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李永平的城市书写中南洋想象之比较
杨君宁
杨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
论文摘要：本文以老舍《小坡的生日》和李永平《吉陵春秋》两部小说为主要对象，就其中城市书写的展开，对所涉及的故事结构、少年书写和南洋想象三个面向做了考察，指出了它们共同具有的寓言性质与复杂面貌。进而试图把当代华语文学的文体变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发展变化趋势这一线索纳入。
关键词：故事结构；少年书写；南洋想象；寓言
作者：杨君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二学生
一
如果我们不过分执著于“原乡书写”及与之相关的“原乡”所指称的范畴，一定要是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乡野（如鲁迅的未庄和许杰的浙东农村，或沈从文的湘西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重镇”），也能相对消解所谓“城乡对立”的概念，而诉诸更为广义的城市概念，则老舍笔下的《小坡的生日》所写的新加坡和李永平《吉陵春秋》中所塑造的吉陵镇，便因其在南洋书写上的某些共性与相异之映照，而有了实在的牵系。
进入现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基本单位。真正具有现代感的城市诗则佳作不多，较好的则大多有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中国的城市形态是复合的、混杂的。现代小说家将其生身之地或久居之地的城市写入作品，如北京、上海、台北这样的城市，与老舍、张爱玲、白先勇的名字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新文学的版图扩张与中国的城市地图割据正可相映成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论及台港（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和文化关系时还是很习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勾连，譬如“上海—台北”双城记的对比参照，或者沪港双城记，有时也会三者鼎立综论。这种讨论方式在研究城市彼此关系和文化影响时，固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久而久之亦成为惯性。如对30年代上海的想象会落入符号化、空泛化的描述，或者是想当然地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奇观描述。而其相对应的“镜像城市”与之的关联也受这种论述的影响，变得模式化。
如能展开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关联和比照研究，必可有新的发现与创见。而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所言的区域，当然是以政治、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为主导和变化的动力，但与文史学科中这一近似观念打通之后，未尝不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良好视阈。
在比较文学和少数文学意义上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从文辞语句到情思内涵，其表现形态与内地文学都迥然相异。有学者从地域状况的角度指出，台湾所属的“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具有差异甚大的气质与源头。台港文学和马华文学的书写，从地域渊源上可视作“南方文学”的共同体，且都与迁徙流离的经验密切相关。它们身为由少数族裔所书写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具有与主流文化思想对垒的精神内涵与生存意识，在远离母体文化和母语环境的匮乏中努力克服这种先天不足的境况，可以说是凭借“绝地逢生”的书写实践，发长出更为繁华丰盛的语言景观来。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被两相隔离的文学传统，如果脱离开了直接传承的源流关系，是否能通过另外的途径（如共享某些旧文学的阅读资源）而达到殊途同归式的汇合？这也正如未必具有原象—映象影响关系的两位作家，其表现出的相似特征是由于都师法一些共同的名家名著而成。对白先勇和张爱玲而言，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旧文学”（中国古典说部）资源，作为他们共同阅读并深受其影响的启发性文学典范，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归根结底，南北之间两种原本底色不同的文学传统，借由更早更古旧的中国文学经典互相连通，并有了交流碰撞。也像50年代赴港的内地南来文人为其时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新声。
二
李永平对于其阅读和书写看法的夫子自道，表明了他对创作来路的取舍抉择。在谈及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尽头》（下卷：《山》）时，李永平说：“这是要提醒读者，达到诗歌中叠句（Refrain）的效果，读起来像是诵经的感觉，达到诗的意象。”李永平说：“在我早年的创作中，为了刻意回避马来西亚式的中文，会坚持使用纯正的中文。我热爱中国文本，初中一年级就看《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我爱看中国书，到现在还是如此。”朱国珍采访整理：《李永平——迈向大河尽头的重生之旅》，《联合文学》2010年12月号，第314期，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此处引录自网络版：http：//cn.mag.chinayes.com/Content/20101201/b625a8bca40d4fc2b86cdba2e970416f.shtml。这些古典名著对于如老舍这样的现代文学作家，自然是列入其阅读书单上的，但对于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李永平来说，还要经历遴选、认祖归宗、吸收中国文学的养分化为己用的途径。“马来西亚式的中文”应是相类于由洋泾浜英语（沪语与英语混杂产物）所产生的沪语中外来词句，或是香港粤英混杂后并不地道的中文表达。对于非大陆地区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马华地区的本土书写者而言，我手不能写我口，使其口头语和书面语被迫分离。日常说话使用的杂合语是“自然语言”，而真正“标准化”的中文书写则成了他们需要后天习得（而非与生俱来）的“人工语言”，这是这些作者在创作时首先要克服的难题。
无论是《吉陵春秋》还是《小坡的生日》，在李永平和老舍各自的作品中都属于较为非“常态”的书写，这在作家整体写作中偏于边缘的位置。李永平提及《吉陵春秋》时说：“虽然我将《大河尽头》的地理位置配置在婆罗洲，但是雨林深处的故事细节、语言与风格、都是我创造、想象出来的，不属于马华文学书写，而是李永平的内心世界；就像《吉陵春秋》也不是写中国，是一个大杂烩，是我过去受过的教育、想法，全部融入进去的作品。”朱国珍采访整理：《李永平——迈向大河尽头的重生之旅》。他也并不认为《吉陵春秋》铸造的语言风格是最好的，无可替代的：“《吉陵春秋》的文字是为了那个题材而创造的，换了另一个题材就要换另一种文字风格，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海东青》，太怪异了。《大河尽头》则是把《雨雪霏霏》的文字再作调整，还不是写出另一种风格，我不能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之后的小说嘛，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考虑的文体就不一样，写完了，那样的文字就消失掉了。等我写完这三部曲，再写另一本小说时，作个预告，我想写武侠小说，那个空间一定要设定在中国大陆某个模糊的朝代，到时候，也许《吉陵春秋》的文字又重现江湖了。”伍燕翎、施慧敏访问整理：《浪游者——李永平访谈录》，2008年11月25日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此处引录自马来西亚“有人出版”部落格：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9/03/23/liyongping。
《小坡的生日》不同于老舍一贯擅长对城市采取的“梦华录”全景书写方式，例如同时期在伦敦期间所写的《二马》，而《小坡的生日》写于他离开英国滞留新加坡时。长篇小说《二马》中对伦敦风物人情的细致刻画，乃至时而回首与北平城生活体验、景色氛围的对比，是质感十足的风俗画描绘，并进而深化为“反思国民性”的议题。老马先生和儿子一起到伦敦后，依靠开古玩铺维持生计，但因文化差异，生活上仍感诸般不适，于是他便萌生了思乡之念。中西审美观的根本差异是老马恋土怀乡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美学的信心未免又带了几分自我解嘲的色彩。
在《小坡的生日》中，经由小坡之眼所望见的新加坡，却是一座隐性的、白描的，“看不见的城市”。小坡身为起到“行动元”角色的人物，由其生活和活动范畴带出了城市的图景。“在花园里”——“在家中”——“在学校”——“在动物园”的简单地点转换链条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鲜活可感。小说整体结构上与儿童的思维特征相符，选择了那些在小坡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近于其“兴奋点”的生活场景和片段着重加以记叙，并非严格的线性或时间叙述逻辑。各段单独看，都是可另成章的短小故事，又被统摄于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下。虽说是明言要写其生日，生日也只是占了其中一个章节，实际要写的却是更广泛的日常生活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