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鼋，径如惊蛇。大石君雷礓，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名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以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胜绝之地日阅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缭以翠麓，覆以美荫。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静，可鉴毛发。虽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吻，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石泉皆莫逮。公常与客徜徉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也。”游按：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时“阅古”盖先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裋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放翁逸稿》卷上）记中写作者与韩侂胄一起游赏畅饮之乐，描写阅古泉美景，绘声绘色，生动如现，令人神往。记中仅写韩侂胄生活中的闲情雅趣，不及其他，可见韩侂胄形象的一个侧面。记中对韩侂胄无谀辞，只自谦抑，可见立意行文之妙。此记结构布局、写景语言皆可看出受到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影响，仅从艺术上看，也是上乘之作。
陆游晚年为韩侂胄做“两记”，背景是韩侂胄力主北伐，顺乎民意。陆游一直主战，志在恢复，与韩侂胄又是世交，有人情往来，无论于公于私，受韩侂胄之请，为撰《南园记》，都是合情合理的。陆游撰《南园记》后而复出，撰《阅古泉记》后而告老还乡，皆与颂扬韩侂胄关系不大，不撰《南园记》，只要在抗战立场上一致，陆游照样会复出的。至于朱熹讥其与韩氏交往，是“能太高，迹太近”，那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看法，《宋史》本传便是承朱熹看法说陆游“不得全其晚节”，后代学者亦多承《宋史》之说。历代又有“辩诬”、“翻案”者，但又努力将陆游与韩侂胄分开评价，误读“两记”，以为是陆游讽劝韩氏，或硬说“无谀辞”，则又走上另一极端。我们不应以朱熹是非为是非，亦不应观念先行，“抽象”出一个完美高大的纯然“爱国者”陆游形象。陆游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一贯正确的“伟人”。他写《南园记》颂扬韩侂胄，多场面话，不必当真。即使当真，也是人之常情。“两记”中，他写的主要是生活中的韩侂胄，并无过多的政治因素。韩侂胄北伐失败，《宋史》又列入“奸臣传”，变成“反面”人物，这是韩的悲剧。开禧北伐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韩氏一人。如果韩侂胄成功了，历史对他的评价，对陆游写“两记”的评价，肯定又是另外的结论。撇开“争议”不谈，仅就文学本身看，无论是立意，还是结构布局、语言锤炼、修辞手法，两记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堪称优美的园林小品。
陆游记文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寥寥数笔，人物体态神情即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似一幅幅人物剪影。如写“朴野”老僧，“老僧四五人，引水种蔬，见客不知拱揖，客无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辞谢”。（《云门寺寿院记》，《文集》卷十七）写僧守璞主持建造“轮藏”，工程紧张进行，而守璞“俨然燕坐，为其徒说世间法，土木梓匠之间，不至丈室，若未尝有是役者”。（《抚州广寿禅院经藏记》，《文集》卷十八）真是“无为而治”。写僧怀素主持修建尊胜院佛殿，亲自“坐裂瓦折桷腐柱颓垣之间，召工人，持矩度，谋增大其旧，计费数百万，未有一钱储也”。（《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文集》卷十九）怀素做事，事必亲躬，不辞劳苦，与守璞完全不同。两僧性格反差鲜明，相映成趣。陆游真有生花妙笔。
陆游记文多议论，他善于紧扣“关键词”展开议论，发表见解。《半隐斋记》中，作者议论道：
天下之名，常晦于有余，而着于不足。彼真隐者，山巅水崖（按：“崖”，疑为“涯”之误），草衣木食，其身且不欲见于世矣，又何自得而名？故常谓自汉、魏以来，以隐名世者，非隐之至也，而况若元放者，方且不屑下吏身，杂铃下五百之间，折腰抑首，以冀斗升，而顾自谓，谁则许之？务观曰：不然，人之出处，视其所存者何如耳！审能羞世利，薄富贵，折腰抑者，何害为隐！否则，终南、少室，是仕宦快捷方式也。（清乾隆《铅山县志》卷九）陆游借给友人贾元放作斋记的机会，发了一番关于“隐”的高论，他认为“真隐”者，居于山水间，草衣木食，其身且不欲见于世，又何得“隐”名？所以，自汉魏以来，以“隐”名世者，皆非“隐之至”，即不是“真隐”。陆游主张“心隐”，而不必拘于“身隐”，如能“羞世利，薄富贵”，即使“折腰抑首”，置身仕宦之列，仍不失为“隐”；相反，身隐心不隐，即使深居终南，仍是仕宦“快捷方式”。此番议论极有深刻哲理，将“隐”字真义全都说破，可见陆游的思想深度。又如作于乾道八年（1172）七月二十五日的《静镇堂记》，静镇堂是四川宣抚司的大堂，宣抚使王炎以诏书中“静镇坤维”之语以名之，嘱陆游为记。陆游在记中认为，“以才胜物易，以静镇物难。以静镇物，惟有道者能之”。而王炎“刳心受道”非一日，道学精深，尊德义，斥功利，淡泊名利，才略奋发，气度不凡，故能“任天下之重”，“弼言神武，绍开中兴”。陆游将恢复大业寄托在名将王炎身上，故借机推许，不只是取悦上司，其中有深意。
寺庙记中，陆游常即物即事发表议论。如《黄龙山崇恩禅院三门记》，对佛家“尤喜治宫室，穷极侈靡”的现象，作者议论说佛寺建筑“天下乱则先坏，治则后成”。（《文集》卷十七）由佛寺兴废，看天下治乱。《抚州光寿禅院经藏记》中，作者议论说僧守璞：“弃家为浮屠氏，祝发坏衣，徒跣行乞。无冠冕轩车府寺以为尊也，无官属胥吏徒隶以为奉也，无鞭笞刀锯、囹圄桎梏与夫金钱粟帛、爵秩禄位以为刑且赏也。其举事宜若甚难。今顾能不动声气，于期岁之间成此奇伟壮丽、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权，席利势，假命令之重，耗府库之积，而玩岁偈日，事功弗昭。又遗患于后，其视子岂不重可愧哉！”（《文集》卷十八）针砭时弊，态度鲜明。《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中，作者分析士大夫举事难成的原因，“语未脱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谤”。“凛凛拘拘，择步而趋，居其位不任其事，护藏蠹萌，传以相诿，顾得保禄位，不蹈刑祸，为善自谋，其知耻者，又不过自引而去尔。”（《文集》卷十九）而佛家无权无势，却举事易成。借佛家诚心毅力以讽谕当权者，其中有作者宦海沉浮的感慨。
佛家讲因果报应，陆游信佛主要是精神所需，不会执着太甚，沉溺其中。他更强调“人事”因素，事在人为。《法云寺观音殿记》中，他认为，“事物废兴，数固不可逃，而人谋常参焉”。各地佛刹，“往往历数百千岁，虽或盛或衰，要皆不废。而当时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为飞埃，鞠为茂草”。“岂独因果报应之说，足以动人而出其财力，亦其徒坚忍强毅，不以丰凶难易变其心，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必于成而后已。彼之不废固宜”。（《文集》卷十九）《灵秘院营造记》亦云：“虽日有天数，然人事常参焉。人事不尽，而诿之数，呜呼，其可哉！”（《文集》卷二十一）可见，陆游善于借佛言事。①记中还抒发爱国情感。如《铜壶阁记》记范成大重修铜壶阁，范成大合乐宴请众宾佐：“客或举觞寿公曰：‘天子神圣英武，荡清中原。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其可阙书？”（《文集》卷十八）陆游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记中寄厚望于范成大。
有的记，叙事、写景、抒情三者融为一体。如绍兴丁丑作《云门寿圣院记》云：
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复，依岩跨壑，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觌也。入寺，稍西石壁峰为看经院，又西为药师院，又西缭而北为上方。已而少衰，于是看经别为寺曰显圣，药师别为寺曰雍熙，最后上方亦别曰寿圣，而古云门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寿圣最小，不得与三寺班，然山尤胜绝。游山者自淳化，历显圣、雍熙，酌炼丹泉，窥笔仓，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遗风，行听滩声，而坐荫木影，徘徊好泉亭之上，山水之乐，餍饫极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径，逶迤如线，修竹老木，怪藤丑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绝涧，奔泉如流，喊呀而喷薄，方暑，凛然以寒，正昼仰视，不见日景。如此行百余步，始至寿圣，崭然孤绝。老僧四五人，引水种蔬，见客不知拱揖，客无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辞谢。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来南，而四五人者相与送予至新溪，且曰：“吾寺旧无记，愿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异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与为记。然忆为儿时往来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树益苍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发久矣，顾未知予之文辞亦能少加老否？（《文集》卷十七）起首借“父老”之口，追叙云门寺“昔盛时”景象，接着描写云门寺现时景物，移步换景，景物层层展现。最后回忆儿时往来山中，今已三十年，屋益右，竹树益老，“予亦有白发久矣，顾未知予之文辞亦能少加老否？”感叹似水流年，人事沧桑，情真感人。嘉定元年五月甲子所作《吴氏书楼记》，同年秋七月甲子，又作《万卷楼记》（俱见《文集》卷二十一）亦写景、叙事、议论兼工。有的记则叙事、写人、抒情、议论四者兼胜，如《青州罗汉堂记》。
陆游是写景高手，如绍熙四年二月庚申作《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开头一段云：“浙江自富春溯而上，过七里濑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乌龙山崛起千仞，鳞甲爪鬣，蜿蜒盘踞。严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与乌龙为宾主。乌龙以雄伟，南山以秀邃。形势壮而风气固，是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赐履之邦。登高四望，则楼观雉堞，骞腾萦带，在郁葱佳气中，两山对峙，紫翠重复，信天下名城也。”（《文集》卷十九）短短百余字即将山清水秀美如画的严州城生动传神地描绘出来。这里写景文字，句式上明显受柳宗元《钴鉧潭记》的影响。其他写景精妙片断有如：“会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红淳澄澈，蒲柳列植，藻荇萦带，水光天影，荡摩上下，为一郡绝景。”（《广德军放生池记》，《文集》卷十九）“闳堂杰阁，房奥廊序，栖钟之楼，椟经之堂，馆客之次，下至庖厨滔浴，无一不备。为屋仅百间，自门而出，直视旁览，道路绳直，而原野砥平。一远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烟云映带其傍。”（《灵秘院营造记》，《文集》卷二十一）描写景物时，句式上亦极具特色。如：“献有次，祝有位，斋有禁，省馔、食爵、奠币、饮福、望燎、望瘗有仪，祝事各以其日。”（《会稽县重建社坛记》，《文集》卷十九）“盖先王盛时，山泽有虞，川林有衡，渔猎有时，数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养之宜。所谓漉陂竭泽者，盖无有也。所谓相啕以湿、相濡以沫者，盖未见也。”（《广德军放生池记》，《文集》卷十九）“如来大士有殿，演法会斋有堂，安众有寮，栖钟有楼，寝有室，游有亭，浴有泉。又以余力为门，为庑，为库，为垣，为磴路，为御侮力士之像。”（《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文集》卷十九）“然阅百二十年，为主簿者凡几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费于公，不敛于民，竹个木章，瓦甓丹垩，不蠹，不苦窳，不慢漶。”（《诸暨县主簿厅记》，《文集》卷二十）“于是施者墙立，助者麇至，闻者兴叹，见者起敬。木章竹个，山积云委，伐石于山，陶甓于灶，丹漆黝垩，致于四方。”（《法慈忏殿记》，《文集》卷二十一）排比描写，一气呵成，文字简洁而生动，明显受到《水经注》和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