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舞会》
《农民舞会》，创作于一五六八年，这时的尼德兰正在酝酿独立解放运动，民族的敌人是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大难当头，愚昧同胞仍然在及时行乐，画家用象征主义手法，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画面上是一个村庄的广场，全村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里，农民舞会正在进行中。及时行乐不仅是贵族们才有的习惯，农民也一样娴熟。村庄代表城市的边缘，意味尼德兰的地位——西班牙的殖民地；广场代表尼德兰社会，农民聚集的地方；唯一代表文明的是那个有着奇怪招牌的餐馆——吃喝玩乐，齐了。画家实在太巧妙，貌似农民题材，说尽时代和世道的本质和真相。
画面前景两组人，左边是音乐家，吹着羊皮风笛，腰边还挂着短刀，卖力地吹着，一旁的年轻人如痴如醉地为他端着罐子，里面是啤酒无疑。音乐家的另一边有俩小孩，正在傻里傻气地学成人跳舞，糊里糊涂地学成年人的盲目愚蠢行为。前景右边是一男一女两个农民，刚到场的样子。他们一看就是富裕农民，穿戴十分隆重，心情很好，兴致很高，仿佛跑跳着要加入这狂欢的人群。他们是那样地兴奋，忘我地手拉着手，自以为是地奔跑着，显然急不可待地要跻身舞场，有些漫画的意味。不过，他们看起来也筋骨强健，精力充沛，虽然身材算不得优雅，而且根本就显得笨拙，毫无舒展的气质，绝不是天鹅的类型，倒像前来狂欢的野鸭子，既无西班牙宫廷的僵化，也乏意大利的人文优雅。但仔细看时，他们却倒是有一种诚实的风范，近乎一种因愚昧过度而产生的迂阔。这一点，大约是画家最点睛之笔，观众不能够视而不见。
画家这时对同类的行为举止，其立场显然是批判、是揶揄，但不再居高临下，只是他的揭露保持原本象征隐晦，但也有径直的地方。看呀，右手大树树干上的圣母玛利亚圣像已经歪斜，没人看见；地上麦草两根达成的十字架，不仅没人看见，又被大脚践踏上去；远处的教堂，画面景深处透视点消失的地方，那座哥特式的小教堂显得那样寂寞，那样落寞，那样孤独，而狂欢舞蹈的农民们，都把脸侧到一边，把教堂撇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民心颓落原是每个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情况，重要的是有没有艺术家去关注和记录它们，而如何记录和关注，其风格取向如何，反映了画家的态度。在布鲁格尔，貌似无情的画面上，处处细节造型和色彩的构成，都显现了画家对时代的关注和对同胞的同情。这在以后的艺术历史中，恐怕只有法国十九世纪农民画家F·米耶能够比拟，但由于米耶自己是农民，所以感觉上又有所不同。
布鲁格尔是城市人，生长和学艺在安特卫普，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左右满师，在师父的建议下，于一五五二至一五五三年间南下去意大利采风。这是当时的风尚，学画满师后一定要去意大利镀金，回来后画的画才会有人买，这时的传统，只要条件许可，所有的年轻画家必走这条路。但翻越阿尔卑斯山却给年轻的布鲁格尔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大自然的雄浑和壮观让布鲁格尔根本忘却了意大利。他一路上画了很多自然风景写生素描，而到了意大利之后，他只是匆匆忙忙地看过一些教堂壁画后就赶紧往回走，恨不得立刻回到尼德兰，回到自己的老家，开始他的创作。一个艺术家有了自己的创作意向，崭新的，独特的艺术方向，是最难能可贵的。因此，布鲁格尔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画了十二幅阿尔卑斯山的大型风景油画，交给铜版画家和出版商热罗姆·柯克，刻成铜版蚀刻画，再印刷出售，结果大获成功，为日后荷兰风景画播下了健康的种子。
热罗姆·柯克是布鲁格尔的老朋友，他有一家出版社，叫“四风出版社”，意为接纳四面来风。他的出版社专门复制和发行意大利大师的作品，为此他雇佣了年轻的布鲁格尔做他的助手。后来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不堪，布鲁格尔也觉得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太乏味，作为艺术家，他更愿意自己创作，而不是仅仅为了生计，一味地模仿意大利那种他原本不喜欢的风格，他就离开了柯克的出版社。
十五世纪后半叶，尼德兰出了一位伟大的神秘派画家，名字叫H·波希。曾经有不少史家替他归类，象征主义画家，梦幻现实主义，神秘现实主义……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无法完全看懂他的画，而在当时，他的画为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证据是他生前已经很出名，而且他的画很流行，简直就是流行艺术。一五一六年，他死了，为他那独特的绘画风格留下一段真空。布鲁格尔年轻时就崇拜波希，也曾经尝试进入波希的风格，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开始了“农民画家”生涯。除了后期的农民主题大型作品如《农民舞会》、《农民婚礼》外，此前他还创作了《秋收》、《收割》等以再现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大型油画，画面一派阳光。显然，这时的布鲁格尔对农民的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表象上，他起初赞扬朴素单纯的“农家乐”存在方式，后来又为同胞的冥顽和麻木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无疑，这是受了同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的结果，但画家最后与时代和命运的妥协几乎是突然来临的，那就是《农民婚礼》所暗示的情形。布鲁格尔只活了四十四岁，临死前的创作就是《农民婚礼》。如果说《农民舞会》是批评同胞盲目的及时行乐，而对民族命运麻木不仁，那么《农民婚礼》则是对自身命运反省后的归宿认同。也未必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