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军队在中原溃退后，“民之从者如归市”，赵构更下诏妥善安置北方侨民。如此循环往复，中原人大都南渡了，传说也就跟着走了。白娘子如何乔迁雷峰塔下？且听下回分解。
三 白娘子乔迁雷峰塔下
在今日河南大学东南、曹门外东北的三教堂南街上，有三间既不飞檐、也无走兽，和寻常民居并无二致的瓦房。
房内正中，供着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堂主固然圣明，但这儿并不是他们的老家——只是清初，因了此处有三棵古槐树，人们借此暗指儒、佛、道融为一堂，在这儿建起煌煌堂庙，名曰“三教堂”矣。
民国初年，这三棵古槐，老犹健在。如今，唯有新瓦房三间，还在坚韧地诉说着民间百姓对其藕断丝连般的怀念。
清代的三教堂已成开封的残梦。如果不是新瓦房破西窗下立的三教堂新牌，那就更没谁知道这儿曾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呜呼休哉(哎呀，好得很呀)”，很是激情地盛赞过的“三槐堂”了。
苏东坡《三槐堂铭》，收在《古文观止》。
苏东坡不是阿谀之辈，他为什么“呜呼休哉”地说“王城(东京)之东，晋公(王祜)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呢？
王祜祖籍山东莘县，以文享名，先仕晋，后仕汉、周。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先为监察御史，后以兵部侍郎知制诰，举家迁居东京汴梁。
969年，有人密告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符彦卿谋叛，赵匡胤就委任王祜权知大名府，前去调查真相。宰相赵普，更以相位相许，意在让他除符（符彦卿）。
王祜到大名府后，明察暗访，数月不得关乎符彦卿谋叛的证言证据。赵匡胤驿召面问，王祜直言禀报，甚至直谏赵匡胤应该汲取后晋、后汉皇帝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惨痛教训。
赵匡胤听完汇报，也没多说什么，就让王祜离京，贬知襄州了。
贬出东京。王祜升迁宰相，当然就此落空。
王祜赴襄州前，在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揣度王祜当时的心情，很可能对当不成宰相反而离京很是生气，说出了“别看我不能位列三公，我的子孙一定有人能担任宰相、位列三公”的气话。当然，这气话不能说不曾深蕴着王祜的自信与远见。
王祜以三槐比拟三公，当无疑问。
所以，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说：“一个新王朝将要兴起，一定要有世代积德的臣子。重重施德却没有享受到善报，他的子孙就能与获致太平的皇帝共享天下大福。王祜文武忠孝，天下人都希望他担当宰相，但因刚毅正直，不为时容。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担任真宗皇帝的宰相，在天下太平之际享受福禄荣耀十八年，这就如同今天把东西存在别人那儿、明天来取是一个道理。可能取到，也可能取不到。王祜修德修身，向上天索求报偿，他的子孙几十年后拿着契约的一半与对方校验，果然应了他所测定的天意‘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由是，我知道天意果真是可以测定的呀！”
苏东坡没有见过王祜、王旦，但见过王旦的儿子王素。他在仁宗一朝担任皇帝左右官职、在外地担当军事统帅三十多年，尽管官位高，但与他的道德相比，这官位还是低了点。
所以，苏东坡问：难道“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王素的儿子王巩，是苏东坡的好朋友。苏东坡认为王巩继承了王氏家声，于是就写了《三槐堂铭》。
在开封，三槐堂几近销声匿迹。但在苏南、浙北乃至海外，随赵构南渡的三槐堂后代，枝繁叶茂。他们把开封孕育的三槐堂文化带到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美国电脑巨人王安，就是三槐堂后裔。
衣冠世族卷走精英文化
“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哪个对，哪个错？
本来只有“明日黄花”，但不知何年何月，“昨日黄花”来了。
两个汉语成语，而今形成“竞争”势态。甚至有人提出，依从众原则，当立“昨日黄花”，废掉“明日黄花”。
“明日黄花”源自苏东坡《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诗，写于九月初九重阳节。而重阳，正是赏菊的日子。过了重阳，到了“明日”，花儿谢了，蝶儿见了也会愁。
“昨日”的花儿正开向妙境，怎么能形容过了时的东西呢？
立“昨日”而弃“明日”，当然是从众原则作祟。但苏东坡偏偏是不从众的人，他甚至拿王巩的酒，来为王巩饯行：“问君取酒持劝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棬强我富，案上苜蓿知吾真……”；“可怜杜老(甫)贫无衣……我今贫与此老同……送君仍令君置酒，如此贫交世安有？”
“乌台诗案”后，为营救苏东坡，曹太后竟至泣下。王巩的《闻见近录》，也曾记下一则从众的案例，且骂得痛快——
苏东坡时在黄州，皇帝迫于舆论压力，意欲起用东坡。这时，王珪对皇帝说：“苏东坡曾作‘此心惟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苏东坡求知蛰龙，他这是什么意思？”
王珪想靠龙乃至皇帝的从众心理，搞出个新“乌台诗案”。多亏章惇插话，说：“龙者，不是专指皇帝呀！”皇帝接下来说：“自古称龙者多了，荀氏八龙，孔明卧龙，他们都是人君吗？”
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相公乃覆人家族邪？”
王珪答：“这是舒某人说的呀！”
章惇相讥：“之唾，亦可食乎！”
章惇曾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但在王安石变法中，章惇成为变法派骨干，苏东坡被归为元祐党人。挚友竟也制造了苏东坡后半生的噩梦。
政治斗争残酷，在文质彬彬的北宋亦然。
章惇几起几落，一朝得势，整起人也毫不含糊。但要说积怨之深，章惇哪里比得上“教主”王安石？
可王、苏虽是政敌，却不曾因政见影响惺惺相惜的友谊。
章惇和王安石不一样。因曾经是朋友，关注起东坡就格外细腻，整起来也格外“雅致”。
“苏子瞻(东坡)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苏东坡之弟苏辙)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拿朋友开涮的意见，不仅都出自章惇，章惇甚至在东坡之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师后，觉得自己整天“干革命”累死人，老朋友无事可干太逍遥，就建言把苏东坡贬到更远的地方。
不能说这是章惇“食人之唾”。但他期望其他人都和自己变法的想法一样，无疑也是一种可怕的从众！
徽宗即位后，章惇因先前抛出“轻佻”之说，阻止徽宗当皇帝，被罢相贬流海南。徽宗的所作所为，证明章惇的眼力的确不错。
章惇罢相后，一种传说是苏东坡将被起用。
苏东坡的学生、章惇的儿子章援担心老师上台会报复老父，就哀戚动人地给老师写了封信。东坡阅后，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相答：“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徽宗)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
是苏东坡把徽宗看错了，还是“宣和六贼”把徽宗附和坏了？
但无论怎么说，林语堂在他为苏东坡所立的传记中，赞叹这封信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东坡在此表现的宽容大度与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苏东坡、王安石虽然政见相悖，但他们两人都是君子楷模。《宋史》把章惇归入奸臣里，有些冤枉。他不算坏得流脓，其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气冲霄汉！
止于此，就是变法失败，他也会和王安石一样万世受人敬仰。
如此，大宋不就多了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
章惇就这样完了，王安石、司马光走了，苏东坡没来得及施展政治抱负也死了。徽宗一朝，一下子变成小人之天下。小人、君子与他们的后裔，同在靖康之败中不死即逃，东京汴梁不再是他们的舞台。
王巩，“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
汴梁三槐堂这个大家族，随赵构南渡——在安徽宿州，在江苏扬州、苏州，在浙江杭州，我们一路走下，不时遇到“三槐堂”王氏后裔，他们开饭店、办书店，甚至开个工厂、办个公司乃至律师事务所，都还喜欢以“三槐”或“三槐堂”冠名。
我们最初还以为“三槐堂”是家药店的名字。多亏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相助：“‘三槐堂’是东京的世家大家，而精英文化说到底，是由大家望族传承的。他们南渡后，把中原文化的精髓也带到了南方。”
而宁波那座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天一阁的创办者范钦，也是随赵构南渡后曾任宰相的中原襄阳邓城人范宗尹的后裔……
平民百姓播迁故事传说
不光是精英文化离开了东京、告别了中原。
和“泥马渡康王”渐渐演化为“泥马渡江”这个原产地本在中原的传说似乎成为“江南特产”一样，“白蛇青蛇闹许仙”也由鹤壁的淇水，传到杭州的西湖。
河北磁县台城乡93岁的贾先生在向我们讲完自己货真价实的“泥马渡康王”后，还满面憨厚地补充道：“人家说这故事发生在南方的长江，到底白马在哪里救的康王(赵构)，我也说不清！”
而鹤壁，能说清楚吗？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多有献送，无盛如此。”《东京梦华录》的一个“无盛如此”，说明北宋时期崔府君在东京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崔府君开始是磁州的地方小神，由于晋国公主在东京城北的一座崔府君小庙里祈祷有应，这一“新闻效应”立马让崔府君成为京都神仙。其后，真宗诏赐“护国”，仁宗再封“护国显应公”，崔府君终成国朝大神。
没这些铺垫，“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不会有皇家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封是“泥马渡康王”传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但如今，提起这个传说，谁会把它和开封联系起来呢？
既然是国朝大神，赵构炮制君权神授，当然要依附崔神仙。崔府君庙在临安的“行政待遇”，在四百多座庙宇中至高无上。每年六月初六崔府君诞辰日，朝廷放假一天，晚上城不闭户。这都是朝廷在鼓动善男信女蜂拥西湖之滨，去奉祭朝拜崔府君。
南宋消亡后，崔府君在杭州的地位每况愈下。后来人们甚至把“显应观”(崔府君庙)改称“白马庙”。解放后，白马庙被紫阳小学“兼并”，庙宇在1958年被拆，如今唯留一很窄、很旧的小巷，还叫白马庙巷。
辉煌近乎复归为零。
与“泥马渡康王”传说渐走式微相反，白娘子与许仙越传越响。
如今，复建倒下的雷峰塔，杭州正借此打造“爱情之都”。
“白娘子与许仙的‘西湖说’，太小资、太市民，借把伞就产生爱情，这不是民间传说产生的方式。”民俗学家马紫晨先生说，“杭州没有金山寺，就把白娘子推到数百里之外的镇江，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时交通不便，难道编个简单的故事，还得杭州、镇江两地的人，穿梭来往几次吗？”
镇江的金山上宋代只有龙王庙，杭州雷峰塔起初叫黄妃塔。
而在河南鹤壁城东北淇水之滨的许家沟，至少在北宋嘉祐年间，就有一座金碧辉煌的“金山嘉祐禅寺”。这儿还有雷峰塔遗址、白蛇洞、青岩绝、许仙家乡许家沟等。
至于水漫金山，淇水则直冲金山嘉祐禅寺而来。据说，该寺最早为法海所建。传说的主要人物与活动地点，则相对集中在几平方公里之内，更合情合理。
“‘鹤壁说’是1994年山西学者孟繁仁先生最早提出的，在学术界很快产生反响。不像‘西湖说’白娘子一借伞，就有爱情了。‘鹤壁说’是白蛇受伤，生命垂危，放牛郎许仙援手相救，白蛇感恩‘闹许仙’。一个‘闹’字，恰好说明它早于‘西湖版’的白蛇、许仙‘互爱’。这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心理。非人爱人，自然是‘闹’了。”马紫晨说，“赵构募兵设大元帅府，是在相州(今安阳)，鹤壁那时归相州管，也许是这儿的士兵把它带到杭州的。”
大宋军队中原溃退后，“民之从者如归市”，赵构更下诏妥善安置北方侨民，循环往复，中原人大都南渡了，传说也跟着走了。
“金山嘉祐禅寺者，诚此方古迹之福地也。宋朝创建，大元重修，于至正庚子之年(元末)奉敕乃重修而已矣。”在金人的铁蹄下，金山嘉祐禅寺遭遇毁灭，传说失去完善的载体，它却在西湖之滨蓬勃起来。
如今鹤壁投资六百多万元复建金山嘉祐禅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它磬钟重鸣、佛经再唱。
但白娘子、许仙、小青、法海还记得回家的路吗？
白蛇许仙的传说，还能够重归故里吗？
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代的迁都能像大宋那样，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将旧都独特的社会文明整体复制到新都，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汴京，将之全盘“汴化”。在虚拟的汴京、在汴京气象中，南宋人又过上“丰亨豫大”的奢侈生活，依然如在东京一样醉生梦死。
缘何如此？缘何这般？且听下回分解。
四 丰乐楼再造“汴京气象”
豪华酒店前，再装饰耀眼夺目的彩楼门，吸引顾客的眼球。
客人走在数百米长的酒店走廊里，两边都是装修豪华的包间。特别是到了晚上，灯火通明，把整座酒店照耀得宛如不夜之城。
浓妆艳抹的数百位美眉，聚集在酒店的大厅里，等待喝酒的、吃饭的、听歌的、赌博的等各色客人的召唤，她们个个长得貌比天仙。
如此这般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在这座城市，就有72家。而四星、三星、二星、一星及不上星的街边小店，更是星布全城。这座城市的夜晚，茶坊酒吧、夜市歌厅等，不只是周末，而是每天夜里，都营业到凌晨四五点，才渐次关门歇业。
这座不夜城是哪座城市？赌城拉斯维加斯？香港？澳门？还是哪座新兴的现代化都市？
不，都不是。
这座城市，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东京汴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