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条件是教师或者其他负责人不能专断而是必须明显地作为一个服从权力的人，这样儿童很快就会察觉，明白他必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规则不是为教师个人的方便而制定的。（我所设想的是每个被委托抚养儿童的人都认识到了我们服从的无上权力；没有这种认识，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另一个条件是儿童应当有很好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源于他们所选择的、不受自由给予的、不受教师任何干涉的知识。儿童们作出了选择，快乐地学习，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强制或隔离的机会，也没有劝告性的谈话。但是权力的原则与顺从的原则一样，都是内在于儿童的，那种作为公民和家庭成员的生活职责蕴涵在自由自在的作用之中，而这种作用的机会只有老练而决断的教师才能提供。在公立学校里发生的支持班长的运动，就是对这一事实认识的结果。儿童们应该熟悉代表权的思想，那就是他们被从他们中选出的成员所领导，受一种自治政府形式的统治。为了实现这种思想，班长应该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儿童在选择正确的长官时表现出非凡的眼光。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只有少数人处于权力中；某些小的职务应当由班级的每个成员来轮流担当。正如人设立了职务一样，职务造就了人。那些平时显得无能的孩子们，将他们所承担的职责履行得如此之好，这不能不令人吃惊。所有的学校工作都应以使儿童明白学习任务的方式进行，儿童的任务是去弄懂所教的内容。为达到这个目的，次要的事物不应当被重复。
我们自己都不会在意日报上那些在每周回顾里我们会再次见到的东西，即便有一个每月回顾，我们也不会在意的；这些重复的东西导致我们成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弱的人。允许一堂课的重复是把对这堂课的责任从学生肩上转移到了那些说“我将明白你们懂了”的老师肩上，这样他的学生无需专注了。因而相同的、陈腐的材料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儿童变得厌烦和躁动，准备通过某种变换的方式搞恶作剧。教师们倾向于轻视他们高尚的职责并阻碍教育的进程，因为他们坚持几种谬误。他们把儿童看做低下的人，把自己看做上等的人；他们为什么有其他职责呢？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儿童心智的潜力与他们自己的一样好甚至更好，他们将不会认为用勺子喂养是他们的使命，也不会认为他们必须把一口知识嚼碎了，才能使之适合学生们脆弱的消化能力。
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轻视儿童。我们确信他们不能理解文学的词汇，因此我们不停地解释、意译，直到使我们心满意足而不是使他们心满意足。受过教育的母亲知道她们的孩子能阅读任何东西，她们只在孩子求助于她们时，才对孩子提供解释；因此，我们认为敏捷的理解力仅仅出现在父母受过教育的儿童身上。另外一种制造混乱的误解是我们看待注意力的方式。我们相信注意力能通过劝说、深刻的介绍、图象和直观物体，来培育、照料以及娇养。事实上，老师、一个成功的教师的工作依赖于其个性，他就像是一个能使任何舞台增色的演员。我们知道，注意力既不是一种“能力”，也不是一种心智可限定的力量，而是去开启这每一种力量的技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中精力。
我们抛掉劳动，尽力尝试去产生或训练注意力这种必须的作用。注意力完整地存在于每个儿童之中，就好比非常强大的一股尼加拉瓜河的冲击力，以便去服从儿童自己的权力，并且使儿童能无限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权力。我们的任务是将注意力看做是一种食欲，并且用书和所有知识里最好的营养来喂养它。但是儿童们自己喂养自己；我们可能不能再扮演智者了；我们的知识太有限，我们的语法太糟糕、太模糊、太不连贯，而不能应付渴求知识的年轻生物的能力。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手放到知识来源中，这些知识来源对我们自己也十分有用，是最棒的作者写出的最棒的书。
我再说一点，无能已经妨碍了我们作为老师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对知识的蔑视，这是英国人的特性。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最近提出了一个论题——儿童以知识的方式所想得到的只有两件东西——怎样谋生和怎样为人。这位教育家没有看到工作找到了并且履行的职责与工作的人成比率：人们越是“为人”，他的工作就越有价值，他的行为就越可靠，然而我们忽略了大众教育中存在的那些为提高效率而撰写的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字。举例来说，有人听说有一所拥有9000个学生的青年学校，几百个学生为一批入校，每一批学生都学习乐谱或者令人惊叹的手工艺及才艺。但是在这所学校三年或四年的课程中，竟然没有一个钟头是用来学习任何一种人类知识，用来阅读或是思考哪一样学习能使学生们成为更好的男人、女人和公民的。
重新返回到我们的话题，也即运用注意力的方式上，它不是一个随意的问题，不是一个方便的、几乎可以覆盖所有背景的神奇的方法，不是让孩子确定而又持久地学会大量知识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但它还不止于此，它是教育至关重要的基础原则。采用这样的方式学习，儿童实现了自我；他利用他自身的权力，那是一种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力量的最高职能的权力。运用我们内在的力量是令人愉快的，就算仅仅只是将球投进杯子里，这样重复一百次（令小侄子小侄女开心），正如简？奥斯汀所做的那样。但是为使你专注、使你明白，这的确会形成一个王国，对孩子们来说，这一切更令他们满意，因为他们天生会沉溺于知识之中。有一则关于一个11岁小女孩在伦敦逗留一两天的记录，深深触动了我。
有一天下午，妈妈带她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我照料她上床睡觉时，她告诉我：她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见到的一切，在这学期的建筑学课上已经了解到了。她热爱建筑，她也流露出渴求之情，她想要参观大英博物馆，去看看在他们这学期学习中已经接触到的事物。因此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大英博物馆并详细研究了帕特农神庙。她是最有趣的同伴，从而使我也变得充满了兴趣！我们还去了圣保罗和迈德姆？汤桑德，在那里她很高兴见到了如此多走出历史课的人。现代人除了杰克？科努克和那瑞尔外，并不能引起她如此大的兴趣。我们注意到这个儿童正在进行自我教育，她的朋友们只不过带她去看了那些她所了解的事物，并且她能够讲述出她已经领会到的东西，这一点与强制参观国家珍宝馆，把信息灌入那些不快乐的儿童喉咙这样的做法有本质性的不同。不久前，当国王和王后私下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在隔壁的大厅里，一群来自伦敦郡议会学校的儿童也正好在参观帕特农神庙，他们也如同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充满了向往和兴趣，因为他们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对那些儿童来说，知道他们有与君主共同的兴趣和快乐不是一件小事。如此的千丝万缕形成了维系社会的绳索，“为所有人的自由进行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富人和穷人、精英和大众之间形成对共同知识的强烈共鸣。公立学校以名著为手段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一种从贺瑞斯行动中提炼出来的随意“标签”源自下议院，它不仅仅是通过诗歌的文雅思想来实现的，因为这种手段是通往一百种关系的钥匙。如果它是被一种死板的语言中介所影响的话，那么以共同思想和行动作为普遍源泉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丰富而鼓舞人心的文学来传递，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能期望的呢？想一想，对每个雇主和老板来说，这种完美的注意力和完全的记忆力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国家来说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我这个礼拜听一位少校说起，他最优秀的一名中尉是一所老的父母联合学校的学生；这种证据不断地触动着我们。没有人不知道疏忽和健忘所带来的有害的、使人迷惑的影响；当儿童已经通过训练对讲授内容具有敏捷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时，我们就能设想一个充满令人惊奇的成就的世界。我们不能在儿童面前自命不凡，也不能骄傲于我们为了传递知识而尽职地梳理知识，就像它从我们这里发散出去的一样。这里有些人有演讲的权力，有些人倾其一生致力于某一学科，他们可能已经就这方面著书立说了。
从这些人中产生的讲师，无疑和他们的著作一样充满了洞察力、想象力和强大的力量。但在每一所学校中并没有如此多的讲师，也不是每一个演讲者都阐明了他自己的主题。如果我们能做到，那将是对儿童有益的。教师的个性会影响学生，使其从知识的愉悦中分心，这种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充满强制性的力量，可以确保儿童具有完全的注意力和适当的纪律。我并不是在描绘“虚幻国”——我们梦想的一些乌托邦。我将不会从精神的斗争中停止我手中的剑也不会沉睡直到我们在英国绿色和令人愉快的土地上修建了耶路撒冷。
实际上所有学校都在发生着奇迹。我们以无比的热情和自我奉献的精神教育着“我们的主人”。我们有理由痛惜的是，经过8年或12年光辉的学校教育之后，电影院、足球场、马球或高尔夫满足了我们以前的这些学生的需要，无论他们是哪个班的。当我们发现许多人带着作为战争结果的无生命的假的手和脚、鼻子和下巴回家，我们充满了同情。但我们的许多年轻男女四处流浪，所受的伤比前者更严重。他们缺乏对知识的兴趣，历史和诗集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每天的科学工作只有一点点令人感兴趣，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所能确保愉快的社交活动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一个人日复一日地过着既不吸收营养也不运用智力的“伤残”生活，这引起了关心教育的人们的担忧，我们主要关注的的确是对教育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