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城市底层叙述中的独特形象世界
张丽军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催生了现代城市。大机器工业带来了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工业文明平台上的城市化。新的大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残酷地摧残和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近代工业。近代中国城市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港口城市如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已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基地，这些城市是按侵略者的意图来发展的，结构发展也极不合理，近代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基础工业极其落后，而商业、服务业都过分膨胀，一个城市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当时靠民族工业支撑起来的城市，生产力落后，力量薄弱，规模不大，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大城市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依附性。近代中国没有像西方的英、法等国那样真正出现“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明清之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使自身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不是因辽阔乡村土地上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出城市发展变迁的强大推动力量；而是由于西方的介入，在广阔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率先获得神奇发展，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获得了畸形发展，地处封闭的内陆省份以及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却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现象。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国城市布局不合理，体系结构失稳，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形成，许多城市依然保持着封建时代的城市面貌。中国城市在加速发展的同时，渐渐出现了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贫富两极化、偏重原材料与轻工业的畸形化发展态势。这种畸形发展的城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在标志着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城市这一人类新乐园建立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城市在造就百万富翁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底层贫困群体；城市在拥有现代性华丽外衣的同时，其内里也布满了残衣败絮。而且，在畸形繁华的城市现代性语境之下，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反映这种畸形状态的都市文学——新感觉派文学。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生活百态，着重描写病态的、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穆时英在充满爵士乐、狐步舞、夜总会的疯狂中找寻热闹场景背后的极度悲哀，似乎一切都如《上海狐步舞》中的头一句话“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以极端的冲突形式展现一个畸形的、无序的、疯狂的、价值颠倒的都市世界和都市人荒诞的命运。
那些“新感觉派”笔下疯狂追求声色犬马的都市上层人士所具有的精神痛苦是花天酒地、狂欢极乐之后的心灵失落、精神空虚，即使“新感觉派”形象世界中的妓女人物，那也是“交际花”式的、耽迷于生存之外的欲望化象征；但是，对于都市底层人物的每日填饱肚子的生存挣扎之痛苦，描写都市生活的“新感觉派”则与之无缘。即“新感觉派”小说的“感觉”更多的是“十里洋场”里声色犬马的“欲望”之“感觉”，而非苦苦挣扎的“生存”之“感觉”，因此，就更谈不上所谓的底层穷苦人物了，穷苦的良家妇女沦为风尘女子不是自甘堕落、自我耽迷于“里比多”，而是被穷困的生活苦苦逼迫的结果，也就自然没有那种所谓的“新感觉”了。都市底层穷人群体在城市巨大的畸形华丽外衣遮蔽之下，在现代文学世界中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的黑暗世界之中，直到穷人作家老舍出现才渐渐被照亮，得以呈现出来。
老舍从自己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通过汲取西方作家，尤其是狄更斯等人的审美风格，融会满汉民族风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塑造了一系列老北京的底层穷困人物形象，有骆驼般吃苦卖力的人力车夫，有为了糊口、为了养活家人而不得不“卖肉”的妓女，有像狗一样转来转去挣口饭吃的旧巡警，有苦学一身手艺而派不上用场的手艺人，有到处受欺负、社会地位极其低贱的旧艺人，更有深受生存挣扎苦难之中，还要承受“三纲五常”礼教折磨的最底层的穷苦女性形象——这是一个别样的城市世界，是一个“穷苦人”生存的“劳苦世界”，也是一个终日不见阳光、被鲜亮的现代性所遮蔽的“背后”的“穷人的城市”。
一、“劳苦世界”的穷人力车夫们
“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
——《骆驼祥子》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在历经多次失败挫折之后，试图以西方现代性思想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思想文化源头来进行现代性转型，因此西方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为多数作家接受，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在文学界形成了反映底层劳工生活的文学作品。
在众多的劳工文学作品中，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尤为众多和突出。刘半农的《拟拟曲》（之二）写车夫老九前年秋天就害咳嗽，但为养家活口，一直拉车竟至不起。死后，一件破袄，一根烟袋，权作了葬品。沈尹默和胡适创作了同名的《人力车夫》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大量以人力车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鲁迅的《一件小事》无疑是最成功的一篇。郁达夫的《薄奠》中的车夫也在非人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品德。尽管生活贫困，却从不谋不义之财。在天气恶劣之时，绝不敲竹杠，对他人出于同情而赠予的财物，登门如数奉还。这些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虽然在当时还未对他们生活做出多方位的描写，但它毕竟给人们提供了穷车夫的生活侧面，初步展现了穷车夫们在困境之中顽强追求的一个剪影，为以后文学作品描写人力车夫打下了基础。
老舍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力车夫一方面是继承五四文学关注劳工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更是源于自己的底层生活经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旗人，没有文化，没有手艺，也没有大能耐，一旦堕入生活无着落的境地时，稍微有点力气的只能去拉车维持生存，老舍周围就有不少亲友干这行。老舍熟悉他们，满腹酸楚地写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旗人哥们儿。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力车夫——“赵四”。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人力车夫这种角色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之中，构成了一个立体流动的人力车夫群体画像。在这群车夫当中，赵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说对赵四的描写随着情节的推进而逐渐增多，赵四也由次要人物角色，渐渐升为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赵四在变成洋车夫以前，也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他少年的时候也颇体面，而且在乡里之中极有人缘。他曾买过八十多条小活鲤鱼分送给他的邻居，他曾穿着整齐布衫救过一个自尽的大姑娘，他曾召集逃学的学童们在城外会面管他们吃饭，他曾捡砖块打破了人脑袋被抓到监狱做苦力。但是，他并没改旧日的态度：他出狱之后，“他真算是个傻老，生死之际还想那条吃饭的道路可以挣饭吃而又作好事。他不能不去拉洋车了，然而他依然想，拉洋车是何等义勇的事：人家有急事，咱拉着他跑，这不是舍命救人！”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卷，第131页。赵四在经历了层层的生活挫折和磨难之后，即便是在狱友和街坊人们的讥讽嘲笑下，也依然不改遇事行善、急公好义的热心肠性格，为老舍后来《骆驼祥子》中典型形象祥子的刻画做了最初的审美尝试。
在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里，老舍素描般地刻画了一个名叫“春二”的人力车夫。小说通过春二之口点出晚清时期底层旗人的凄惨遭遇，即使选择拉车这样的自食其力的生存方式，“春二”等穷车夫们依然摆脱不了受剥削、受欺压的境遇。穷旗人在穷困与被歧视的双重压迫中，挣不脱他们的命。老舍巧妙地展现出春二的身份怎样从蓝旗人变为一个人力车夫，以及身为车夫的春二所遭受的虐待与折磨。1934年2月，老舍的短篇小说《眼镜》写一个人力车夫王四也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其结局更加悲惨。
1936年春天，老舍与“山大”的一位朋友闲谈，听他说一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另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转祸为福，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牵回三匹骆驼回来。老舍就以车夫祥子为中心，骆驼做陪衬，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顺手把其余的各种车夫叙述出来，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扩大为一个典型的“车夫社会”。
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老舍：《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老舍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找到了一个中心主题，即是寻觅到了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源”——“劳苦社会”，老舍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因而，老舍说：“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老舍：《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第47页。
所以，老舍写出了一个“劳苦社会”中底层穷人的心死的悲剧。祥子的悲剧蕴涵着无限严肃、深刻的悲剧内容。祥子开始的时候，要强好义，想做个自食其力的独立车夫，并将这视为生活的最高理想，甚至宗教。希望体面、光彩地活着的祥子，集中了老舍《老张的哲学》等作品中车夫们的优秀品质，然而乱兵抢走了他的车，孙侦探诈走了他的钱，虎妞给祥子的畸形爱的摧残与折磨，使这个“仿佛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祥子，在三起三落的致命打击后，变成了一具堕落、自我毁灭的行尸走肉。
老舍是蘸着个体与国家民族的血泪、屈辱来写出汗卖力的穷“祥子”们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这是老舍《骆驼祥子》咳着血写出的“劳苦社会”里穷人力车夫的令人不寒而栗、深入骨髓的生命真实！
二、“活在地狱里的”的妓女系列
对19世纪晚期以来的上海娼妓生活进行研究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写道：“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文学世界中的妓女，是一种“想象性”的、男性视域下的“他者”形象，与“妓女本人的声音”有着很大的距离。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视野的作家对妓女的“想象性重建”差别是很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救风尘》、《杜十娘》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种种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多是江湖味十足且有见识的女性，她们有爱恨情仇，甚为下贱却又格外可爱可敬。
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兴起，此时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遭遇在作家笔下显得格外令人同情，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妓女形象总的来说是值得同情的，做妓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她们为自己的身份羞愧，她们活得压抑而卑微，她们也在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写底层社会的妓女，与同时老舍写底层社会的妓女迥然不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对人性的真与善进行关注和肯定，笔下的女性形象，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妓女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叹息玩味不已。老舍描写妓女形象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底层者的眼光来审视妓女生不如死、悲哀挣扎的人生与“逼良为娼”的社会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