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去内罗毕的土著医院看望旺阳盖里。
因为我的土地上有太多佃农家庭，一年到头都有病人在医院里，所以我是医院的常客了，与舍监和看护的关系都很融洽。我从没见过有人像舍监那样抹那么厚的粉，在白色的头巾下面，她的大方脸看上去就像那种能拧开的俄罗斯木头套娃，然后里面有另一个娃娃，娃娃里面又有一个娃娃，店里售卖的这种娃娃叫“卡婷卡”。她是个和蔼又能干的舍监，就像你想象中的“卡婷卡”一样。星期四是她们清洁通风的日子，病房里所有的床都被搬到空地上。在医院里，这是快乐的一天。院子里视野极好，前景是干燥的亚提平原，远处是东尼奥·萨布克蓝山和绵长的穆阿山。看到我家的基库尤老妇人们躺在床上盖着白床单，感觉很怪异，就像看到疲惫的老骡子或是其他耐劳的驮畜躺在那里一样。她们在此情此景下还朝我笑，但笑得很酸，要是老骡子会笑的话，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土著们害怕医院。
我第一次在医院里看到旺阳盖里时，他那么地战栗，被摧毁得那么彻底，以至于我觉得最好让他去死。他害怕一切，我在他身边时他一直在哭泣，求我把他带回农场。他在绷带下面震动颤抖。
我再过来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我发现他已经平静而安定下来，有尊严地和我见了面。无论如何，他很高兴见到我，看护告诉我，他一直在焦躁地等着我来，因为今天他可以通过嘴里的一根管子吐出单词，从而果断地告诉我，他一天前已经在医生手上死了一次，几天后还要再死一次。
旺阳盖里的主治医生曾经去过法国战场，修补过很多人的脸，他为旺阳盖里费尽心力，手术做得十分成功。他放进了一个金属箍架做下颚骨用，然后把它拧进了脸部剩余的骨头里，他扯起少量撕裂的肉把它们缝合在了一起，给旺阳盖里充当下巴。旺阳盖里告诉我，医生甚至从他的肩膀上取了一点皮肤来拼接。治疗的最后，绷带被拆开，孩子的脸变了好多，看上去很诡异，因为没有下巴，像个蜥蜴的头。但他能正常吃饭和讲话了，只不过这起意外之后，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所有治疗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去看望旺阳盖里时，他找我要糖吃，于是我常用一点纸包上几勺糖带去。
如果土著没有被对未知的畏惧吓到瘫痪或者麻木的话，他们就会在医院里拼命地咆哮和抱怨，并且构思各种方案来逃跑。死是其中的一种，他们不怕死。建造装修医院的、在里面工作的、还有费好大力气把病人拖来的欧洲人都在辛酸地抱怨土著，说他们完全不知感激，说不管你怎么对他们都一样。
对白人来说，土著的这种心境让人又为难又痛心。确实，你对他们做什么都一样。你能做的很少，而且你做的事很快就会湮灭，再也不会被提起。他们不感谢你，也不怨恨你，即使你真的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这是一种让人惊恐的特质，它似乎抹除了你作为人类个体的存在性，而强制给你一个不由得你选择的角色，就好像你是一种自然现象，好像你只是天气。
在这方面，索马里移民和这个国家的土著不同。你对他们的行为会严重地影响他们，实际上，不管你做什么，都会对这些沙漠里热情如火的正人君子造成影响，你甚至会经常深深地伤害到他们。他们对感激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也会怀恨终生。恩情与冒犯、怠慢一样，会在他们心里刻进石碑。他们是严格的穆斯林，像所有的穆斯林一样，他们以一套道德准则为依据来批判你。和索马里人在一起，你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建立或毁掉你的全部名声。
在土著部落里，马赛人的立场格外鲜明。他们记得你，懂得感谢你，他们也恨你。他们恨我们所有人，这份恨意只有等这个部落本身消亡才能消除了。
但不带偏见的基库尤人、坎巴人或卡韦朗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准则。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大多数事情，你是吓不倒他们的。可以这么说，要是你的行为让一个基库尤人对你另眼相看的话，那他不是个可怜虫就是个变态。他们的天性和民族传统注定了，他们把我们的行为看作自然界的现象。他们不批判你，但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他们观察的结果就是你在他们面前扮演的形象，就是你的美誉或恶名。
欧洲的贫民在这方面很像基库尤人。他们不批判你，但归纳总结你。如果他们确实喜欢你或尊敬你，那也是人们爱上帝的那种爱，不是因为你对他们做了什么，甚至完全不是因为你对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是谁。
有一天我在医院散步，看见了三个新病人。一个顶着一头乱发的非常黑的男人和两个男孩，三个人的喉咙上都缠着绷带。病房里的一个看护是个驼背，也是个讲解员，他喜欢给我解释病房里最有趣的病例。他看见我站在新来的病人床前，就走过来给我讲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肯尼亚的黑人士兵—英皇非洲步枪团乐队里的努比亚人。男孩们是鼓手，男人是小号手。小号手经历了一些严重的争吵，失去了理智，这在土著身上很常见。开始，他满军营里到处开枪，子弹打完后他把另外那两个男孩和自己关在了一起，关在他的波纹铁皮房里，他想方设法要割断他俩的喉咙，还想自杀。看护很遗憾地说，我没见到他们上周被带来医院时的样子，因为那时他们全身上下都是血，我会以为他们已经死了。现在他们脱离了危险，凶手也恢复了理智。
讲故事的人在叙述时，三个躺在床上的故事主角也在高度注意地听着。他们打断他来纠正叙述的细节，两个男孩连讲话都困难，他们转向躺在他俩中间的男人，让他证实他们的陈述，确信他会协助他们来让我更清楚地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
“你难道没有口吐白沫吗，你难道没有尖叫吗？”他们问他，“你不是说你要把我们切成像蝗虫一样的小丁吗？”
杀人者说：“是的，是的。”神情悲痛。
有时为了等一个业务会议，或是等一封欧洲来的信件，而从海岸开来的火车晚点时，我会在内罗毕耽搁上半天时间。这种时候我通常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开车去土著医院，带上几个恢复期的病人愉快地出门兜风。旺阳盖里待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市长爱德华·诺赛爵士养了几只小狮子，准备转送去伦敦动物园，先关在总督府院子的笼子里。它们对医院的病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都吵着要去看狮子。我答应过英皇非洲步枪团乐队的病人，等他们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就带他们去，但他们三个必须一起去，否则一个也不能去。小号手恢复得最慢，其中一个男孩甚至还没去看过狮子就被安排出院了。这个男孩每天都回医院打听小号手的恢复情况，以便确认自己的兜风行程。一个下午，我发现他站在医院外面，他告诉我小号手的头还是疼得厉害，但他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小号手的脑袋里全是魔鬼。
最后他们三个人一起来了，都站在笼子前陷入沉思。其中一只小狮子因为被盯得太久发怒了，突然间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后短促地咆哮了一声，结果观众们都震惊了，最小的男孩躲在小号手身后。我们开车回程的途中，他对小号手说：“那头狮子和你一样狠毒。”
这段时间以来，旺阳盖里的事件在农场上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他家人有时会来问我他的进展如何，但除了他弟弟，其他人似乎都很怕去医院探望。卡尼奴也在深更半夜绕到我家来，像头出外侦查的老獾，来打探孩子的情况。法拉和我私底下有时会用绵羊的头数来估算他受的苦。
意外发生的几个月以后，法拉告诉了我案情的一个新动向。
要谈这种事时，他就会在我吃饭的时候过来，笔直地站在桌尾，把消除我的无知视为己任。法拉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但会固执地坚持某些错误。该说“除了”的地方他都说成“正是”—“所有的牛都回来了，正是那头灰牛”—我不纠正他，反而在跟他说话时也开始用同样的表述。他的面庞和表情都自信而庄严，但他会用非常暧昧的方式发话。“夫人，”他说，“卡贝罗。”看来节目要开始了。我等待下文。
停顿了一下，法拉再次重启话题。“夫人，”他说，“你以为卡贝罗死了，被鬣狗吃掉了。他没死。他和马赛人在一起。”
我犹疑地问他怎么知道。“哦，我就是知道，”他说，“卡尼奴有太多女儿嫁给了马赛人。当卡贝罗想不到任何人可以帮他时，正是马赛人，他跑去投靠他姐姐的丈夫。他真的过得很惨，在树上坐了一整夜，鬣狗就站在树下围着。现在他和马赛人住在一起。有一个富有的老马赛人有好几百头牛，但自己没有小孩，他想收养卡贝罗。卡尼奴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他去和那个马赛人谈判好几次了。但他不敢告诉你，他相信如果白人知道了，卡贝罗会在内罗毕被绞死。”
谈及基库尤人，法拉总是态度傲慢。“马赛妻子生不出小孩，”他说，“他们很高兴能有基库尤小孩。他们偷了太多小孩了。”他继续说，“而且，这个卡贝罗长大以后会回到农场，因为他不愿像马赛人一样生活，总是要搬来搬去。基库尤人太懒了。”
从农场上，你年复一年地见证河对岸正在消失的马赛部落的悲惨命运。他们是被阻止战斗的勇士，是被砍断爪子的垂死雄狮，是被阉割的民族。他们的长矛，甚至雄赳赳的大盾牌都被没收了，狮子在动物保护区里跟踪他们的牛群。一次在农场上，我把三头年轻公牛骟成了安静的阉牛，打算留作犁地和拉车用，之后把它们关在了工厂院子里。夜里鬣狗闻到了血腥味，把它们干掉了。我想，这就是马赛人的命运。
“卡尼奴的妻子很难过，”法拉说，“要失去儿子那么多年。”
我没让人去叫卡尼奴，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法拉告诉我的话，但卡尼奴再来时，我走出来和他谈话。我问他：“卡尼奴，卡贝罗还活着么？他和马赛人在一起吗？”土著对你的行为永远早有防备，卡尼奴马上开始为他失去的孩子放声恸哭。我听着他哭，看了他一小会儿。我重申一遍：“卡尼奴，把卡贝罗带来。他不会被绞死。他妈妈可以把他留在身边，留在农场。”卡尼奴没有停止哭泣而听我讲话，但他一定听到了我那个晦气的词—“绞死”；他的哀号降到了深沉的音调，他滔滔不绝地描述卡贝罗许过的承诺，以及他本人如何偏爱卡贝罗，超过所有其他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