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鲍鉴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审请再审，结果如何，现无实据可查。王荫泰似乎被判重刑，但未处死。钱稻荪被处何刑，亦已不复记忆。此外，孟真先生对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的无罪判决，也曾公开表示不满。据说张曾为国民党政府做地下工作，因而将功折罪。但孟真先生认为张在华北的罪行，仅次于三王（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即使有此地下工作一说，亦只能据以减刑，而不能全部免罪。张如不绳之以法，其他汉奸均可不予治罪。
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孟真先生对伪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虽是句玩笑话，却颇能传神。这自然得罪了许多人，但他不顾一切。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乡愿！”
“不做乡愿！”实在是今日每个读书人所应牢记的一句话！
傅斯年自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后八年连任四届，每次发言建议，均以促请国民党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对政要孔祥熙尤多质询。1945年7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发生重大舞弊案，傅斯年慷慨陈词，力主严办。
正如傅斯年当时申言：“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同时，傅斯年在参政会竭力反对违背科学的提案，如维护中医案等与守旧分子争论亦然，几至与原提案人孔庚勋动武。傅斯年在当时的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胆怯，同时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学院。
6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忧伤之余，尝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又题诗赠台北市大陆书店主人张紫树云：“忆昔两京栖迟日，麻纱卷子进婆娑。今来海上充祭酒，瀛珠一见哲网罗。紫树善贾兼善识，论品评直常切磋。祝君泛海求奇本，筑室以藏山之阿。”更告诫其胞侄傅乐成云：“今后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们到台湾后，要准备过苦工甚至奴隶的生活。”其志节清高及寄望将来的心意由此可见。
如前所述，台湾大学前身为日本人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一切规章均循日制。抗战胜利后，台北帝国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为时不过三年，一切多仍按旧章。傅斯年受命于危乱之际，以维护中国学术传统为己任，以改革台大旧制，使其适合中国大学制度为急务。添置图书仪器、增建教室宿舍、延聘教授名师、改革附属医院、严格执行入学考试等，新政次第施行。
傅斯年更注意对学生的“性品教育”，以“不扯谎”训诸生。傅斯年以为“这是性品教育的发轨。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
傅斯年生平最痛恨贪污，不幸台大总务长余又荪未恪尽职守，以致发生职员杨如萍窃案。傅对台湾事务、校务精神上已负很多的创伤，傅为处理杨案，重要公文均亲自撰拟，文稿有长达万字以上的。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自更难支持。不久便辞世了。
对于傅斯年一生之评述，正如叶公超挽联所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史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常存。”
望之俨然的老“国师”，生活中的平民风度却让人意想不到。
由于他攻击孔祥熙、攻击宋子文，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个威严不可亲近的人。其实恰恰相反。他对于阔官大佬，虽然常常不客气，但他对于低级职员、学生、工友，是那么和蔼可亲，真够得上说是“温润如玉”。他完全是书生本色，绝没有什么阔人习气。
他经常和他的汽车司机下棋，有时独自跑到宁波路，花上两元钱，蹲在路旁客客气气地向摆棋式的人请教。他往往亲自跑到学校的合作社里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被敲竹杠而以面包请客。
傅先生是一个不拘行迹的人，和他严肃的外型恰恰相反。1949年1月，他接任台大校长以后，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晚饭过后，常常到南昌街一带散步，许多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们都认得这位魁梧胖人是大学“总长”（校长），对他非常尊敬。
提起他们对台大校长的尊敬，却有其传统性，因为日据时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的“总长”和当时的“台湾总督”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尊敬“台湾总督”，当然也就尊敬大学的“总长”。
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的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他的侄子傅乐成回忆，在1949年1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时，尽管屋里面没有人，也要双手捬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的一躬，傅乐成感慨说：“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数，但很快地便又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
大家对这位胖校长如此地尊敬，可是傅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乐于和他们接近，所以南昌街两家书店的老板成了他的朋友，同时他也就是这两家书店的好主顾。宁波西街夜市的馄饨摊子，他常常去光顾。路旁摆棋的地摊，也能常常看见他的身影。由于傅先生一向喜欢下象棋，他常常蹲在地上和他们走上几盘。他的侄子多次劝傅先生何必和他们争胜负，他总是表示：“明知我无法赢他，但我总要明了明了他们的棋谱究竟是怎样地变化。”
有一次，傅先生从体育场看运动会回来向他的侄子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傅乐成说：“这好办，我去取。”但傅先生一面阻止傅乐成前去，一面说：“还是我自己来。”结果他真的又去了一趟体育场。后来有一个女同学告诉傅乐成，当傅校长去取烟斗的时候，却又再补充了一碗鱿鱼羹。
傅先生有时候也很幽默，记得他刚到台大的时候，第一次举行行政会议，有一个学院的院长谈到“我们日本时代”如何如何，傅先生立刻幽他一默，向他重复了一句：“我们日本时代！”这时在座的人全都笑了，只有那位院长却始终没有醒悟过来。
又有一次在九十几个人出席的校务会议上，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有大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他自然应付裕如。等到下午继续开会的时候，这些炮手却被另一批炮手轰得不亦乐乎，这时候傅先生笑了，他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
从“七七事变”以后，他无日不过着穷苦的生活。在四川，他一到穷得没办法时，就去卖他心爱的书。他除了以书易米以济自己的燃眉之急之外，还卖书去周济朋友，甚至周济到一个满头癞疮的八岁乞儿。他养了那个乞儿近乎一个月，治好了他的疮，然后找到乞儿的亲属把他送回去。
他后来当了大学校长，一般人也许觉着他不应该再闹穷了，殊不知他和夫人俞大女士两个人的薪金和津贴的收入，仅能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一次，他拿到一笔稿费，想托刘瑞垣先生在香港买一套西服，但他只能买一件上衣，买全套的就买不起了。他说：“幸而我还有没破的裤子。”
虽然穷成这样，但他从来没有领过双薪。抗战期间，他虽然穷得常常卖书，而在一般人认为两者可以得兼的薪金和津贴，他绝不苟取。他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时，就不领中央研究院的薪金和津贴；在研究院领薪时，就不领参政员的薪金和津贴。当当局公布他做台大校长时，蒋介石并聘他为“资政”。那时，“资政”除本身的特任薪俸之外，还可以支领两个简任秘书和两个副官的薪金和津贴，这些薪金和津贴，在习惯上，是可以和台大校长薪金和津贴并领不悖的。可是他不但没领过“资政”和那些随员的薪金和津贴，甚至于他那“资政”的官衔，连跟十年以上的秘书，都是后来听人说方晓得的。这种有为有守的作风，真可以使顽夫廉、懦夫立志。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傅斯年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
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国策的坚定意志，何消说得。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傅斯年先生“疯”了。据好友屈万里回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大街上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屈万里把他唤醒，傅斯年却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屈万里认为：“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
抗战期间，孟真在国民参政会里的表现为一般人所钦所佩，许多人更觉得有声有色。除了他坚定地拥护抗战而外，他还为两种主张积极奋斗：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提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
在前一项目之下，如他反对提倡所谓国医，就是显著的例子。他认为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有人把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
这个问题在抗战前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写文章讨论过。因为他研究过实验心理学，同时他也很懂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所以他这些文章论述非常精辟，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
说到此处，他的老友毛子水提到傅斯年先生一件趣事，最能代表他那种天真可爱的性格。有一次，因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先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地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不过傅斯年先生，于是气得在座位上辱骂傅斯年，骂了许多很粗的话。
傅斯年也生气了，说：“你污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他一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赢了罢。”
这虽然是一个插曲，也可以看出傅斯年绝不是心硬的人。毛子水常笑他说：“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他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毛子水为之大笑。可是他真用这个方法胜过人，这件事只有他与张道藩知道。
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他这些不平凡的事迹是说不尽的。总之，他的为人，恰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赞颂，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