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戏版《钦差大臣》的现实与审美意义
宫宝荣①
2009年11月及2010年元旦，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上先后两次上演了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这对一年推出了将近一百台戏的上海戏剧学院来说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在据说是十分红火的上海话剧市场上似乎也无足轻重。然而，就这么一出看似十分寻常的演出，竟成了上海戏剧界跨年度的一件盛事，不光成为各路媒体集中报道的焦点，更使得剧组的艺术家们成为聚光灯下的宠儿。人们不禁会问，其中究竟有何奥妙？分析起来，《钦差大臣》之所以能够在堪称繁华的上海剧坛上一枝独秀、发出如此耀眼闪亮的光芒，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这是一场由曾经在上海剧坛上享有盛誉的老艺术家们主演的演出，机会原就不可多得，更兼艺术水准上乘，因而意义远非寻常。事实上，此次演出不仅满足了观众目睹暌违已久的明星风采的渴求，更满足了这些老艺术家们五十多年前的梦想。《钦差大臣》的主创演员以半个世纪之前毕业的59届为主，其中包括享有“话剧皇帝”美誉的焦晃，以及曾经在上海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张先衡、杜冶秋、卢若萍、王家驹、许守钦、顾永菲等。五十多年前，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早在二年级时就策划以此经典作为毕业大戏，并且排练了若干场戏。只不过当时的社会为认识所限，极左思潮横行，计划最后付诸东流。自此，演出《钦差大臣》便成为萦绕在这些艺术家们心头的梦。如今，当初英姿勃发的青年经过岁月的磨炼都已加入银发一族，然而，面对他们钟爱一生的艺术，老艺术家们雄心不减，宝刀不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排练，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全力以赴，从而使得演出精彩纷呈，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自然引得观众纷至沓来。
其次，这是一出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经典剧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缺钙又缺血”的上海演出市场增添了营养。近几年来，上海的话剧市场虽说十分火爆，不仅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门前每晚人头攒动，而且连原本不太为话剧观众所知晓的上海大剧院中剧场也变得热闹起来，其他诸如“可当代艺术中心”等也同样红火得很。上海话剧市场的这种繁荣景象甚至引起社会其他业界的眼红，据说投资人士为数不少，摩拳擦掌者更是大有人在。然而，平心而论，在这种繁荣表相之下，里子内其实暗含凶潮。人们只需翻一翻剧目单，便会发现除了为数不多但属硬性指标的主旋律作品之外，绝大多数演出不是娱乐搞笑类的便是惊悚悬疑类的。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剧院和剧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作适合观众欣赏口味的演出剧目不仅理直气壮，甚至不容别人置喙。如此一来，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谓抛到了九霄云外。盖因话剧毕竟属于精神产品，它对观众的审美趣味、欣赏标准乃至道德情操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可想而知，对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追求的降低甚至放弃，一味地迎合观众、一味地追求票房、一味地搞笑和制造悬疑的结果不难想象，不仅提升不了观众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相反只能使观众心灵的花园进一步凋零与枯萎，要求提高演出的艺术质量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样的担心绝非危言耸听，须知就连像英法德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剧院也是有商业类与艺术类之分，不同类别的剧目避免了整个社会欣赏口味的趋同与退化，从而保证了精神生活的平衡与发展。此次《钦差大臣》出现一票难求的景象，无疑反映了广大观众对真正的经典剧目的渴求与热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精神生活提升的需要，更是治疗上海演艺市场的“贫血”和“软骨病症”的一帖良药。
再次，《钦差大臣》作为一部19世纪俄国大文学家果戈理的代表作，一部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世界文学经典，其艺术性和思想性虽然历经百年而没有丝毫的衰减，对中国社会始终具有十分现实的警世意义。它虽然是一部讽刺19世纪俄罗斯沙皇专制时期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剧作，但它对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具有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巨大作用。再加上它本身所具有的不朽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因而不仅在俄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其他各国也深受欢迎，成为许多国家剧院的保留剧目。在中国，鲁迅先生为介绍《钦差大臣》的第一人，他称果戈理的笑是“含泪的微笑”，其用意在于“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1921年此剧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巡按》）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有剧团将其搬上舞台。是年10月，天津南开新剧团第一次将其搬上舞台，获得了社会良好的反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此剧又在上海、南京、西安、太原、济南等地多次巡演，深受国人欢迎。它不仅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国人认清其时社会黑暗并奋起反抗发挥过极大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上演了《钦差大臣》。
之后，1999年、2006年、2008年、2009年京沪渝等地多次将此剧搬上舞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果戈理热，究其原因，无疑是因为剧中包含的巨大现实主义批判力量和讽刺精神。而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之所以在毕业半个世纪之后决定重拾此剧，圆梦自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此剧对于今人仍然极具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以上诸点都必须建立在一点之上，那便是作品应有的高迈的艺术质量，亦即高度的审美价值。舍弃这点，无论多么崇高的志向、多么美好的意愿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销售人员即使喊破喉咙，恐怕也只会是应者寥寥，落得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结局。如今，之所以出现开演之前剧院门前车水马龙、开演之后场内座无虚席且又在新年元旦加演三场的可喜景象，无疑表明这是一出有内涵、有水准的优秀作品。作为一部经典作品，《钦差大臣》剧本具有高超的文学性、独特的喜剧性、高超的艺术性等特点自是无可争辩。而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上戏的演出版本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不妨略作一番剖析。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坚持了“忠实原著、努力还原”的演出，与当下形形色色的“重读、解构”的做法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在一切都可“戏说”、“新解”的今天，忠实原著精神的做法似乎已经很落伍，甚至早已OUT了，与侏罗纪一样的遥远。然而，透过这版《钦差大臣》，我们惊喜地发现，无论“重读解构”的浪潮多么汹涌、无论“拼贴组合”的后现代风气多么盛行，努力挖掘原作意义并将之体现在舞台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大幕打开，映入我们眼帘的首先是一群头发染烫成西方式样、身穿西装或连衣裙的人物，其举手投足、语言腔调同样也属西化，虽然很难说是典型的19世纪俄罗斯人的装扮举止，但全剧的现实主义风格已经不容置疑。同样，台词虽然不可避免地有所调整，但整体而言没有随意性地增减；全剧的情节结构、场景安排也是严格遵循了原著，包括人物的姓名都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谁都知道，俄罗斯人的名字又长又拗口，极其难念不易记，因此有的导演干脆改成朗朗上口的中国人名。可是此版演出没有追赶这一时髦。主人公依然叫做赫列斯达柯夫，没有变成什么“贺里达”，市长安东诺维奇也没有变成“安德穆”，更没有出现什么“李爱民”“李爱国”①如此中国化的姓名！
当然，现实主义并不只是体现在不变的情节结构、忠实的台词或形似的服化造型等，更重要的在于演员的人物塑造和原作精神的传达等方面。观众之所以认可此版演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每个创作人员都是怀着敬畏之心对待经典，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各项工作，从案头分析到剧场排练，从彩排到公演，兢兢业业、毫不懈怠，以求揭示出剧作的深刻内涵。须知，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年逾古稀，有的甚至到了耄耋之年！但重要的是，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表演功底的艺术家。由于求学时期正逢我国大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因而有机会向前来上戏讲学的苏联专家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精髓。虽然整个20世纪不断有人向斯氏体系提出挑战，也不断有新的演员训练与表演方法问世，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演艺界的崇高地位至今巍然不倒，仍然是全世界戏剧和影视院校培养学生的主要方法。而谁都知道，斯氏的表演方法实质就是为现实主义服务的方法。因此，此次的演出，既是这群当年学子对半个世纪之前的学习经历的大总结，更是对如何在当代各种表演方法纷起之下发扬与光大现实主义传统、弘扬斯氏体系之精华的一次重要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