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本就有许多悖论：南辕北辙、种瓜得豆、欲速则不达……属此等事与愿违者为数不少。这类世人即便明了其间奥妙而又竭力回避亦不得逃脱的命中注定，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悲剧的《俄狄蒲斯王》中早就有过定论。尽管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迥然不同，但对悖论的宿命实质的警觉和揭示几无差别且表述异曲同工，只不过因宗教原罪感和擅长逻辑分析的缘故，西方文艺作品的哲理性表达更本质地指向人的内心深处。尽管“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命中注定从未阻挡住人类注定要对世界本体的探询。
贾兆玉先生的《何枝可依》，就是又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思考。这个见证传统叙事而又涂抹悲剧色彩、弥漫忧郁感伤气息的小说文本，就是在宿命轮回的语域中直觉出人类生存的多舛命运，在经验世界的顿悟中感受现实的某种荒诞，在想象力的敦促下尝试文学流派的对接，在形而上的思考中再造一个自我超越的精神世界。
故事开篇便直奔权力决斗的中心场，从院长间关于学院中层调整的精彩对话开始，展开曹怀朴与对立面间的较量，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的是非恩怨，构筑着矛盾载体的言说空间，以自然主义的非英雄史观来集中展现以传统道德安身立命的主人公陶晚舟和他面临婚姻家庭、事业追求、同事纠纷各种进退维谷的尴尬遭遇。陶晚舟的短暂从政经历，田芊芊的泼辣大胆及其母女两代爱所不能的爱情纠葛，颜薮虽秉持孝道而终为娘亲所害的无常命运，豌豆的欺世盗名、左右逢源的表象，解之秋乖巧圆滑的小人做派，屈子健的牢骚满腹、怀才不遇，孙显军的泼皮无赖，陶昌义的势利浅薄等，无不勾勒出官场争斗、商海博弈、同行相妒、名利纷争的爱、恨、情、仇及不可预测和把握的众生际遇，昭示着人与命运抗争的无效，表明消费主义观念下人格扭曲和异化对固守传统伦理的无情冲击。
其实，在人的社会性和社会人格化的交织融合中，人出生的事件本身表征着人受本能驱使与社会难免冲突的开始，而且欲望越大，诱惑途径越多，欲壑难填的贪婪和不满足感越强烈。而后受文化熏陶的本我虽然在实现自我乃至超我中得到升华，但意识的觉醒又可能导向受制于他者或屈从于社会的另一端。正像波兰耶日·科萨克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存在……具体体现在周围环境中，这种存在只有处在集体里才是可能的。”因而只要人性如此、规则依旧，那么命运依然，何枝可依？大人物如是，小人物奈何。
史蒂文·康纳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指出：“文化的角色是反映完成或实现自然的真理。”人之为人固然是文化的缘故，而文化存在的更多理由是对自然的阐释，道法自然是文化生成的方式和存在的根本。面对意欲打上文化烙印的人的言行，文化当然能够给予塑造甚至矫枉过正，但刻意地规避或试图改变人的命运的做法，很多时候是徒劳或恰恰仅能作为证明这一命题存在的佐证。
对此，《何枝可依》有许多可供圈点之处，它在表现人性善恶对立、命运反复无常中，在刻画人物性格、把握人物命运的基础上把传统伦理与当下叙事推向贴近现实、概括生存的地步，使情节演绎并深化着艺术的鲜明对比，弥补因原生态生活描述而可能带来的艺术真实的不足。
不可否认，写作是写作者生命意识、艺术追求和知识储备相融合的情感表达，但更应呈现作者的灵魂仪态和对社会的文化考量。《何枝可依》强烈的自体意识和细心体味后的深刻、独到的表达远离疑惑、拒绝彷徨，从枝繁叶茂、情至理达的叙述连贯于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中，把边缘化群体的众生相推向一个展示现实、体现自我、呼唤良知的境地，真切自如地写出人的追名逐利和社会的喧嚣浮躁的相互叠加、碰撞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芒与险恶。在个人修为与群体社会的格格不入中，显示人的渺小与无助而带来归属感的失落和焦虑，无情地嘲弄了人在文而化之的过程中的变异行为，体现出多元文化语境下，包括曹怀朴、陶晚舟等知识分子积极入世和超然出世的宿命带来的迷茫和懵懂。
特别在着力于豌豆的人物刻画中，贾先生用虚构的真实和真实的虚构，使个人隐秘的偷窥与揭露腐败的社会需求嫁接，用一步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现象到本质的揭示，来反衬和强化人们对社会肌体被侵蚀的认识。这种映照某种荒唐现实的表意本身，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据此贴近并在弗洛伊德潜意识、性心理中去想象和找寻鞭挞恶俗的更为宽泛、更为权威的人性依据，感知人的欲望本能的卑劣和丑恶。另一方面为他偷窥下流行径衔接敲诈勒索埋下伏笔，开启他用“黑吃黑”的阴谋手段揭露官员作恶的发泄端口，使人渣的社会危害有了登峰造极、意味深长的异端性和令人信服的真实基础。在客观而典型地呈现人性恶中增加普适意义上的深刻性、厚重性和人文性，而且这种荒诞的本身，有着显而易见的后现代小说的意味。同时，豌豆窥视欲的社会实践的指向性转化，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冬虫夏草”这种“由植物到动物的”逆变异的低级性的堕落，进而对被喻指的人和社会有一番更为清醒而又痛惜的反思和咀嚼。
激情与浪漫是作家创作的强力支撑，而文采和情感则是文学的最爱，所以，把故事融进文本，把意蕴留给读者，才能使文学因心灵的心心相映和文化滋养的息息相关而光照他人。《何枝可依》的叙述节奏是一种不疾不徐的典雅，一种从容不迫的庄重，没有声嘶力竭的吆喝，也没有强加于人的兜售，更没有故作姿态的虚假和故弄玄虚的作秀，它容量大且内容丰富多彩，结构跌宕起伏，语意一波几折。作者稔知世间百态并具备自如的语言表现力，体现在时代感、符号性很强的表意对象上，像手机短信、笑话段子和人际间现实关系的各种文化蕴涵等。
此外，思维、思想的流畅使故事呈现出语言表情达意过程的舒缓流动性，平实、贴切、规范而又符合人物个性。特色鲜明的对话简洁、明晰而不失文采，口语鲜活而言之凿凿，自然平和中透出人物被赋予的塑造特征，表现出生活的内在逻辑与艺术格调的幽默风趣的相谐统一。如“在病床上吃着苹果的曹院长忽然心有灵犀：悟出了一条关于生物学的结论……”，“小心伺候的解之秋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心里闪过一个疑似不祥的念头：别让院长被这一群龟孙给整疯了”，诸如此类个性化、形象感很强的生动语言俯拾皆是，文雅机敏而又意象通达。特别在描摹修辞中，他充分运用语言的能指去延伸内涵，使所指的意义既蕴涵时代风采，又营造浓郁的文化气息，表现出语言与喻指间相辅相成的互动张力，使形式与言说内容相互依托，共同推动话语在及物的践行中滑过一个个能指去尝试新的连接，体现出语言在切入社会的在场中所更应具有的尖锐性和犀利感，彰显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观所认可的直接介入社会的创造功能。
《何枝可依》在展示小人物命运无可奈何地操弄于社会和他人之手的悲哀中注重悲剧元素的运用，在表现陶晚舟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时，有一种“下地狱舍我其谁”的悲壮和大彻大悟的超然，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和毁灭再生的救赎。在此，正派和仗义执言，公道和正直无私，博爱和救赎灵魂交相辉映，既有主人公对社会染缸中人被迫随波逐流的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又有他意图对社会施加影响和对弱者的扶危济困。这使得我们即便因经验和认识分离而不得不迁就于世俗时也依然能看到人类的尊严，并由此高度认可并向往潘齐平老师的“这个社会太喧嚣，太浮躁，需要有人给她带来些明月清风……”的期望。
我们也由此感知到，作者用生命体验解读了人的个体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使人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现实质询有了新的意味。即便如此，作者仍然无法让田芊芊改变作出逃离城市、退避山村的选择，使她的人往高处走的本该如此的梦想就此中断，也使陶晚舟在经历风霜刀剑、明枪暗箭后彻底失望并黯然退出竞争，于是，与现实不可调和的他因退缩、困惑而迷路了。然而逃避现实的他果真能淡出三界、四大皆空、不在五行吗？假如我们身处其中、情陷其间，又该作何抉择？理性或非理性在物欲与精神、权力与情感、功利与良心、消极退避与积极进取的两难间又能为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能从《何枝可依》的个案中寻觅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谁又真的能汲取和获得多少洞悉乾坤、明察经纬的力量、勇气和智慧。
毕竟，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留不着，面对难以确定的这个世界，何枝可依，别无选择，“这就是命，在命运面前，每个人都应该五体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