该尊重。然而，当问题涉及法律，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例如，名义上公开招标，但暗中却偏袒亲友，这就超出了情感因素的范围，涉及法律问题。包括高考、公务员考试等，都应该按规定办事。事先已为所有人设定共同标准，任何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应该平等。如果在标准面前以亲情为依据而摒弃共同标准，这种亲情偏向就是徇私。
徇私与“隐”不同。徇私是枉法，而“隐”是不主动举报。当“隐”成为包庇罪犯，则同样成为法律问题。在法庭上亲人可以不举证、不检举，但不能做伪证；可以对判决表示赞成或反对，或者对判决有情感上的期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审判。南非残奥运动员世界冠军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的事，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明是蓄意谋杀，而皮斯托瑞斯坚持是误杀。当时出庭旁听的父亲、哥哥、姐姐坚信是误杀。这种所谓“坚信”，往往是由于情感的原因，而非事实的依据。法律可以不采用，但不能认为他们的“坚信”有罪。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其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故而中华民族具有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传统。这不利于法治建设。在情感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上，法律应该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名人、要人、亲人而徇私枉法。法律强调的是理，个人强调的是情；法律强调的是公平，情感强调的是偏袒。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围。如果法律以情为依据进行判决，就是徇情枉法；如果对判决的期待不存情感偏向，则是无情。
我遇到过一位农村学生，其就业选择颇费周折。按照他自己的志愿和条件，到高校比较合适，可父母、亲戚都希望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尤其是在本省、本市。有些人以为只要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就不仅可以抬头做人，而且会带来许多方便。如果碍于亲情，选择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首先要弄清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这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亲友之情置于法律之上。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情社会，如果为人情包围，很容易掉进人情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