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
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统之子；固，友之子也。
马援生得一副标准的北方汉子模样，史书上形容他“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须眉轮廓都非常清晰，眼睛也应该是亮亮的，是一个最上镜头的美男子。马援口才也很好，会讲故事，他见识高，加上眉目生动，讲起来绘声绘色，感染力非常强，不论长者少年都喜欢听他讲古。
马援是皇宫里最受欢迎的人，每当他进谒皇帝刘秀的时候，太子、诸王都会围过来，让他讲故事，孩子们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莫不属耳忘倦”。
刘秀也喜欢和马援在一起闲坐聊天，谈论兵书战策，两人见解观点也多吻合。当然，他们有时候也聊些别的，马援有一次对刘秀讲，现在天下甫定，应该恢复五铢钱，扩大流通性，让经济活跃起来，这样老百姓才能过安稳的日子。刘秀听了，马上就安排办理。刘秀也会把自己的心事透一些给这位谈得来的大臣，比如在土地普查运动中，刘秀杀了不少高干，心里多少有些不安，马援像一位心理医生，坚定但轻松地说，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杀了就杀了，人死不能复生，皇上不必为此挂心了。刘秀知道，马援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执中而不会偏颇的人，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听马援这么一开导，刘秀心里轻松起来。
刘秀手下有很多英勇善战的将军，其中很多人也都是熟读经书，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是，能和自己放松地聊天谈话的并不多。邓禹是自己在长安求学时认识的小老弟，在河北的时候无话不谈，邓禹闪着狡黠的目光劝刘秀自己创千秋大业，还有耿弇也是积极劝进，刘秀当然知道这是他们表示忠心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进一步加深亲近感的表示。刘秀宣布做皇帝以后，邓禹、耿弇渐渐地发现自己不能和刘秀想说什么说什么了。这种生疏感是刘秀要的，他希望部下的大将都忠心，但同时也希望和他们有一些距离，他已经不习惯用目光和他们交换心里话了；他要适当封闭自己，不能再继续年轻时那种朋友式的通过目光神态肢体表达感情的方式，一切交流都应该是庙堂式的。
在马援面前，刘秀没有那种拒人三步之外的气场，这主要是马援在和皇上交流时，态度落落大方而又处处得体，不像邓禹、耿弇，前者过于亲昵，后者过于拘谨。至于冯异、吴汉等，一开始就习惯了对刘秀执臣子礼，话不多，心里有。
马援在心态上一直没有把自己放在元老的地位上，马援一开始是隗嚣的部下或者伙伴，曾经表示隗嚣拜会过公孙述和刘秀，当时，刘秀是把马援当客人来招待。如果说邓禹他们是井冈山延安的干部，马援就是后来“起义投诚”的干部，井冈山延安的是同志，关系是革命化的；起义投诚的除了同志，还有一点朋友的意思。刘秀对马援可能就有一点“统战”式的客气和尊重，而马援也深知这种微妙的关系，是真名士自风流，心无挂碍，坦坦荡荡，所以和刘秀才有亲切自然的关系。
马援在建国战争中，主要的功劳是分化瓦解了隗嚣的势力；建国之后，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出乎意料地勤勉，史书评价他“好功”，“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平定了西南（包括了现在的越南）的叛乱，镇压过西部羌族的骚扰。是老干部不吃老本、再立新功的光辉榜样。
马援少有大志，及到暮年（当时六十多岁就可以算暮年了）仍然念念不忘沙场，豪言壮语迭出，这在官场当属异数。他如此高调，无形中会得罪不少同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马援还有一个好习惯，逮着机会就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结果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形中又得罪了不少下一代。马援不是最正统的革命嫡系，全国解放以后又这么忙里忙外，又管军事，又干涉文化教育，显得别人都是养尊处优革命意志衰退。朝廷上下两代人都对他心里不感冒，也不敢正面反对他，于是“骄傲了”、“群众有意见了”、“不团结干部了”……种种不利于马援的舆论在悄悄积聚，最后影响到皇帝刘秀对他的整体看法。
高宗问岳飞，天下何以治？飞对曰：“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
不爱钱的文官公认有一个，就是明代的海瑞；不怕死的武将锐圆推荐马援，马革裹尸，何其壮也！但是这两位都活在同僚侧目的环境里，活得辛苦，死得寂寥。海瑞活着被罢官，马援死后被除爵，举家待罪，惶惶不可终日……读罢不免让人掩卷欷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