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续以人道主义精神解决未遣返的留用日侨、残留妇人、日本孤儿等战争遗留问题，续写葫芦岛日侨大遣返的新篇章。
1952年，在华日侨仍有三万余人（多为民主联军留用人员）。为使他们早日回国，同亲属团聚，中国政府在同日本政府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决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来华洽谈日侨归国问题。1953年3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确定以中国天津、秦皇岛、上海三地为日侨归国出境港口，由日本派船直达上述三港接侨。随后日船“兴安丸”、“高砂丸”、“白山丸”等多次往返，在大约两年时间里，分期分批地接回日侨32000余人。对此，周恩来总理曾说：“去年大多数人都被送回国了，…这是我们友好的种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又着手解决日本残留妇人、日本遗孤的回国定居问题，在中日双方的努力下，先后有四千余名残留妇人和三千余名遗孤回国定居。至此，东北日侨归国问题已进入尾声。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的日侨俘，大都成了古稀老人。岁月的流逝，抹不掉他们在中国结下的历史情缘；当年启航的汽笛--和平友好主题曲，至今仍在他们心中回荡。在他们的记忆里，既有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又有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既有对和平的呼唤，又有对中日世代友好的希冀。
（一）反思历史、珍视和平
二战后期，为了补充兵源的不足，关东军根据学生动员令，把许多中学生送到对苏作战前线，充当炮灰。当时尚在长春新京一中读三年级的田原和夫、谷口佶、国弘威雄、间濑收芳等一百二十多名同学被送到位于东宁镇的报国农场。在苏联红军的进攻之下，他们开始向长春逃跑，中途被苏军俘获，发现他们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就又将他们释放了。1945年10月11日下午，他们在饥渴交加中逃难到石头村。中国村民看到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使他们后来得以顺利从葫芦岛遣返回国。对这段历史他们一直铭记在心，并通过著书立说表述出来，以警示后人。
现住在名古屋的退休教授间濑收芳先生对自己在中国石头村的经历，一直念念不忘。他说：“我们一百多人得到石头村人的无私照顾，才得以生存下来。石头村人的厚爱，我们同行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留我们住的老人也有小孩，看到房间住不开，就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别人家。那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把我抱在炕上，当时已是15岁的我连病带饿，身子很瘦，奄奄一息。坐在火炕上后，老奶奶又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双腿，一直到擦暖了为止。老奶奶善良的心通过双腿温暖了我的心。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恐怕见不到我的父母。”间濑老人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地方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一个是石头村，一个是葫芦岛，这都是他再生的地方。
日本作家田原和夫，遣返时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说：“中华民族是个可爱的民族，生命力特别强，很有韧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到巨大创伤，但是中华民族没有屈服，坚忍不拔地向着明天。中国的强大对日本不会构成威胁，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向别的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中国是一个仁义之邦，中国发展了对日本及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利。”他回忆过去时十分激动：“那时我读中学三年级，刚刚15岁。因紧急动员令，被带到了中苏边界。后来到了石头村，当地老乡留我们住了一宿，给我们很多吃的，这非常可贵，可以说是绝路逢生。为什么我们当时还是孩子，就卷入了那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写出了石头村村民为了我们，可以说是敌国的孩子，他们热情周到地照顾我们，想把这感激之情写出来。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满蒙边境，15岁的夏天》。15岁时的那场战争，让我们受了不少苦，这让我们懂得了战争再也不应发生。一旦发生战争，首先受害的就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弱者就要吃苦，一定是这样的，绝不能再发生战争。”
当年的遣返者谷口佶先生回忆说：“那简直是一场羊仔子的战争。我们这些中学生，实际变成了关东军的花子兵（诱饵兵）。”“正因为我们被拉去当了兵，才遇到了与苏联作战，回想起来，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些少年兵，对苏联起到稻草人的作用。”为了反思战争，谷口佶写了《羊仔子的战争》一书，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愚民和弃民政策。
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当年遣返时也是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他的那段被关东军绑缚在侵华战车上，被苏联俘虏险些丧命，逃难中被中国百姓相救，最后经葫芦岛遣返回国的痛苦经历，一直冲撞着他的创作欲望。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永远记住历史教训，远离战争，珍视和平。1997年他终于踏上葫芦岛，伫立在当年启航的码头，思绪难平，百感交集。一部名为《葫芦岛大遣返》的电影脚本创作完成。他在剧本的前面写道：“葫芦岛就连他的名字也将消失在战后五十多年的历史峡谷中了。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而不是详细知道那场战争是场什么样的战争？现在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战后出生的，我觉得有必要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一下战争所留下的灾难，这就是我写这个电影脚本的动机。”国弘先生为实现自己的夙愿，变卖家产，筹资来中国东北拍摄《葫芦岛大遣返》。他在影片介绍中写道：“昭和年间，日本政府为了征服满洲，把大批的国民移居到满洲，有工人、官吏、随军家属、技术员、开拓团成员及教育工作者等等。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日军惨败的时候成了悲惨的难民…许多人妻离子散，人们处在恐怖、绝望和饥饿中。为了尽快回国，有的人乘火车、有的人步行赶往葫芦岛码头侯船回国。但是很多人没等到船来就死去了。从1946年开始，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约有105万人经由葫芦岛港回国了，对这些人来说，葫芦岛成了他们的再生之地。…制作这部影片，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五十年前的历史，警示人们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出现那样的不幸，另一方面是为了告慰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地下亡灵。”该片在日本各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
（二）重访再生地、续写友谊篇
1946年5月以后，葫芦港聚集着越来越多的日侨，在等待遣返的日子里，他们得到了当地中国百姓的很多帮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许多日侨重访葫芦岛再生之地，续写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甲斐国三郎是当时日侨俘葫芦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排遣返者上船。对于中国人给予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他回忆说：“当时我负责安排回国者上船的工作，可是当时来的遣返船只带些干菜，根本没带大米。在这种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如何能为遣返船只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新鲜蔬菜和大米是我的责任。于是我就委托当地的中国人，帮助我从附近村庄买来一些萝卜和白菜。我记得有时还弄来了一些大米。那是在1946年6、7月的事。我觉得这是我在那个时期做的一件大事，而在这一大事中，我不能不衷心地感谢当地的中国人。
穗刈甲子男先生青年时期曾经在日本关东军当过兵，当年中国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善良的农民救了他的命，1948年从葫芦岛遣返回国。他任松本市日中友协会长后积极投身日中友好活动，多次组织民间团体到中国各地访问，并向梨树县无偿投资，办起一所全新的现代化小学校。他说，历史长河虽然不断向前，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了就要犯错误，要汲取历史教训。现在的年轻人要知道历史，要真实准确地向年轻人介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在重访葫芦岛时向葫芦岛龙湾公园捐资栽种像征日中友好的友谊树，并修建了纪念碑。那朴实无华的碑石寄托着遣返者对葫芦岛的深情，唤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
现任日本行政改革调查委员会主席的杂贺一人先生，当年从长春遣返来到葫芦岛的时候，饿得快要不行了，是好心的葫芦岛人给的一根大麻花救了他的命。多年来他对此念念不忘，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他说：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葫芦岛的麻花最好吃。2002年他来葫芦岛考察，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午餐时，服务人员特意给老人准备了一根大麻花。看到麻花，回忆当初中国人的救命之恩，老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现在日本大学教授中国古汉语的立石节子女士，是出生在葫芦岛的日本人。当年其父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蛊惑，携全家来到建设中的葫芦岛港，任工程师，后来就死在这里。父亲死后，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在好心的葫芦岛人的帮助下，终于活了下来。谈到当年的经历，立石节子非常激动：“自己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可思议，是我的幸运。当年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说不定我已经死了，能活着回来真是我的幸运。”立石节子一直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并把自己的女儿、儿子送到中国读书。几年前，她与丈夫和儿子随葫芦岛再访之旅，来到她出生之地进行观光考察，亲身感受这里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