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面对的事实是有限的，接触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事事经历，也用不着事事经历。因此，解剖不仅是实际工作方法，也应该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
任何解剖都只能是个别的，没有可能也无必要对同一类事物进行解剖。如果这样，就失去了解剖的方法论价值。通过解剖某一事物，就可以把握同类事物，我们称之为抓典型。毛泽东曾以解剖麻雀为喻，极为恰当。
我们不可能面对一切情况，可又必须了解情况，为此必须在大量事件中抓住典型事件。典型具有代表性。马克思在讲到自己写作《资本论》时说，他在研究资本主义时为什么选择英国，就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是英国。他说：“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列宁也推崇抓典型的思维和工作方法。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说过，“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还在《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和指示》中说，“调查的目的是：详细研究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典型和确切的事实”。毛泽东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也是抓典型、解剖典型的方法。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对典型个别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真正把握一般。当然不能停留于典型，抓住典型后还要回到一般，通过应用看看它是否真正把握事情的本质。这就是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回到个别的方法。
典型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普遍存在中最具代表性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典型肯定是虚假的。因此，要区别唯一性和典型性。凡是“唯一的”东西肯定不具有典型性，而且可能不是事实。例外与唯一不同。例外是众多中的例外，而唯一是没有其他东西的唯一。例外是特点，而唯一是非存在。世界没有唯一，但可以有例外。
我们重视事实，重视从总体中把握的事实，即处在联系中的事实，而不是孤立的事实。脱离总体的个别事实并不能反映事情的本质，因为凡事都可能有例外。列宁特别强调事实的总和，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中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在理论论述中，少不了举例，但要注意举例不是证明，也不能证明，只不过是例证而已。只有经过分析后佐以例证才有价值，单纯摆出的一些毫无联系的事例，在科学研究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在你们的论文中经常看到以举例代替论证。可是事例是列举不完的。怎么办？研究需要搜集大量材料，包括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典型的和非典型的，而论证时使用材料，则应该列举典型的材料，而不是列举一系列毫无关联不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没有综合，说明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综合需要抽象思维和概括出共性，而不是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