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每个人如果向上查三代，基本都不能摆脱农民的身份，关键在于马先生烙印于脑海的农民情结和他与农民永难割舍的独特感受更甚于他人。所以，无论是他最满意的《在城市的屋檐下》还是《秋天的太阳》，都写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及人性嬗变、农耕与城市文明的冲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望城》，以当下“民工潮”涌入城市这一社会现象为时代背景，展示了“乡下人”在融入城市时生命的希望和梦想、生活的困苦和渴求、生存的艰辛和无奈，深刻揭示了城乡文明冲突中的世道人心和由此折射出人性的善恶、复杂和多变。他在小说中对进城农民工与城市文明的对立作了真切的反映，对这一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给予存在意义上的文学呈现，其正视的勇气和敏锐发现，张扬着崇真赏实的审美原则并透射出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大学毕业后最初的编辑生涯，以及之后马先生作为南阳文联的领导之一，使文学创作最终更便于融进并成为他的主要生活，因而，职业的职责所限，情感的文学所念，更容易使他形成对社会负责、凭心灵和情感创作的圭臬，并逐渐演变成他更为看重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所以，在创作中，他更首先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生活，文学应当担当一些东西”，无疑，他在作家职责上做到了言行一致和前后统一，没有言不由衷和人格与作品的分裂，亦不赞赏“为文学而文学”的狭隘文学观。因而他在《望城》中，能从当今中国升平歌乐、太平盛世中思考和升华出文学的质素，把城市给农民带来的迷茫、困惑以及农民狭窄生存空间里的痛苦、挣扎、奋斗、抗争、无奈、蜕变等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品《望城》透出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农民的狡黠又朴实、自尊又本分，保守又新潮、抗争又妥协的复杂品性，展示着文化遗存、社会公器、世事情态、人性善恶的相互碰撞的存在意义，从把社会转型期中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仪态的有力呈现中，发现社会一些不易察觉的端倪，再现市场固有的平等竞争性所诱发和驱使人们对金钱更加崇拜的各种欲望，把自我与他人纷争、与自然对抗的孤独感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果报应的爱恨情仇的烦恼艺术地予以展示。这样，一边是灯红酒绿、浮华奢侈的城市生活，一边是放弃农村家园、偏安于城市一角的淘金部落，用这种生存环境的强烈反差和由此而来的人性与理智的扭曲，来作为检视和取舍素材的重要标准，把人文关怀明白无误地标志在城、乡差异中，表现出人的个体生存需要与他者冲突的不可避免，折射出人性欲望在农耕文明向市场化经济转变的裂变。
实际上，《望城》所昭示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差异是大众个性潜意识与社会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从众心理渗入进人类历史发展的机缘性危机和悲剧性境况的再现。所谓“智慧出，有大伪”，说的就是如此。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人们更多时候是对道德、禁忌、法律的良心良知既遵循着又反抗着，还时不时地冒犯它、对抗它，试图挣脱和打破某些虚伪的陈规陋习，这实质上反映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望城》正是把社会的人的命运巧妙地组合出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并辅之以气氛和场景的渲染以及情节的铺陈，使故事越发显得沉重、悲壮和耐人寻味，阐释了又一个爱恨情仇的永恒主题，作品的人文意义便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运行机制，现代城市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之后，人的趋利避害本能驱使人们向往并相继拥进城市，先入者为主，把自己早已是城里人的标志打印得亮堂鲜明，像趋同于知识和高雅而不屑于无知和贫穷一样，尽可能掩饰自己曾经的农村血脉。这种人往高处走的不变情怀是以言行、气质、学识、修养等品格形态实现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人性群体意识贵族化的认同标准和倾向，城市也因而变成了集中表现人性和展示现代文明的容器，也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加快阶层分化、强化资本积累、张扬人类自我的绝好舞台。
当然，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城市也更典型地反映和昭示着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群金字塔状分布的永恒存在状态。而且同“恶”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一样，城市可能异化真诚、朴实的人性，但也逼迫和锻炼你增长才干、磨炼意志，这就是社会优胜劣汰的恒定法则。而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个体忍让、谦恭，虽然也强调替天行道，但对个体的说教骨子里更多的实质是明哲保身、韬光养晦而不动声色地发展自我，以使自己逐步强大起来，但强大的目的很可能更容易使自己蜕变为会蜇人的蝎子。所以《望城》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在使自己向城市化迈进的同时，社会现实与文化塑造的扭曲却可能使自我无法挽留住曾经的道德操守。
而且，我们现有的条件和素质掌控欲望的能力和机制十分有限，于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极大享受这种高浓度的感官刺激，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勾起的欲望引发意念上的骚动，改变着农村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把农耕文明清新、质朴的气息和人们之间的真诚、朴素的情感一扫而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市侩习气便弥漫在本来质朴单纯善良的人际间。欲壑难填，贪恋物质享受的感官刺激，只会带来更无节制的欲求。所以，这种蜕变并不必然带来人性的进步哪怕是稍稍的改良，甚至有时候是以人性的泯灭和传统美德的沦丧为代价的，可见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是如此的明显。在这里，人格并没有被尊重，人类的信誉并没有被恪守，人们在顽强地进行拼搏和奋斗，但浑然不知自己应该和能够扮演什么，自己和社会究竟又需要什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中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社会是受‘他人引导’，受‘他人引导’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到了后现代社会，因为思想多元使价值的唯一体系和真理的唯一性不复存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的质疑和可能存在的暗示作用使得一切都变得可能而且又都是不确定的。而同时，虽然人们不知道将遵循什么而行动，但是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当生存与伦理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马先生正是看到这些，才在《望城》中把这种缺少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设置在无言而又无奈的结局中，这使得他的作品对社会的进步、还是精神的沦丧抑或是品性的退化呈现出更多、更有意味的答案。
有普遍悲剧的真切存在，就会有历史沉淀后的沧海桑田，还会有扼腕叹息后的深邃。马先生是属于那种比较深沉的人，他的善于描写人性使他的作品一般都透着生活的沉重感，因而，他对城市中的农村人的多角度和俯瞰式的观照也就显得深厚绵长。他把人性通过城乡之间的联系置于现代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这不仅深化了思维的层次，也为推动故事伦理向前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我们从中更可以看出其匠心独运之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尽力拓展我们的想象空间，用文学的意蕴去呈现大千世界。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含义是，除细节的真实外，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细节描写和人物塑造从来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功，是否具备这种功力，实际上也还可以把它作为对所有文学创造者写作能力进行检验的一个重要标准。《望城》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望城》中的典型人物描写的真实性给人毋庸置疑的感觉。文本中，作者用城里人、乡下人的言行符号来表征和重构社会的组成，直接地传达故事推演中人们的各种生活情调。于是，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观念意识的附着物和承载解读的使命，一个个鲜活的主人公由此变得形象、生动和富于个性，从而摆脱了脸谱化、概念化的束缚，使情感和命运成为拨动读者内心琴弦的主要力量。另外，《望城》在开头、结尾及各种现代信息的运用等方面巧妙结合文本情节，体现出作品既反映社会发展内在逻辑、又符合艺术审美规律的更高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