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艮岳之裔”袭“艮岳之态”
南宋时，西湖边的群山，因了大批北方人猝然迁杭，许多适宜种植龙井茶的山岭，竟然种起了小麦。
如今，大麦岭、小麦岭不再种植小麦了。但作为承载过南宋历史的地理名称，它们却如化石般刻在西湖的群山之间。
杭州的地名，是可以吃的。
地名合乎的，是北方人的胃口。
主食：大麦岭、小麦岭、小米弄等；荤菜：甲鱼桥、羊血弄等；素菜：花生弄、豆腐巷等。
站在杭州西湖北山的岳飞墓(岳王庙)前，望眼穿过南面的岳湖、西湖，看到的，是西湖西南丁家山下的大麦岭、小麦岭。
站在杭州楼外楼的广场上，望眼穿过南面西湖与湖中的苏堤，看到的，还是西湖西南丁家山下的大麦岭、小麦岭。
岳飞墓在栖霞山下，他的手下大将、另一位河南人牛皋，其墓在栖霞山上。
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后，秦桧怕牛皋闹事，将他毒死。
传说与演义有群奸受惩，直捣黄龙，“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构想，这当然纯粹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是不足为凭的。
但死后的牛皋可能就是比岳飞更开心。因为站在“宋辅文侯牛皋之墓”前，西湖美景尽收眼底。当然，牛皋把西湖的白堤苏堤、孤山雷峰、三潭印月浏览一番后，他仍然要把眼光落在西湖西南丁家山下的大麦岭、小麦岭……
为什么都把目光聚焦在大麦岭、小麦岭呢？这是一种刻意安排还是纯粹巧合？大麦岭、小麦岭究竟意味着什么？
龙井茶，是西湖的骄傲。
大麦岭、小麦岭位于龙井路与三台山路交会之处，这儿恰是盛产龙井茶的所在：它的南边，是今日龙井村；它的西面，是“茶圣”陆羽注目的地方——天竺、灵隐二寺。
西湖群山都是产茶叶的好地方。西湖种茶始于何代何人，其说不一。但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杭州西湖只有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述；而据北宋苏东坡考证，西湖最早的茶树就在灵隐、天竺二寺，它是谢灵运从天台山移植过来的。以此推断，西湖种茶最迟始于谢灵运，至今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
饮茶而讲究茶叶的品质与产地，始自唐代。赵构南渡后，杭州茶文化开始步入它的辉煌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每年春天，在这个采茶的季节，西湖群山间，飘荡的却不是茶香，而是麦香。
西湖边的群山，因大批北方人猝然迁杭，许多适宜种植龙井茶的山岭，竟然种起了小麦。
大麦岭、小麦岭不是因了分别种植大麦、小麦而得名的。这两个岭，种植的都是小麦，因山的体量能分个大小，故得名为大麦岭、小麦岭。
“大麦岭、小麦岭不再种植小麦了，但作为承载过南宋历史的地理名称，它们却如化石般刻在西湖的群山之间。”宋史研究专家、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徐吉军说。
龙飞凤舞入钱塘
在开封，北宋故宫遗址在龙亭湖水下十米，艮岳不见踪影。
在杭州，南宋故宫遗址掩遮在凤凰山森林中。据说这凤凰山，正是艮岳的“模特”。
徽宗照杭州凤凰山的葫芦，画了个东京艮岳的瓢。
站在海拔178米的凤凰山山巅，西北望，1000多米，是烟波浩渺的西湖水；东南望，1000多米，是激流翻滚的钱塘江；西南望，1000多米，是云蒸霞蔚的玉皇山(又名玉龙山，古称龙山)；东南望，眼下的，是森林、山麓、平地，1000米或更远的，是瓦房、高楼——这个大约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这个能把人窝憋而死的所在，就是南宋行宫之所在，是赵构乃至南宋一代的行在所。
在中国传统的首都规划中，皇宫无不摆在都城的中轴线上，并以皇宫为中心，展开首都的对称布局。
但南宋行宫一反常态，蜗居在临安城(今杭州)之南的凤凰山下。
为什么？
当然有风水的诉求。
按照堪舆家的理论，“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
发端于浙江省西北的天目山，如一条巨龙奔向东南，在杭州被西湖辟为南北二山；过西湖，在玉龙山、凤凰山戛然而止。再往东南，就是钱塘江。“江(钱塘江)湖(西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
西湖东南、钱塘江西北的玉龙山、凤凰山，犹如人的两只胳臂，相拥着一块不大的平地。这块平地，就被赵宋王朝选作龙飞凤舞入钱塘的行宫之所在。
天目山雄踞黄山与东海之间，龙飞凤舞俯控吴越，狮蹲象立威镇东南。
相传，晋代训诂学家和地理学家郭璞曾写过一首《天目山谶》诗：“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山明水秀无人会，五百年间出帝王。”因西湖诸山之脉皆宗天目，当然诗中的“龙”，就是玉龙山；“凤”，则是指凤凰山了。
堪舆家的解读，有点玄乎。古徽州(今黄山市)的一个笑话，把这一山高水来的地势，说得倒更为清楚：杭州的西施，可是捧起咱徽州姑娘的洗脚水来洗脸的呀(黄山新安江是杭州钱塘江的上游)。
最先看上这块风水宝地，并在隋唐王朝州治基础上在此修建王宫的，是五代初期的吴越国国王钱镠。由于钱镠始终以臣子的身份对待中原王朝，所以他把“五百年间出帝王”改成了“五百年间异姓王”，只把自己看做一个地方割据政府的领袖。
除却政治领袖吴越国的钱王外，在这块土地上做过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成为文坛领袖的，还有白居易、苏东坡等。
自隋唐、五代至北宋，这儿形成一个不小的建筑群落。
北宋柳永的《望海潮》，把其写成“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但这种繁华很快被方腊与金兀术席卷一空，以致1138年赵构决定在此兴建行宫时，这儿竟成了一个大鸟窝。
每天清晨，群鸟在山间林中腾然而起，掠空而下扑向平地，宛如一片黑压压的乌云。
因了天然形胜，赵构还是毫不犹豫地诏示：“即以州治为行宫。”
除了风水的原因，更有“艮岳之裔”承袭“艮岳之态”的政治诉求。
赵构的老爸徽宗在《艮岳记》中曾这样写道：“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色也。”
这段话中徽宗所说的“凤凰”，就是杭州凤凰山，就是赵构行宫之所在。
在很多记载中，也有说徽宗的艮岳，就是仿照杭州凤凰山而建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了。杭州凤凰山无态无韵，满山是树，不过是江南再普通不过的一座小山，实在无法与艮岳同日而语。
徽宗说它“奇伟”，肯定是道听途说而得的一种臆测；至于“奇”，当然是堪舆家们忽悠出来的。
堪舆家们忽悠了几百年，终于把赵构忽悠到了凤凰山。
至于说艮岳仿照凤凰山而建，那就是后来人附会赵构的想法了。毕竟赵构如梁思成先生所言，是“艮岳之裔”呀！
赵构这“艮岳之裔”，从一开始选择地址与兴建行宫，就呈现梁思成先生所说“艮岳之态”：一种不健康的病态！
行宫各殿，勉袭汴京旧名；但有的大殿，搞得“小如常人所居”，“尤显其隘窄”。之后，南宋历代皇帝“增设亭榭便殿，或为习射蹴鞠，或览湖山之胜，多为宫廷宴游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建筑多水榭园亭之属，大殿无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务简约，不尚华饰，一尊祖制(这儿的祖制，当然是赵构的)’耳”。
而整个行宫，则“自平陆至山冈，随其上下，以为宫殿”，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山城，实在像个大花园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倒是像极了徽宗的艮岳！
这，也许是后人把徽宗的东京艮岳误读而为杭州凤凰山的原因吧。只是老师与学生，搞了个颠倒而已。
行宫搞得混乱不堪，像个游乐场，没了一点儿天子的庄严气象。
整个临安（杭州）就拿这东西当楷模，搞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起来。
这，也许是一种必然。
整座城市都在狂欢。皇宫寝殿建成了大花园，御道“皆潮沙填筑”。
今朝有酒今朝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如此这般，再没有谁去“壮怀激烈”了。
春风麦秀使人愁
徽宗艺术上追求的是没有风骨的“瘦金体”书法；到了南宋，艺术上追求的，要么是“马一角”，要么是“夏半边”绘画。
“墨点无多泪点多。”
诗人眼中的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画家泪眼中的江山，是“残山剩水”，是马远的“马一角”、夏珪的“夏半边”，他们连一幅气势磅礴的中国画，都不想再画了。
他们的“残山剩水”，成为南宋朝廷偏安杭州的艺术遗产。“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此乃艺术评论直指至境之至言也。
对于马远、夏珪常画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画面呈露大片空白，有评论者解读为“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亦有论者认为，这“完全是美学的，而不是政治学的”。
难道北宋画家把全景山水发展到登峰造极，南宋画家要有所创造，就只能画边角之景？要发展，中国画的气势一格就只能在“马一角”、“夏半边”中走向式微？
赵宋宗室赵孟頫在宋元之际提倡复古，抵制南宋画风，但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衷。
西湖都是伤心地——
一说孤山，就是路至此而不再，故有其名；一说段家桥，就简称段桥，谐音“断桥”；一说古桥冬雪，阳面消融，阴面玉砌，就是“断桥残雪”……
“岳飞怎么能埋在这地方呢？柳枝飘荡，太妩媚；消磨意志，英雄气短呀！”这是姚伟先生的“总结性报道”。
赵孟頫《岳鄂王墓》诗，与姚伟的“总结性报道”相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过河过河不过河，奈此中原何？”
就是再怨再恨，无情的时光，也能把它变成淡淡的哀愁。
三呼“过河”的英雄、抗金名将宗泽，是浙江人。
据说，宗泽回家时请人腌了许多猪腿，返回前线，以此犒赏三军，名之曰“家乡肉”。将士美味下肚，打得金兵连吃败仗，金人就把宗泽称作“宗爷爷”。宗泽还将“家乡肉”送给赵构吃，赵构见它鲜红似火，赐名“火腿”。从此，火腿便闻名于天下，“宗爷爷”成了火腿业的“祖师爷”。
这故事，紧扣抗金题材，讲得不赖。
但问题是，赵构是否会啃腌猪腿？
作为一个大臣，宗泽怎么会不知道赵家的伙食规矩呢？
赵家的伙食，有一大谜团，就是吃羊。这问题，连河南大学的程民生教授都没能研究出是为什么。
记载云：“御厨止用羊肉”，“不登彘肉”。宋神宗时，宫里一年消耗肉食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猪肉，是“皇家餐厅”很小的零头，似乎也不是进了皇家人的肚子；吃它的，可能是大师傅等宫廷里的一干工作人员耳。
皇家这么一带头，羊就高贵，猪就低微。
到了产羊不多的南方，赵家的规矩还是不变。
刚逃到杭州，赵构厉行节约，“日一羊煎肉炊饼而已”；到孝宗，皇后“日供一羊”。于是，“吴中（苏州）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
平江府(苏州)的一个小官，也想跟着皇家的感觉走。但兜里没有大把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猪受歧视，还有北宋苏东坡的证言：“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
猪肉贱如泥，让爱吃猪肉的苏东坡有点儿小高兴，“早上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的被贬生活质量蛮高，在于不跟风消费。
现在的风，是吃鱼虾了。
这让我们觉得那个平江小官很是可气：鱼虾吃了那么多，还在发贱；可那时吃不了羊肉，吃鱼虾、吃海鲜是真贱呀。
在这种流行病发作的情况下，“宗爷爷”非要硬塞条腌猪腿让万岁爷开荤，那他可就真要死在东京了。
官场左右“食场”，乃至市场。腌猪腿不经帝国元首点头，就要贱下去。所以，管他赵构吃不吃，就是让他广而告之一番而已。
其实，在国家艰难之际，赵构当个表率，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引导一下市场消费，也是必要的。
禽流感来了，不是有的总统还在硬着头皮啃肯德基的炸鸡腿吗？
你赵构一吃海鲜，还是发给那个平江小官那么多钱，他就顿感生活质量飞上天了。
缺乏政治智慧的赵构，把产马的北方丢了，丢掉的是半壁江山；把产羊的地方丢了，却还挺着脖子吃羊肉。
要吃，就打回老家吃个够；不打，还非吃，这人，没志气呀。
当然，就是人民再苦，就是通过“国际贸易”，赵构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失去北方广袤大平原、忠心耿耿跟着赵构南渡的难以数计的老北方人、新杭州人，就只能在西湖的山冈上种些小麦，打打牙祭了。
这种苦难，这种生活，直到赵宋灭亡后，还让赵匡胤嫡孙赵孟頫在《钱塘怀古》这般伤感——
“春风麦秀使人愁。”
一句诗，一部史诗！
隋炀帝在洛阳建起庞大的西苑后，还觉得不好玩，于是顺流而下，在江南玩翻了天；宋徽宗觉得炀帝这样干太累太傻，便把江南好山好水搬到汴梁；艮岳起于汴梁，赵家江山成为残山剩水，偏居江南。《洛阳名园记》出，而有艮岳；艮岳出，而北宋亡；北宋亡，而有《东京梦华录》。
北宋遗民孟元老缘何在南宋杭州尽录北宋东京梦华？且听下回分解。
二 孟元老尽录东京梦华
艮岳的风，是从西京洛阳吹到东京汴梁的。
洛阳是造园运动的暴风眼——不信，就读读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和《书〈洛阳名园记〉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