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出东南隅，照我楼外楼。
位于东南一隅的浙江，以湖光水影、名山奇峰而闻名天下。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楼外楼的市廛盛况，山外山的乡野风光，天外天的佛国仙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古今中外人们的眼球。
浙江十分骄傲地拥有五座仙山：海天佛国普陀山，佛宗道源天台山，大树王国天目山，清凉世界莫干山和寰中绝胜雁荡山；更令人羡慕地拥有五泓神湖：人间天堂西湖，水石盆景东湖，梦里水乡南湖，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东钱湖和千岛、秀水、金腰带的千岛湖。浙江还拥有各具神韵的五大江流：以剡溪九曲胜景著称的剡溪，观潮胜地钱塘江，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富春江，有华东漓江之称的瓯江以及山水田园名胜楠溪江。
踩着第一缕晨曦，我循着五大江流，以舟代车，亦舟亦步，开始情趣无穷的江南胜地之旅，剡溪九曲是我千里之行的起点。
古今众多文人墨客无不为浙东唐诗之路这条迷人的古道所倾倒，从镜湖到剡溪，攀天姥游天台，沿途不仅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胜景，而且有先秦文化、魏晋遗风的流芳。浙江嵊州境内的剡溪是浙东唐诗之路最精彩的一段，收载于《全唐诗》的唐朝诗人中，有三百余位曾络绎来此览胜，他们相继在这里种植了数百首诗篇，其中有孟浩然、杜甫、白居易，而大诗人李白更是三次入剡，情有独钟。
开元十四年（726年）秋，李白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渡钱塘，入浙东运河，过镜湖，经曹娥江前往剡中（今浙江嵊州、新昌一带），写下了《别储邕之剡中》：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月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李白还以浪漫雄伟的意境，写下堪称绝世名作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描述了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梦游经历，描摹了辉煌秀丽的剡溪风光和天姥山形象。杜甫也曾壮游至此，以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的歌吟点出了剡溪蕴涵的独特韵味。
默诵李杜的优美诗句，追随曾在剡溪月下泛舟的南宋诗人王铚，我也兴致勃勃地撑一支长篙，荡舟于溪，复又徜徉溪畔，真实地体验了古诗人们当年的感受。
辗转来到富春江，我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诗情画意中。流贯浙江中部桐庐、富阳两县的富春江，被唐末诗人韦庄赞为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写给朋友朱元思的书信中，生动地述说了行旅的见闻和感受：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南宋诗人陆游面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曾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人间著脚尽危机，睡觉方知梦境非。
莫怪富春江上客，一生不厌钓渔矶。
（陆游《读史》）
陆游说的江上客，指的是那位悄然隐居和悠然垂钓于富春江上游七里泷的东汉名士——严子陵。七里泷以山青、水清、史悠、境幽而素享小三峡之誉，沿江高阁连亘、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一片古朴的建筑就是东汉古迹之一的严子陵钓台。这段全长23公里的旅游线被称为浙西唐诗之路，与浙东唐诗之路极具异曲同工之妙。
顺流而下，就是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钱塘江的亮点是钱江秋涛，能够观赏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天下奇观钱塘潮，是人生一大享受。倘若有幸生活、居住于钱塘江边，昼可看波澜壮阔的潮浪，给人以一种乐趣；夜则可听诗情琴音的涛声，让人有一番遐想。难怪在杭州任职三年的白居易，留下了群亭枕上看潮头的永生记忆；而毛泽东则由此产生了雪花飞向钓鱼台、铁马从容杀敌回的丰富想象。
从浙北迤逦南下，山重水复中，倏然出现一条自源头龙泉出发，在浙南山麓绿荫丛中穿舞翻腾，到龙港汇入东海的大河瓯江。瓯江沿线柳暗花明，揽奇峰、异洞、幽谷、流泉、密林、飞瀑于一域，宛如一条山水画廊；瓯江两岸古风犹存，集晨曦、炊烟、书声、牧歌、鸡犬、燕雀于一炉，又呈现出一种远离尘寰的桃源风情。唐朝诗人张子容有诗云：
无云天欲暮，轻鹄大江清。归途烟中远，回舟月上升。傍潭窥竹暗，出屿见沙明。更值微风起，乘流丝管声。
自北往南注入瓯江入海的楠溪江，江长三百里，与雁荡山风景区相毗邻，逶迤曲折，有三十六湾、七十二滩之称。江水纯净柔和，清澈见底，诚如古诗所云：楠川山水甲东嘉，十里澄潭五里沙。江畔名士接踵，履迹叠印，吟咏不辍，诗文如流，有前人留句：弘景书留真诰迹，谢公屐印绿峰巅。
迷人的山川、溪流、城镇、风情，无处不宜人，无处不醉人，也无处不引人入胜。这就是位于东南一隅的浙江。
二
七千年前的提前觉醒，四千年来的惨淡经营，终于使浙江成为江南的一朵奇葩，也终于使浙江成为中国的一块福地。
七千年前，当我们的先民还处于梦寐状态的时候，在宁绍平原上一个叫河姆渡的村落里，却已经飘出了缕缕晨炊。这是一群最早起身劳作的中国人，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华夏大地。然而当中华民族由小而大地成长，巍巍然地屹立于东方的时候，河姆渡的先祖却笑看山花烂漫，悄悄淡出人类舞台，在地下静静地沉睡了。
斗转星移，直到1973年夏，一群余姚江边建造排涝站的原罗江公社的社员，在深挖安装排涝设备的坑基时，铁锨和锄头触动了河姆渡先祖的神经。随着一批骨器、石器、黑色陶器及大量动物遗骸的出土，一个惊天秘密被发现了。河姆渡，这一片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的无名土地，在一夜间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新闻焦点。
经过考古发掘和科学测定，认定这一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一处距今约6500～7000年内涵新颖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河姆渡，因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这一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被《考古》杂志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四千年前，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在治理好洪水后，召群臣会聚茅山（今绍兴会稽山），以计其功。按禹的遗嘱，他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下，绍兴的禹陵、禹庙也就成了人们最早祭奠大禹的场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与大禹结下最深厚感情的地方，都是浙东历史名城绍兴。四千年来，治水的传说如烟霞般地弥漫在禹王庙内，大禹的故迹像雾霭似的散落于会稽山中。
会稽山下的大禹陵，背山而坐，气势恢弘，形象古朴，一直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这是一组规模宏大、高低错落的古建筑群，由禹陵、禹庙、禹祠三部分组成，占地四十余亩。早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就曾上会稽，祭大禹。祭禹后兴犹未尽的始皇帝，又登临会稽山最高峰后来被称为秦望山的南山以望南海，并命丞相李斯刻石立碑于南山，留下了会稽刻石，又称李斯碑。西汉太史令司马迁也曾上会稽，探禹穴，他的不朽史学著作《史记》较系统地记述了大禹的业绩和夏王朝的兴衰。
千百年来，祭祀禹陵的香火袅袅不熄，朝拜禹庙的足迹络绎不绝，凭吊大禹的诗文绵绵不绝。是英雄，是先祖，是帝王，更是圣人，大禹这个空前绝后的丰碑，树立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树立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心中。
会稽南镇夏王封，蔽日腾空紫翠重。阴壑烟霞辉草木，古祠风云出蛟龙。玄夷此日归何处，玉简他年岂再逢？安得普天休战伐，不令竹箭困输供！
（元·刘基《会稽》）
两千五百年前，在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春秋时代，居于江南的吴、越两个小国也跃跃欲试。它们首先互相小试牛刀，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先发制人，派兵攻打越国，却不料兵败身亡。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大举伐越，越王勾践败北投降，与妻子一起被押送到吴为奴，在牛马般地伺候吴王三年后被释归国。归国后的勾践立志报仇复国，在整整二十年中，编导了一部传颂古今的以卧薪尝胆为主线，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剧情的历史剧。勾践最终率领越军亡吴，夫差也被赐剑自刎。
尽管勾践的晚年留下了许多憾事，而且因此也屡遭后人谴责，但他所编导的这部历史剧，仍然是历代文人骚客颂歌不绝的题材。尤当外侮入侵的亡国之秋，看到当朝皇帝的含垢忍辱，苟且偷安，有志之士总会想起越王勾践的大智和大勇。曾在元兵攻陷临安后随三宫北往大都，留北十三载的南宋末诗人、词人汪元量访问越中时，登上越王台，亡国之痛的凄凉情感油然而生，写下了怀古伤今的词调：
越山云，越江水，越王台。个中景、尽可徘徊。凌高放目，使人胸次共崔嵬。黄鹂紫燕报春晚，劝我衔杯。
古时事，今时泪；前人喜，后人哀。正醉里，歌管成灰。新悲旧恨，一时分付与潮回。鹧鸪啼歇夕阳去，满地风埃。
（宋·汪元量《金人捧露盘·越州越王台》）
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今绍兴）太守马臻完成了一件千秋大业。他领导民众大规模地围堤蓄水，总纳了山（阴）、会（稽）两县三十六源的溪流之水，形成了壮阔的鉴湖，使绍兴发展成为富庶、繁荣的鱼米之乡。泱泱八百里鉴湖，一碧万顷，水天相映，青山环抱，层峦叠嶂，芰荷芙蓉，菱歌渔曲，被南宋政治家和诗人王十朋盛赞为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王十朋曾在绍兴当过两任朝廷命官，任职期间遍游越中山水，在一次畅游鉴湖归来时，写了一篇《鉴湖行》，以四句游兴未尽的诗结尾，表达了兴致盎然的心情：
日暮东风吹棹回，花枝照眼入蓬莱。回首湖光何处是，欸乃声中图画来。
鉴湖建成以后，大批文人不远千里慕名前来观光。六朝时代，北人南迁，名噪一时的王、谢等高门世族，仰慕鉴湖山水，纷纷到此定居。于是，才有了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1人的兰亭盛会和《兰亭集序》名篇，才有了谢安在此的东山再起，继而在这里又培育和造就了书法家王献之、山水诗人谢灵运等优秀传人。
一千二百年前，在马臻绍兴治水六百余年后，一位谪迁来钱塘（今杭州）当刺史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看到当时杭州东北至盐官诸县千余顷良田，旱情严重，为建杭州千秋繁盛之根基，就发动民众在钱塘湖中兴筑一道湖堤。此堤就是将钱塘湖分隔成上湖（今西湖）和下湖（今杭州市区）的古白公堤或白堤，湖水尽蓄于上湖，旱季则放水于下湖灌溉农田。在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钱塘湖春行》中，曾提及另一条湖堤白沙堤：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中的白沙堤是杭州民众早年兴筑的一项古水利工程，在白居易到杭州前业已存在，何时何人发起兴筑，没有记载。后来这条路被改名为白堤，名字沿用至今，其中饱含了杭州人民对白居易的真挚情感，是对他在任期间切实为民办事的永久怀念。
一千一百年前，以私盐贩子出身后来成为吴越国王的钱镠，在坐镇杭州的近四十年中，以扩建都城和兴修水利为当务之急，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兴城创业的大事。他首先指挥兵民三度大举土木：扩建府城，修筑城墙；新筑罗城，建造十座城门；扩建王宫所在的子城，改建子城内各殿堂。钱镠以大手笔兴建了一座整齐美丽的江南新都，奠定了今日杭州的城池规模和发展基础。其次他组织民众修筑捍海堤塘，又建造龙山、浙江两闸，护田蓄水，自此沿江农业丰收，促进了杭州富足。更有一件功德之举是他对西湖的整治，使西湖得以重现原貌。同时他又组织力量治理钱塘江，使这条贯通东南腹地和系连海外邻国的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
九百多年前，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大诗人苏轼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杭州，任职通判。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一次来到杭州，这次是作为刺史。在两次任期内，苏轼组织民夫，整治西湖，用湖中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填筑一堤，即为今之苏堤，将湖一分为二，西为里湖，东为外湖。堤上建造六座桥，在湖水最深处立下三座石塔作为标志。他又挖深茅山、盐桥二河，造堰闸作湖水蓄泄之限，使湖水不入市。苏轼大功告成，素志已遂，杭州五谷丰登、民康物阜。苏堤造福于民众，历史也记住了苏轼。元人尹延高咏赞道：
翰苑仙人去不还，长留遗迹重湖山。
一钩残月莺呼梦，诗在烟光柳色间。
八百多年前，赵构逃奔江南并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朝廷，使杭州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确定了持续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地位。搬到西湖边上长住的南宋君臣，为享人间天堂之福，大兴土木，把西湖极大地整治改造了一番。此时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是孤山的西湖画面，简直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美景再版。时人林升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讽谏诗《题临安邸》，诗云：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清朝钱塘诗人袁枚在其诗文《湖上杂诗》（之一）中毫不留情地指出：
凤岭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风来。钱王英武康王弱，一样江山两样才。
同样为杭州城的建设下了工夫，但是与一位平民帝王钱镠相比，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赵构显得何等渺小而可怜！
三
上下七千年，方圆十万里。有谁知道，在浙江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地上，究竟涌现出了多少俊彦英杰，留下了多少美谈佳话？
吴越胜地从来都是藏龙卧虎之地，差不多历代都有龙蟠凤逸之士在此出现。从古至今，这里先后产生了古越十二巨星、湖上三杰、辛亥三英、阳明学派、浙东学派、浙西词派、青藤画派、海上画派三巨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和五大文豪。
悠久而独特的越文化成了浙江的性格名片，僻居浙东的小城绍兴，用漫长的历史岁月印制了这张精彩名片。在绍兴这个浙东名士乡，留下了太多的小城故事，那十二颗伟大的古越巨星——三王（舜王虞舜、禹王夏禹和越王勾践）、三圣（书圣王羲之、诗圣陆游和画圣徐渭）、三家（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和革命家周恩来）、三女（烈女西施、孝女曹娥和侠女秋瑾），在浙越和中国古老的文化沃土上光前耀后，传扬万代。
无缘成为古代人杰中心的杭州，却有幸成为湖上三杰和辛亥三英的落户之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颁诏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使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得以埋骨于栖霞岭下。明朝忠良于谦在京城遇难，遗骸由家人运回故乡，葬于西湖的三台山。晚明兵部尚书张煌言生前十分留恋西湖山水，敬慕长卧湖畔的岳飞和于谦，曾赋诗曰：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参得新祠一座无？
当他被清军逮捕后，誓死不降，慷慨就义。一批爱国乡绅遵照志士遗愿，将其安葬于岳飞墓与于谦墓之间的南屏山下。此后，人们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尊为湖上三杰。
清朝末年，全国反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秋瑾、徐锡麟和陶成章与绍兴同乡领袖蔡元培一起，成为辛亥革命在江浙一带的主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鉴湖女侠秋瑾以家乡绍兴为中心，发动了震惊中华的反清革命斗争，英勇就义。徐自华等秋瑾生前好友根据志士遗愿，几经周折，终于在离岳飞墓不远的西泠桥畔为她找到了合适的安身之所。后来秋瑾的生死战友徐锡麟和陶成章也被移骨杭州，埋葬在青山环抱、竹木掩映的凤凰岭南天竺。辛亥三英终于在死后会师杭城，同眠西湖。
继三英烈之后，又一位辛亥志士、国学大师的忠魂姗姗地走进杭州，他就是章太炎。章太炎生前十分敬慕张煌言，有生不同辰，死当同穴的夙愿，为遂其愿，后人将其墓建于西子湖畔南屏山上张煌言墓的邻侧。
文之源泉，士之渊薮。自东汉王充的唯物论思想出现以来，在浙东地区乃至全浙土地上，人文精神和学术研究日益繁荣，硕果累累。明清期间，由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派以及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界，堪称当时哲学界、史学界的两大楷模。晚明徐渭开创的一代画风深刻地影响着后人，使浙江成为青藤画派的发祥地。而其后林立于江南一带的画派中，蓝瑛为首的武林派、项元汴为主的嘉兴派、上虞许璋等人的越山派也各露峥嵘。
自宋以来，浙江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继南宋诗人陆游、王十朋、杨维桢，元朝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元朝画家王冕之后，一批文学、艺术、政治、哲学领域的人杰纷纷浮出明清两朝，其中有明朝的大臣、诗人于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画家徐渭、陈洪绶，小说家凌梦初，思想家、哲学家朱舜水，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南明大臣、诗人张煌言，文学家王思任、张岱、祁彪佳，理学家刘宗周，戏曲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词人朱彝尊，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戏曲家洪昇，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学者李慈铭、平步青、姚振宗等。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社会进入动荡的年代。上海在英国迫使下开埠，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人称十里洋场。一个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近代新画派——海上画派在上海诞生，并一跃成为中国晚清画坛上声名鹊起的画派。这一画派向世人推出了一批名满近现代画坛的巨匠，使得上海这座新型都会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始终是中国书画界的半壁江山。
海上画派的先驱者和晚清海派金石书画家之一、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赵之谦，以其高超独到的艺术成就，成为近代的绘画巨匠，对新一代上海艺术家产生深刻影响，促进了海派绘画流派的形成。海上画派在前期以任颐（任伯年）为高峰，晚期则以吴昌硕为巨擘。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任颐一改清朝人物绘画的颓势，成功地融古创新，在人物画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浙江安吉人吴昌硕更以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被公推为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
与三位画坛巨匠不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笔是用来写文章的，他用手上的那支金不换，勇敢地挑开了阴云密布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星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更是其家乡绍兴的骄傲。
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的茅盾同样是古镇之光。子夜无眠，笔唤曙光，这位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其大手笔写下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杰作，使自己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且也成为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他所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当年有新月派盟主之称的诗人、散文家徐志摩，在年仅34岁的英年就悄悄地走了。但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却并没有随他悄悄而逝，尤其是那篇画一般的抒情诗——《再别康桥》，更成为传世之作，为一代代的少男少女们吟咏不绝。这位布尔乔亚诗人的爱情婚姻也常为后人唏嘘长叹。他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
大堰河的儿子、现代诗人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也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这位永远热爱并不断歌唱土地、太阳的诗人，曾被打成右派并在边疆劳动改造20余年，但他诚挚而强烈的感情并未被漠北的寒风吹散。艾青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被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
从浙江富阳走出来的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以其作品在沉沦中发出悲愤的呐喊，使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到震撼。但他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时诡秘失踪，生死之谜至今没有解开。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生于杭县（今浙江杭州）的著名文学家、电影和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以《野草》的形象活在杭州和中国人民心中。他在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提炼出的优秀剧作《上海屋檐下》；他亲自深入东洋纱厂采访调查，以无声的控诉、含泪的鞭挞写下的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都成了他金光闪闪的名片。
一大批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出版等领域中的卓越人才，在浙江这片沃土上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浙江的近现代名士，诸如绍兴诗人、文学家刘大白，绍兴传记作家许寿裳，绍兴散文家周作人，上虞学者、出版家胡愈之，上虞电影导演谢晋，嵊州作家魏金枝，德清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学家俞平伯，镇海小说家鲁彦，宁海作家柔石，宣平诗人潘漠华，义乌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杭县诗人戴望舒，慈溪作家邵荃麟，象山作家殷夫等，与鲁迅、茅盾等大文豪一起，共同建设了西湖之春。
春风化雨，绿了浙江，绿了江南，也绿了中华大地。
四
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针倒拨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让那一幕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冲开市场经济闸门的镜头，重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亲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即使在时隔1/4世纪后，对当时那场开始动摇国营经济神圣基础的重大改革，仍会感到激动和振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张包产合同书上按下了一个个鲜红的手印。质朴的农民伸出粗糙的手指，无非是为了讨米、生存，他们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这张合同书竟成了砸毁人民公社大砖公瓦的宣言，也吹响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
但这种小农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临时和短暂的。成为独立生产者后初尝温饱甜头的农民也很快发现，如影随形的贫困问题并未因手中有了小块田地而彻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贫困的根源恰恰是他们拥有的这小块土地。
不久，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农村，开始了双管齐下的改革：一是重走集体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模式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企业中。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并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乡镇企业的名称第一次公开出现在红头文件中。
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终于在神州大舞台上拉开帷幕，为以农为本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对居住于一个资源小省的浙江人来说，改革开放政策也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困难条件下，浙江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发展一直保持着蠕蠕而动的蜗牛速度。一方面，台海前线长期绷得很紧的弦，使这片东南之土不得不奉命处于蛰伏的战备状态；另一方面，被形象地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低，人均土地只有0灡5亩，矿产资源仅占全国平均数的4灡9%，而且95%的一次性能源需要依靠从外省调入。
然而，历史悠久、教育发达、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的浙江，有一个十分宝贵的优势，那就是人和。凭借着人和——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互助的作风、吃苦耐劳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头脑，浙江人各显神通，硬是闯过了三年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勤奋的浙江人中，义乌人沿袭着祖辈穿街走巷经营的鸡毛换糖小本生意，奉化人以一手精湛的裁剪手艺忠诚地为他人制作着嫁衣，经营肉粽、萝卜干成了嘉兴人和萧山人的经典行当，而绍兴人则坚定不移地固守着传统的老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淘金发财，一部分敢于吃螃蟹的浙江人循着乡人前行的足迹，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国门。绍兴人的飞翔轨迹仅仅局限于沪杭，主要栖息地是大上海；而温州人却不一样，他们不飞则已，一飞就越洋过海，旅居海外。
三十年的艰辛还包含十年动乱的辛酸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金梯从天而降。不利的地域劣势是无法扭转的，而思想的冻冰仿佛在一夜春风中融化了，浙江人的眼前倏然一亮，似乎看到了一条发展致富的金光大道。
1983年11月16日，一位鲜为人知、貌不惊人的小裁缝——步鑫生，一步跃入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殿堂，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还在关于他的通讯报道前，发表了非同寻常的编者按：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984年的新闻界成了步鑫生驰骋的天地，这一年几乎中国的所有传媒，都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浙江的这个小人物，连他的口头禅也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语：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令人耳目一新。
尽管步鑫生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舞台上做了一番短促的表演后，就步履匆匆地退到了后台，然而历史却已经将他记录在案——这个海盐县的小裁缝，是第一个吹皱计划经济一池死水的英雄；这个钱塘江畔的弄潮儿，又成了第一个遗憾地被湮没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溺水者。
步鑫生现象留给人们沉重的反思和痛苦的叹息。但浙江人并没有因一出短剧的失败望而却步，他们面对充满诱惑力的天梯，面对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开始了新的攀登、新的冒险、新的探索。穷则思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在一片非议和贬斥声中，构筑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当时在苏州出现的苏南模式，成为耸立于中国大地互相对峙而又彼此呼应的双峰。这是两个在所有制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私营经济（现在的民营经济）的模式。
大胆的改革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温州模式使一座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而造成极度贫困落后的浙江省第三大市，迅速改变了面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工业经济长足发展，商品经济快速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农村也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在无可置疑的事实面前，温州模式不仅最终被认同，而且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温州人的实践对促使人们转变观念，推动将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温州模式已载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史册，浙江以温州人独创的致富之路、发展之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模式的连锁反应，在浙江省生产、流通两个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资源非常稀缺、基础十分薄弱的困难条件下，浙江人独辟蹊径，使用再生资源对产品进行生产加工，自发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金属再生资源作为原材料依托，发展和提升本地传统产业，打造出中国五金之都的永康模式；以拆解、分类与加工进口的废旧电器、五金等固体废弃物，大量向周边地区输出成品、半成品，打造出全国最大的民营汽车、摩托车基地及服装、机械生产出口基地的路桥—温岭模式；以回收废塑料、废金属等再生资源，形成塑料模具、电子电器、机械仪表等支柱产业，打造出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出口基地的余姚—慈溪模式。
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专业市场在浙江应运而生，浙江人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办一个市场、兴一种产业、富一方百姓，专业市场的发展，使浙江省成为全国闻名的市场大省。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既是对正统的流通领域的公然挑战，也是对沉闷的经营方式的一掌猛击。在蜂拥而起的各类专业市场中，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市场、永康小五金市场、海宁皮革市场、嵊州领带市场、鄞县服装市场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和一大批产销基地脱颖而出，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绍兴轻纺市场又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两者还同时被冠以中国的头衔。
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是由鸡毛换糖的农民摆小摊拉开序幕的。自1982年义乌县委将摆小摊的资本主义尾巴视为合法化后，风雨十二年，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经过四代更新，借助于市场规模、商品种类、经商网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最终发展为拥有28个大类近32万种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商品的庞大市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人念的是无竞争艺术的生意经，做的是薄利多销、良性互动的小生意，开创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实施，完全改变了贫穷落后的义乌的面貌。
绍兴中国轻纺城堪称义乌模式的姊妹篇。素有纺织之乡之称的绍兴，纺织业经过五次革命，形成了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独具特色的块状经济、规模经营的专业市场和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于一体的产业优势。在这种独特优势的基础上，中国轻纺城也从一条布街发展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成交额最高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号称世界布市；绍兴县也被称为一块布托起的一个城市。不少最初怀揣千元、苦力打拼的小个体户，而今已成为身家亿万、在国际商海得心应手地冲浪的轻纺城业主；而许多轻纺城的主力客户，也从风尘仆仆地奔波南北的小商贩，摇身一变成为常驻绍兴的国际贸易公司老总。
从步鑫生到轻纺城，浙江人首创的各种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省东南西北四面开花、八方结果，走出了一条农村欠发达地区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民营机制四位一体的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之路。百花齐放的模式，使浙江省在顷刻之间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耀眼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一个素不为人注意的绍兴小镇杨汛桥，以骄人的成绩浮出水面，杨汛桥人在沿袭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的创新表现在：一是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建设的道路；二是走出了一条冲破本土家族企业小本经营的怪圈，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道路；三是走出了一条通过工业反哺促进物质财富的全社会共享，推动和谐社会和小康新农村建设的道路。
封闭了三十年的浙江，从此走出了原地踏步的怪圈，从石板路走上了高速路；沉寂了三十年的浙江，从此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从穷家陋屋一步跨进了现代化的国际俱乐部。
五
万里长江奔泻东海，在入海口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上海就位于这片坦荡低平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前缘，因而人们也把上海称为上海滩。
长江冲击而成的上海滩，为上海先民提供了最初的繁衍生息之地，马家浜文化是六千年前上海人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的最早见证。上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时上海属吴国，吴王寿梦在今松江县建造了一座馆舍，命名华亭。战国时这一带成为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的领地，申的称呼也因此传了下来。上海另一简称为沪，沪的原意是近代上海渔民制作的一种专用于海边捕鱼的工具，这一称呼具有鲜明的滨海渔村特点。
几个世纪以来，上海一直是个小渔村。宋淳化年（991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商贸繁荣，商船选择了今天的黄浦外滩作为停靠码头，河西岸遂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上海镇也就应运而生。到南宋时，上海商船云集，运输繁忙，地位日益重要。当1292年元朝在此独立设县时，浦江两岸已成了市廛繁盛、商舶云集之地，上海也成为在海内外与泉州、广州齐名的开放港口城市。
上海的经济发展史，在明朝翻开了新的一页，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纺织和手工业中心。正当上海一步步走向成功时，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海禁政策，釜底抽薪般地扼杀了上海借以发展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商业。在欧洲千帆竞驶世界的年代，中国却逆流而行进入了锁国时代，也把上海逼进了死胡同。
1842年8月，英国舰队开到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接着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虎门条约》。根据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英国指定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英国还攫取了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的特权。1843年11月27日，上海正式开港通商，史称开埠，从此上海翻开了血和泪的一页，也开始了历史的变革和发展。
开埠后的上海，经济上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政治上则不得不忍受半殖民地化的屈辱。租界作为西方列强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各国骗子、流氓、罪犯、投机商麇集和发家致富的冒险家的乐园。历史不会忘记烟、赌、嫖在租界内的泛滥和酿成的无数悲剧，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靠贩卖军火、鸦片和经营房地产一跃而成百万富翁的西方诈骗犯，历史更不会忘记外滩公园门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英文告示留下的耻辱。学者、诗人何绍基目睹上海的租界，在《沪上杂书》（五首之一）诗中流露了深深的忧国之叹：
新闸才开老闸过，楼台金碧照江波。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继而成立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滥觞的江南制造总厂。十年后，他又邀请华商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19世纪后期，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应运而生，先后涌现出一批民族资本企业，其中有发昌机器厂、公和永丝厂、同文书局。20世纪初以四大公司著称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共同创造了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而近代中国两大私人民族资本企业——被称为面粉、纺织大王的荣氏兄弟集团和被称为煤炭、火柴大王的刘荣生集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开埠通商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个结果，使上海率先走出了与世隔绝的闭锁状态，成为近代科学和西方文化最早落根和传播的地方。1843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译书机构——墨海书馆，随后又陆续出现了美华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学会、译书公会等机构，出版了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科技著作。
为了达到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欧美各国在上海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报刊和医疗卫生机构。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文化女塾、明德学校以及圣约翰大学、震旦公学、沪江大学等学校，英文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和中文的《上海新报》、《申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等报刊，徐家汇藏书楼、震旦博物院、亚洲文化北华会图书馆、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等图书馆和博物院，以及仁济医院和其他16家教会医院，这些早期的文教机构，都为传播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
较少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的上海人，以平静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审视、吸收了这一股来自异域的文化潮，并使之融合于本土文化。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专家和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云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与北京齐名的中国又一文化中心，并创造出了具有兼收并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特点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发端于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艺术创作，经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引入舞台机关布景后，继而扩大到戏曲文艺、学林百科、商品百货、中西餐饮。在趣味上雅俗共赏及在技巧上融会中西的海派文化，已经成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象征和生活景观的映照。
开埠后的上海，失去了渔舟夕归、牧歌晚唱的宁静时日，西方国家的压榨和剥削，外国商品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冲击，使上海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人民生活日趋贫困。1853年9月7日，以上海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小刀会举起义旗，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里，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是最先在上海历史舞台上登场的革命者。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继在上海问世。随着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由日归来，1904年，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推动了华东五省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直接策动了武昌起义。为响应武昌起义，于右任等同盟会和光复会会员于11月3日发动上海起义，革命党人随即成立了沪军都督府。
辛亥革命失败后，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随着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秘密地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在这块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土地上萌芽，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斗争发展的结果。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三十年中，野火春风斗浦江，上海先后经历了五次血与火的洗礼。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整个上海推入了白色恐怖的无边黑夜。
九一八事变以后，驻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这场壮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个多月，上海军民在八一三闸北抗战中，又将一曲慷慨悲壮的战歌载入史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越长江天堑，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迅速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当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英雄城从此获得了新生。
年轻的上海城没有留下多少古人故宅和墓冢——元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明朝科学家徐光启、书画家董其昌、诗人陈子龙以及抗清名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等乡梓先贤，都是上海的骄傲；还有一位厦门人、抗英爱国将领陈化成，血染吴淞，身埋上海，为上海增添了荣光。
然而，上海却保留着六幢现代名人故居，六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曾经居住于此。这六个光辉的名字是：孙中山、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鲁迅和邹韬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局势动荡不定、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国曾几度经历生死存亡之秋，几度陷入刀光剑影之乱。历史呼唤民族脊梁，时代需要中流砥柱，六个伟人的出现，使人们在风雨如晦的乱世，看到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光明前景。
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后，上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并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新住宅区和新建筑物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随着旧街道的逐步改造加宽和新马路的不断建成，使大上海更具特色，小境界顿时变大，十里洋场真正靓了起来，洋了起来。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使这片与浦西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老市区的宝地，成为进入中国经济的大门、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桥梁，不仅为上海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更让大上海锦上添花。
一座与新外滩隔江相望、号称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犹如一串从天而降的明珠，散落在上海浦东这块业已开始雕琢的玉盘上。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珠塔和玉盘闪烁着耀人的光芒；入夜巨大的球体在五彩灯光的装饰下，光彩夺目，群星争辉，更显得晶莹剔透，与浦西外滩的建筑群和灯光交相辉映，展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迷人之夜。大上海的新规划和以珠塔为标志的一系列上海新建筑的出现，使上海跻身于当今世界最洋气的都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31日落下帷幕的上海世博会，以和谐城市的理念回应了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世博外交盛会，又以大上海为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理念和愿望。上海世博会的空前盛况，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画册上，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一页，而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也以其美好形象，让七千多万参观者带走了做不完的彩色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