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过去还是有可能的，但长雨季已经开始，我不得不查清路面状况。我干坐着等待路面报告时，突然记起丹尼斯告诉过我，他希望被葬在恩贡山间。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起过这件事，直到现在它才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因为他们最后终究要埋葬他。这时好像有一幅画面在我面前展开。
山间有一块地，就在动物保护区的第一条山脊上，在我还以为自己会生在欧洲、死在非洲的时候曾把它作为自己未来的埋葬之地指给丹尼斯看。晚上我们坐在家里看山，他评论道，他也想被葬在那里。从那次开始，有时我们开车进山，丹尼斯会说：“我们开去我们的墓地吧。”一次我们在山里扎营寻找水牛，下午时分走到斜坡上仔细查看了一下。那里有一片极好的视野，日落的光辉里我们能同时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当时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他就想葬在这里。我自己的埋葬处要再高一点。两个地方都能看到远在东边森林里的我家。尽管理论普遍认为万物终有一死，我想，我们下葬的第二天会回来，永久地回来。
古斯塔夫·莫尔听说丹尼斯的死讯后从他的农场赶来我家，在家里没找到我，他又来了内罗毕。没过多久，休·马丁也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我把丹尼斯的心愿告诉了他们，还有山间的埋葬位置，他们给沃伊的人发了电报。我回农场前他们通知我，沃伊的人会在次日一早把丹尼斯的遗体用火车运回来，这样葬礼可以中午在山里举行。我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好他的墓地。
古斯塔夫·莫尔陪着我回农场，在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给我帮忙。我们必须赶在日出前到山里选定位置，然后及时挖好墓地。
雨下了一整夜，早晨我们出门时仍有毛毛细雨。路上的车辙积满了水。开车进山就像开进了云端，我们看不到左下方的平原，也看不到右侧的山坡和峰巅。仆人们坐卡车跟在我们后面，十码距离以外就看不见了，越往上开雾就越浓。根据路上的指示牌，我们找到进入动物保护区的岔口，然后又开了几百码后下车。我们让卡车和仆人们留在公路旁，等我们找到理想的位置再过去。早晨的空气冷得能冻掉手指。
墓地的位置不能离路太远，地面也不能太陡，否则卡车开不过来。我们一起走了一小会儿，谈论着迷雾，然后分道扬镳，过了几秒就看不见对方了。
山间的伟大乡野不情愿地在我周围打开，又再次合拢，这一天让人想起欧洲北国的一个雨天。法拉带着一把湿了的来复枪跟着我走，他怕我们会撞上水牛群。附近的景物突然间呈现在我们眼前，看起来大得难以置信。灰色野橄榄灌木的叶子和长草都比我们高，湿漉漉地滴答着水，气味很浓。我穿的是麦金托什防水衣和胶靴，但没过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就像刚蹚过一条小溪。山间非常寂静，只有在雨下得更大时周围才有飒飒声。有一小会儿，迷雾散开，我看见眼前和头顶都呈一片靛蓝色，像一块板岩—这一定是很远的一座高峰。片刻之后，它马上又被飘扬的灰雨和迷雾挡住。我走啊走，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定。除非天气放晴，否则我们无可奈何。
古斯塔夫·莫尔朝我喊了三四次来定位我的位置，然后朝我走来，满手满脸都是雨。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雾里转悠一个小时了，如果现在再不确定墓地的位置，就来不及准备了。
“但我看不到我们在哪儿，”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丢在没有视野的山脊上。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们沉默地站在长草里，我点上一支烟。就在我准备丢掉烟蒂时，迷雾散开了一点，一片苍白清冷的透明开始渗入世界。十分钟后，我们看清了所处的位置。平原横卧在我们脚下，我能够辨出来时的路，它沿着山坡盘进盘出，爬升到这里，然后继续蜿蜒。在遥远的南方，变幻的云朵之下，静卧着乞力马扎罗山起伏不平的深蓝色山麓。我们转向北面，光线更强了些，暗淡的光束一度斜劈天空，一道闪亮的银光绘出肯尼亚山的山肩。突然间，在更近的地方，我们脚下的东面，一片灰绿中有一个小红点，那唯一的红色就是森林空地上我家铺瓦的屋顶。我们不用再走了，就是这里了。又过了一小会儿，雨开始下。
高出我们驻足点二十码处的山腰间有一块狭窄的天然平台，在这里我们用指南针标出墓地的位置，让它坐东朝西。我们召来仆人们，让他们用大砍刀把草割掉，然后挖开潮湿的土壤。莫尔带着几个人去给卡车铺路，他们整平了从公路到墓地的路面，砍下灌木枝铺在小路上，这样可以防滑。我们没法把路一直铺到墓地，因为附近的地势太陡了。直到此时此刻，这里都一直很安静，当仆人们开始工作后，我听到山里有回声，它在回应铁锹的敲打声，像一只小狗在吠。
几部车从内罗毕开来，我们派了一个仆人去给他们指路，因为在广阔的乡野里他们注意不到灌木丛的墓地边有一小群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来了，他们把骡车停在公路上，慢慢地走上来，三四个人一道以索马里方式哀悼，看上去像在包扎自己的头，并从生命里撤离一样。丹尼斯在内地的几个朋友听说死讯后，分别从奈瓦沙、吉尔吉尔和埃尔门泰塔开车过来，他们的车上蒙了一层长途飞驰溅起的灰泥。现在天气变得晴朗，四座高峰在我们眼前映着天空显现。
下午早些时候，他们把丹尼斯从内罗毕带来了，走的是他去坦噶尼喀的游猎老路，缓缓地开上湿路。他们开到最后的陡坡停下，抬出盖了国旗的窄棺。它被放进墓地里时，整个乡野都变成了它的布景，和它一样平静，山丘严峻地伫立着，它们知道，也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过了一小会儿它们自己接管了仪式，这是它们和丹尼斯之间的事，在场的人只是场景中的一小群旁观者。
丹尼斯注视也追随过非洲高地上的每一条路，他比其他任何白人都更了解这里的土地和四季、植被和野兽、风和气味。他见证过天气变化，见证过变化中的人、云彩和夜晚的星。在山间，我仿佛就在顷刻之前还见过他，没戴帽子，站在下午的大太阳里，凝视着整片大地，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想看清它的一切。他接纳了这个国家，在眼里和心里将她转化，打上个人的烙印后将她融为自己的一部分。现在非洲也接纳了他，将他转化，与自己融为一体。
我听说内罗毕的主教不想过来，因为没时间在墓地做神圣仪式，另一个牧师到场了，他宣读了我从没听过的葬礼仪式。在空阔的场地里，他的声音听起来小而清脆，像山间的鸟声。我想丹尼斯如果在的话，会巴不得整个仪式赶快结束。牧师念出圣诗：“我会抬眼看向山峦。”
古斯塔夫·莫尔和我在其他白人离开后又小坐了一会儿。穆斯林们一直等到我们离开，才走到墓地旁祈祷。
丹尼斯死后，他的游猎仆人们来到农场聚集。他们没说为什么来，也什么都不需要，只是背靠我家的屋墙坐下，把手背耷拉着放在人行道上，大多数时间只有一片沉默，这和土著的习惯截然相反。马里木和萨尔西塔过来，他们是丹尼斯英勇、精明、无畏的扛枪手和追踪员，他们跟着他经历过所有的游猎。他们曾和威尔士亲王一同出行，许多年后亲王仍记得他俩的名字，说他们两人一起无人能敌。此时伟大的追踪员迷了路，一动不动地干坐着。丹尼斯的汽车司机卡奴提亚也来了，他开过上千英里的崎岖路，是个精瘦的基库尤年轻人，有着一双猴子般警觉的眼睛，此时他坐在屋旁，像一只笼子里凄凉怕冷的猴子。
毕莱阿·艾萨—丹尼斯的索马里仆人，从奈瓦沙来到农场。毕莱阿跟丹尼斯去过英国两次，在那里上过学，说一口绅士英文。几年前，丹尼斯和我参加毕莱阿在内罗毕的婚礼，这场盛宴持续举办了七天。在那种场合，了不起的旅行家和学者回归祖先的传统，穿着金色长袍，在迎接我们时俯身触地，他还跳了剑舞，疯狂陶醉于自身沙漠悍匪的气概。毕莱阿过来探望他主人的墓地，坐在墓旁沉思。他回来后话很少，过了一会儿，他也加入其他人背靠墙壁坐下，手背耷拉着放在人行道上。
法拉走出去站着和哀悼者们谈话。他自己本人很严肃。“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国家，而白达还留在这里的话，”他对我说，“事情本不至于这么糟。”
丹尼斯的仆人们逗留了快一个星期，然后陆续离开。
我常开车去丹尼斯的墓地。以最短直线路径来计算的话，从我家过去不到五英里，但绕盘山路得十五英里。墓地比我家高出一千英尺，这里的空气不太一样，像一杯水一样清澈；甜蜜的微风在你摘下帽子时撩起你的头发；山峰以上，云从东方漫游而来，把它们活泼的影子投在宽阔起伏的大地上，又在裂谷上空融散消失。
我在杜卡买了一尺白布，土著叫它“美国平纹粗布”，法拉和我在墓地后面的地上立了三根高柱，把白布钉在上面，这样我从家里就能认出墓地的确切地点，像青山里的一个小白点。
长雨季来得很凶，我担心草会长得太长，那样就找不到墓地。于是，我们有一天搬起了我家车道上的所有白浆石，就是卡罗曼尼亚辛辛苦苦搬到前门的石头，把它们装进箱体汽车里一路开进山。我们割掉墓地周围的草，把石头码成一个方块来标记位置，这样就永远不会找不到它了。
因为我经常去墓地，还带着我家的孩子们一起去，那里变成了他们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可以给前来探望的人们指路。他们在附近山间的灌木里搭了一座小凉亭。夏天的时候，阿里·宾·萨利姆，他也是丹尼斯的朋友，从蒙巴萨过来躺在墓地上哭泣，以阿拉伯的方式悼念他。
一天我在墓地旁碰到了休·马丁，我们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休·马丁对丹尼斯的死耿耿于怀。如果这个离群索居的怪人真会在心里为谁留有一席之地的话，那只有丹尼斯。一个完美典范是很奇怪的东西，你永远不会相信休的心里会怀有这样一个信念，更不会想到失去典范对他的影响之深，就像他失去了一个生命器官。丹尼斯死后，他老了很多，变化很大，他的脸坑坑洼洼得变了形。但他仍保持着平静、微笑的中国大佛神态，好像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什么特别满意的事情。他这时告诉我，他在夜里突然想起丹尼斯合适的墓志铭。我想他是从古希腊著作里找到的，因为他用希腊语向我引述，然后为了让我理解又翻译了一遍。它是这么说的：“尽管在死亡里，烈焰与我的骨灰相淬，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现在一切都好。”
后来，丹尼斯的兄弟温切尔西勋爵在他的墓地上立了一块方尖碑，刻下摘自《古舟子咏》的铭文，这是丹尼斯非常推崇的一首诗。在丹尼斯对我讲述前，我自己从没听说过这首诗—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还是在我们去毕莱阿婚礼的路上。我没有见到那座方尖碑，它是在我离开非洲以后才立上去的。
英格兰也有一座丹尼斯的纪念碑。他的旧时同窗为了纪念他，在伊顿两块农田间的一条小溪上建了一座石桥。一根栏杆上刻有他的名字以及他待在伊顿的时期，另一根栏杆上刻了这句话：“在这片田间闻名，为一众好友深爱。”
联结英国柔美景色里的小河和非洲山脊的，是丹尼斯的生命之路，如果它看起来曲折而背离，那只是错觉—背离的其实是周边的环境。弓弦从伊顿的石桥放开，箭尖勾画出它的轨道，直击恩贡山的方尖碑。
我离开非洲以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给我，提到丹尼斯墓地旁发生的一件怪事，我从没听说过类似的事。他写道：“马赛人向地区委员报告说，他们多次在日出、日落时分在恩贡山芬奇·哈顿的墓地附近见到狮子出没。有一头公狮和一头母狮在那附近站上很久，有时干脆躺在墓地上。几个开卡车去卡贾多路过那里的印度人也见过它们。你走之后，墓地附近的一片地都被整平了，现在类似一块大平台，我猜那块平地对狮子来说位置很好，因为从那里它们可以俯视整个平原和平原上的牛与野兽。”
狮子来到丹尼斯的墓地，把这里变成非洲的一处胜地，这恰如其分，也很高雅。“因你的墓地而闻名。”我沉思。纳尔逊勋爵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纪念柱也不过只有石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