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葡萄牙大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是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失明症漫记》中译本出版时，我写了这篇类似于“序言”的读后记。因这篇文章，我受邀前往澳门参加中译本的首发活动，住在前总督的别墅里过了几天别样的生活。瑞典皇家学院在给萨拉马戈的颁奖词中说：“……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方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而萨拉马戈自己则在这本小说的扉页上提的是“箴言书”中的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看”、“看见”、“观察”，这是三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词语。我们这些自以为能“看”的人可曾想到过“看见”与“观察”是什么意思？
“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
应该承认，读这本书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有坚强的神经；而这里所讲的“勇气”与“神经”，又全都是在一个平常到几乎可笑的意义上而言的，这就是：还好，我没有失明，至少眼下还没有失明。
但真这么确定吗？
“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这就是小说的最后，失而复明的医生与他那一直“没有失明”的妻子的一段对话。
什么算“失明”？什么算“盲人”？什么叫“复活”？什么又叫“再生”？医生的妻子，这位在所有的人都失明后仍能看得见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唯一女性”，为什么当大家复明后坚持要把“失明”与“盲人”、“复活”与“再生”区分开来？
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只有两本书译成了中文，即《修道院记事》和这本《失明症漫记》，译者均为中国国际广播台葡萄牙语部译审范维信先生。
人类的苦难无疑是萨拉马戈永恒的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中，人类的灵魂是如何遭受败坏的又是他的着眼点。他是着眼于灵魂来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的。
“着眼”，首先得能看见，于是眼睛或视力的好坏也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所谓的高明者，无非是看到了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一旦涉及灵魂的败坏，能否看到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是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问题，或者说，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是如何遭受败坏的呢？
《修道院纪事》里的另一位同样也把“失明”与“盲人”区分开来的“唯一女性”叫布里蒙达（附带说一句，也许在萨拉马戈看来，只有女性才可能具有某种非凡的洞察力，所以他的《失明症漫记》才专门题献给他的妻子与女儿）。布里蒙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闭着眼睛吃东西，不吃东西不敢睁眼，因为一睁眼就能看见一般人都看不见的东西，这首先指的是人体的内部器官，如内脏、骨头、肌肉等等。
所以在未进食的情况下，布里蒙达尽量不看，什么都不看；万一手边找不到可吃的东西，她就要让她所钟爱的断臂人巴尔塔萨尔走在她后面，为的是避免看到他（的内部），因为“人们的内部比外表更加一样”，也更加不堪入目（该书第十一章）。除了能看到人体的内部结构外，布里蒙达还能看到人的意志，“胸口一团类似于密云”的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布里蒙达所看不到的，这就是思想。思想是某种用概念图式与表达系统所构成的东西，它也可以理解为想法，总之是一种内心的活动，大约对人类被败坏的灵魂而言的所有阴险、恶毒、残忍的东西也都可归为某种想法；从想法到意志，涉及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布里蒙达虽然知道“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通向肉体”（该书第九章），也能看到意志支配下的肉体的行为，但就是看不到“看不到的思想”是如何转变为“可看到的”肉体的行为的。这也是一直困扰着萨拉马戈的一个问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为什么要修造那样庞大的一个马芙拉修道院到失明后的人们何以生存。《修道院纪事》（１９８２）中的布里蒙达区分了“看”与“望”，认为只“望”不“看”的人是另一意义上的瞎子（该书第八章）；《失明症漫记》（１９９５）中的医生的妻子则在巨大的灾难中进一步认清了“理性的盲目”（因盲目而失明）与“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因拒绝而视而不见）。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２日，萨拉马戈来北京在《修道院纪事》的中文版发行仪式上曾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一种想法为基础的，所以他每写一本书，首要的是确定书名，“也就是说，是以书名中蕴含的某种思想为出发点去写这本书，去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我写的每一本书都希望能解决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主题先行”的创作思路，问题只在于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层次上的主题。他说，“我以为，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今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成为评论员，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如此。是把矛头对准其所置身的时代的评论员，原因是，尽管今天的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总是有必要以批判的方式看待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以及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体现着一种精神运动的方向，一个“社会可以更公正，而不只有金钱”的方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奇怪或不奇怪的地方在于不仅他的思维方式是基督教式的，而且谈论最多的也就是上帝。正是上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生活与意识，当然也正是上帝才给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相信“再坏，总还有一丝希望”，“无论如何，爱总是可能的”。也许萨拉马戈先生不认为这种“希望”与“爱”和上帝有关，他也可以就如找到有别于“复活”的“再生”一样找到一些别的词语来表达非宗教意义上的希望与爱，但到底什么才是思想（想法）中的“善”（希望与爱）的“根据”
（依托、起源），什么又是未被败坏的灵魂和“再生”后的“新人”呢？我们当然关心的不是萨拉马戈先生的论证，而是他的叙事，是他所讲给我们的故事（他显然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高手）和讲述方式中所蕴含的寓意。比如《失明症漫记》中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其实也就本无“自己”可言，放给谁，在那种境况下都一样，这是一个毫无任何主体的确定性可言的世界，有的只是声音，这些声音作为话语没有引号、问号、感叹号，从声音中也辨别不出性别、年龄、地位的差异，“结果就产生出一种中性的、光秃秃的、脱离任何支撑、任何主体的话语；这种无法记忆的话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超越时代，从不固定下来（有一天她谈到另一件事，句子没说完，有人会将句子说下去，但不知何时和为什么。又另一个人再往后会把句子说完的，但在什么地方，目前暂且只说是有一天）。死人和活人的声音，真与假的声音，也就这样难解难分的混杂在一起”。
对人来说，最深或最厚的东西就是皮肤，因为它把人分割成内外两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