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旧鲁萨的日常生活全是按钟点安排的，一家人都严格遵守。我丈夫在夜间工作，十一点钟以后起身。他出来喝咖啡的时候，便呼唤孩子们，小家伙们高高兴兴地奔到他身边，把这天早晨发生的事和他们散步时见到的一切统统都告诉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呢，望着他们，心花怒放，跟他们进行最生动愉快的谈话。无论过去和以后，我都没有见到过像我丈夫那样能够深入孩子们的心理、用自己的谈话引起他们兴趣的人。在这种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也成了孩子。
下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叫到书房里，向我口述夜间他写好的章节，要我速记下来。对我来说，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工作永远是一种享受；能够帮助他，做聆听作者口述他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我感到十分自豪。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常直接按草稿口述长篇小说。但是，如果他不满意自己所写的章节或者对它缺乏信心，那么，在口述以前，他就把整个章节一下子都读给我听。这样，就可以使我获得比通常的口述更深的印象。
四我们的口述和记录
我顺便简略地说一说我们的口述和记录的情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常在夜间工作，那时候，屋子里寂静无声，没有什么东西打断他的思路。他在下午两点至三点之间口述，这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经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听我最心爱的作家口述自己的新作，口述时赋予他的主人公们以各种不同的语调，这对我来说，是件乐事。口述完毕以后，我丈夫总要对我说：“嗳，你说怎么样，安涅奇卡？”
“喔，挺不错！”我说。不过，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来，我所说的“挺不错”这几个字意味着，他口述的那个情节可能写得还算成功，但没有对我产生特殊的印象；而我丈夫却十分重视我的直接印象。不知怎的，凡是小说中使我感动或难受的篇章对大多数读者总是产生同样的印象，我丈夫根据他和读者的谈话以及批评界的意见确信这一点。
我喜欢真诚，当我没有感到需要称颂或赞叹的时候，我就不说这一类话。我丈夫非常珍视我的真诚。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印象。我记得，当我听到《白痴》中霍赫拉柯娃太太和将军的谈话时，我感到好笑；听他口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检察官的言词的当儿，我又取笑了他几句。
“唉，真遗憾，你不是检察官！要知道，你这样的言词会把完全无辜的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
“那么，按你的看法，检察官的言词是成功的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非常成功，”我肯定地说，“可我还是感到遗憾，你没有在司法部门工作，要不然，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将军，而我由于你的缘故，也就当了将军夫人，而不是退伍的少尉的妻子了。”
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口述费丘科维奇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位名律师。——译者注的言词，向我提出他经常提的问题时，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我要说，你，我亲爱的，为什么没有去当律师？！你会把道道地地的犯人洗刷得清白无辜。说实在的，你在这方面的才能被忽视了！你的费丘科维奇写得妙极了！”
然而，有时候我也会掉眼泪。我记得，当我丈夫讲到阿辽沙在伊柳舍奇卡下葬以后带着孩子们回家的情景时，我是那么感动，以致一只手在记录，另一只手则在擦眼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很激动，就走到我跟前，一句话也不说，吻了吻我的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把我理想化，认为我对他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但我想，我的理解实际上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样深刻。例如他坚信，我理解他的小说的哲学方面。我记得，在他讲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章节以后，我回答他经常提的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口述的内容（关于宗教大法官）我实际上不大了解，我认为要了解，一定得有哲学方面的修养，而我却没有。”
“等一等，”我丈夫说，“我给你讲得清楚一点。”
于是他便用我觉得明确的说法向我表达。
“好，现在清楚了吗？”我丈夫问。
“现在还是不清楚。如果要我重说一遍，我就说不上来。”
“不，我根据你向我提的那些问题，知道你是明白的。如果你说不清楚，那只是不懂得怎样表达，没有掌握表达方式罢了。”
顺便说说：我的生活在向前发展，生活中有时出现一些令人哀伤、错综复杂的情况；随着我生活经历的增长，我丈夫的作品向我展示的境界就愈益广阔，从而我对这些作品也就理解得愈益深刻。
我记起，我们生活在旧鲁萨期间，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读他刚写完的一章小说，其中描绘的是一个姑娘自缢的情景（《少年》，第一部，第九章）。这一章对涅克拉索夫产生了很深的印象，我丈夫在1875年2月9日给我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6]我丈夫读完以后，朝我瞅了一眼，就突然喊叫起来：“安尼娅，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脸色苍白，你累坏了，感到头晕，是吗？”
“那是给你吓出来的！”我回答。
“我的上帝，难道这给你那么沉重的印象？真遗憾！真遗憾！”
五
让我回过头来重新谈1874年的事。口述完毕，和我一起吃过早饭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读（在这个冬天）《修士帕尔费尼漫游记》[17]或者写信，到了三时半，无论什么天气，他总要到旧鲁萨的那几条寂静、荒凉的街上去散步。他几乎每次都顺路走进普洛特尼科夫家的小铺子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个小铺子被写成一家商店，米佳·卡拉马佐夫在动身上莫克罗耶时，曾到那儿买过糖果。——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买些刚从彼得堡运到的货物（下酒菜、糖果之类），尽管数量不多。铺子里的人认识他、尊敬他，只要铺子里到了什么新货色，就赶紧告诉他，他只买半磅此处指俄磅（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译者注，甚至不到半磅，他们却并不在乎。
五点钟，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坐下来用正餐，这时候，我丈夫总是心绪很好。他第一件事就是递给我们儿子的老保姆普罗霍罗芙娜普罗霍罗芙娜热爱我们的男孩，为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珍视她。我丈夫常常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她，并且把她，一个为自己那个活着但杳无音信的儿子的灵魂作安息祈祷的老妇人，写进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劝她不要这样干，预言她不久就会收到信。后来事实果真如此。——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一杯白酒。“老妈妈，喝杯白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邀请道。她接过酒杯，一面喝酒，一面吃着蘸盐的面包。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愉快，孩子们不住地絮叨，而我们从来也不在餐桌上谈论过分严肃、孩子们不能理解的事物。吃过饭和咖啡以后，我丈夫还跟孩子们一起待上半小时左右，给他们讲故事或者读克雷洛夫的寓言。
晚上七点钟，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俩出去作晚间的散步，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总要顺路到邮局去在那个时候，铁路只到诺夫哥罗德为止，从那儿开始，邮件由马匹运送八十俄里（从湖上走则为四十俄里）；因此邮差要到第二天才能把邮件送到我们那儿。如果我们自己到邮局去取，那就能拿到当天出版的报纸。——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那当儿，邮局已经把彼得堡发来的邮件整理好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件相当多，因此，我们有时候就兴致勃勃地急着赶回家，为的是早点读到信和报纸。
九点钟，我们的孩子们开始睡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到他们那儿去进行“就寝前的祝福”，和他们一起念《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母》和他喜爱的祷文：“圣母啊，一切都指靠你，求你保佑我们！”
快到十点的时候，整所房子都安静下来了，因为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家人都睡得很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书房里去读报；我呢，为家务事忙碌了一天，此刻感到十分疲乏，很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于是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下来，开始摆牌阵，其实，我对这玩意儿并不在行。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我丈夫每天晚上好多次来到我的房间，把他从最近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告诉我，或者光是跟我闲聊几句，每次总是帮我摆完牌阵。他肯定，我摆牌阵之所以不顺利，是因为错过了良机，而他却老是能找到需要的、但我没注意到的牌。摆牌阵复杂而奥妙，如果没有丈夫的指点，我就很难取得成功。谈到玩牌，我要顺便说几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接触的那些人没有玩牌的习惯。在我们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丈夫只在我亲戚家玩过一次朴烈费兰斯，虽然他有十年多没有摸过牌，但却玩得挺出色，甚至还从对手那里赢得几个卢布，这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时钟敲过十一点，他就出现在我的房门口，这表示，我该睡觉了。我只要求让我再玩一次，获得我丈夫的同意，于是我们便一起摆牌阵。随后，我上了床，全家人都睡了，唯独我丈夫精神抖擞地埋头工作，直至凌晨三四点钟。
我们在旧鲁萨过冬的前半段时间（从9月到次年3月），日子过得十分美满，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享受着我们从未有过的那种恬静的乐趣。固然，生活比较单调，每天都一个样，以致这许多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合而为一，我记不起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大事。不过，我记得发生在初冬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它搅得我们好几天不得安宁。事情是这样的：我听说商贩们从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买得一批给成人和儿童穿的无面短皮袄，有一次，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丈夫。他很感兴趣，说他有个时候穿过无面皮袄，现在我想替我们的费佳同样买一件。我们来到铺子里，商贩们拿给我们看了约莫十件皮袄，一件比一件好。我们选了几件，要求送到我们家里来试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淡黄色、胸前和前襟有着漂亮花纹的那一件，而这件皮袄穿在我们儿子身上正好合适。我们那个脸色红润的胖小子头戴马车夫的高帽子，身穿短皮袄，腰束红色宽腰带，看上去像个十足的美男子。我们也给女儿定做了一件漂亮的小大衣，我丈夫每天在孩子们出去散步前总要仔细打量他们，对他们欣赏一番。
但是我们的欣赏很快就中止了：在一个倒霉的日子，我发现那件淡黄色皮袄的前襟上有几处很大的油渍，而且皮子上的油渍又是重叠的。我们都感到纳闷，因为男孩子在散步的时候不可能沾上油渍。不过，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我们家有个年老的厨娘，她那视力很差的丈夫总是一清早就坐在我们的厨房里。他吃完早饭，手弄脏了，身边找不到抹布，就把油腻的手指往那件晾在厨房里的皮袄上擦。我们想尽办法，想把油渍从皮子上除掉，但是越刷洗，那油渍就越明显，于是一件漂亮的皮袄就此损坏了。我看到衣服被损坏，心里异常懊丧，要调换一件是不可能的，这使我对厨娘怨恨起来，在气头上差点儿把她和她那愚蠢的丈夫撵走，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他们说话，把我开导了一番。当然，这件令人不快的小事很快就被我忘掉了。
由我们自己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群魔》和《白痴》都获得很大的成功；因此，我们虽留在旧鲁萨过冬，却决定重版《死屋手记》，这部小说早已卖光了，书商们常常问到它。印刷厂把校样寄到旧鲁萨来给我们过目，但是在书问世之时，我必须前往京城，去卖掉一定数量的书（这我办到了），把书委托给各书店代售，并和印刷厂结账，等筹。此外，我还想去探望亲友们，买一些作圣诞节礼物用的玩具和枞树晚会上用的糖果，这晚会我们是为自己的孩子们和对我们一家极为友好的鲁缅采夫的孩子们安排的。我是12月17日走的，23日返回。归途中，在通过上了冻的伊尔门湖时，我受惊不小：几辆三驾马车同时进发，一起在湖上迷了路，此时大风雪骤作，我们险些儿通宵待在刺骨的寒风中；幸运的是马车夫放开缰绳，聪明的动物向各个方向徘徊了一阵，最后终于把我们带上了熟路。
六一八七四年。冬
那时光，在旧鲁萨，不论冬天或夏天，常常会失火，把整整几条街付之一炬。这火灾大部分是夜间在某个面包房或澡堂里发生的。要是什么地方起了火，大教堂钟楼上的钟开始敲响（碰到大火燃旺，火场附近的教堂里也会警钟齐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会想起不久以前烧成灰烬的奥伦堡，心里忐忑不安。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担心的是，他知道我在平时虽然精神饱满，什么也不怕，但是碰到任何意外事件，就会“张皇失措”，做出荒唐的行为来。因此，在我们逗留旧鲁萨期间，大家约定，只要一听到警钟，就互相叫醒。通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钟声，就轻轻地推我的肩膀，说：“醒醒吧，安尼娅，别害怕，不知哪儿起火了。不要发慌，我请求你，我去看看，是什么地方起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