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把《世纪末独白》改为《１９９９独白》，由此可见语言的敏感。在新疆的戈壁滩上，与老友王世忠写下“地老天荒，岁月留痕；人易老，心仍在，不必话当年，慢慢过日子”几句话。
《１９９９独白》卷一“序”
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本书将把我们每个人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经验记录下来。作为一种经验方式，它是纯个人的，所以才格外强调“独白”中的“独”字；但就经验的可分析性、可理解性而言，它又是历史的、社会的，至少是语言的。这里面交织着一种“不可能”（不可分析、不可理解）与“可能”（分析与理解的冒险性）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通过自己的独特努力使其展示为学术思考的背景，则是“独白”中的这个“白”字的意蕴。
也许我们缺少的不是感受方式上的独特，而是找不到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转换形式，因为只有不断构成着的形式才可能使我们的思想成果成为可在反思中无限追溯下去的知识体系。任何时代的人文科学话语都有它自成体系的一面，对此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信仰着的，集中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许多人现在都开始大声呼唤着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知识体系的土崩瓦解，真诚信仰也几乎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才格外强调话语转换方式上的“可能”与“不可能”，而且认为只有在此背景下的学术思考，才真正触及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它是重建，但又是在“不可能”这一背景下的“可能”，其至关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个体的真实。这里的所说的真实，第一离不开前面提到的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不如此，无论是启蒙还是重建，都会自行滑入旧有的语境之中；第二，它本身并不是个业已解决或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因为所谓的个体真实，只是就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可能性条件而言的。在这一可能性条件尚未成为问题情况下的一切知识，无论其在外在形态上多么具有事实的真理性或道德的感召力，都应不断受到质疑，就如曾在笛卡尔、休谟、康德、胡塞尔那里所曾屡屡发生过的心灵震撼一样。西方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的最大启示，就在于这种不断通过使个体的真实成为问题而体现出的理性尊严与学术力度。
如果说本世纪的上半叶，个性解放的口号曾在反思中不断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处境和文明本质的话，当这个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这个口号的某种似乎具有自明性的前提就更应该受到质疑，如“个性”的真实性问题；于是反思的意义也就表现为对一本无意义亦即作为反思前的“思”的话语空间的恢复或敞开。
这其实也就是对经验的原初形态的追溯，之所以称之为“原初形态”，就在于它正处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生成转换之中。
总之这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时段，其独特性既可能表现为断裂，也要能恰好使某种连续正在生成。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独白”的独特性都离不开“１９９９”这四个数字，而这四个数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就体现在这本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记录之中。也许它很具体、很细致，甚至涉及艺术、文学、经济、历史等等方面的不同话题，但作为哲学上的一种努力，自然包括着通过对“何以可能”的追问而使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背景（几乎不可能地）得以恢复或敞开。
“１９９９独白”——“经验的原初形态”——“通过形式上的努力使其转化为思想成果”——“反思之所以可能的可能性条件以及个体的真实与现代性问题”，这就是我们设想并推出这套体现集体智慧的丛书的逻辑。
１９９６年元月１７日于海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