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储蓄过剩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们的过度储蓄；二是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国家过度干预。
3.4.1过度储蓄
1.过度储蓄的内涵。
在前一章我们梳理了前人对过度储蓄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尔萨斯对过度储蓄的理解是过度投资；霍布森和凯恩斯的理解是过度的不消费。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下，他混淆了储蓄与投资的区别，把二者混为一体，显然是不合理的，因而他的观念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采用后者的观点，即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并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过度储蓄恰恰就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这样，如前一章所述，这一判断标准就应该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
储蓄的社会职能在于把资源从供作直接消费的商品生产中解脱出来，使之投入生产品生产。为了以后可以借助于在同一时期中生产出来的资本品来增加生产，这样，消费品的生产暂时被削减了。因此，消费品需求的减退是有它的作用的。尽管消费品需求在减退，而利息率却在降低，因此使用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迂回生产方法时，单位成本可以降低，这就对企业家提供了货币上的诱因，使他愿意从事于新资本设备的建造。然而，虽然储蓄在理论上有被新的投资顺利吸收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必然性。如果人们过度储蓄，对消费品需求过度减少，则企业可能不利用这种过度储蓄。由于储蓄找不到投资出路，进一步增加储蓄会加深经济的衰退。储蓄会超过新投资，所储蓄的货币用来偿还了银行贷款，或以现金或闲置存款形式累积和贮藏了起来。因此，消费品工业，以及直接处于它之前的各生产阶段，将缩减生产，从而可能引起对整个经济的破坏。当萧条时期，企业、个人精神低落，悲观情绪到处存在，这样，萧条就会在这个程度上延长和加深。
过度储蓄是储蓄过剩的前提条件，但过度储蓄并不必然引起储蓄过剩。霍布森所分析的过度储蓄中，只包含了部分储蓄过剩的初级形态——即银行资金无处可用，并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储蓄过剩。
2.初级储蓄过剩的自消解机制。
我们认为，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下的初级储蓄过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储蓄过剩，是由于其自身具有的自消解机制。其消解机理是这样的：
由于人们的节俭会造成需求不足，从而产品过剩，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投资下降，因而产生对储蓄的需求不足。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商店货架上和仓库里的东西就会堆积如山，企业在短期内就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就会出现企业的破产倒闭，银行也会由于所贷出的款项难以收回而面临经营困境。
虽然这时人们继续增加储蓄可能会使银行信用条件更加放宽，使其本身可供投资之用的资金大量增加和更为便宜。但是，因为经济萧条中，可供使用的资金在储蓄增加以前就超过了投资量。这新增的储蓄恰恰是使经济萧条过程继续进行的真正力量。然而即使有这种未使用的多余的可供处理的剩余资金，银行组织由于考虑到清偿能力，仍然会不去增加信用和放宽信用条件。既有剩余可供使用的储蓄存在，同时银行的清偿能力又不足，或是恐怕清偿能力不足，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但是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只是表面的。清偿能力之所以缺少，是和银行旧债务已遭受的和仍在遭受的损失联系着的，而且和他们预期未来资本损失更加密切地联系着。在这种情况下，“新储蓄”本身会使信用市场松弛。但是，由于储蓄减少消费财货的需求，同时加剧经济萧条并增加缺少清偿能力的原因，所以银行的清偿能力，或者对清偿能力的预感，因此他们增加信用和放宽信用条件的能力和准备，都会或者至少可能会受到损害而不是改善。因此，银行处于流动性过多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自然会极大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而人们由于对银行可能破产的担心，有可能以手持现金作为自己的首选储蓄形式，因而出现挤兑现象。据对美国大危机期间的1931年的统计，由于公众急于把存款兑换成现金，到11月，约有5亿美元的资金处于持币状态，而据美联储的资料：在1933年2月初至3月4日的30多天内，存款人从银行提取存款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18.3亿美元，其中14.3亿美元为现钞形式、0.32亿美元为黄金及黄金凭证形式、0.3亿美元的黄金以特别提款方式被提取。而挤兑一旦发生，马上会产生一种“自我正名机制”，造成银行的破产倒闭。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以前，由于银行的倒闭，很有可能导致居民的储蓄存款无法归还。因而银行倒闭会“消灭”一部分过剩储蓄，使金融系统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如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通过银行的倒闭，大约消除了人们手中1/3的储蓄。对这些过剩储蓄的“清洗”是经济萧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于当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破产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居民的存款化为乌有，从而引起货币的自动退出——即货币的废除（清洗）机制发生作用。“美利坚银行1930年宣布倒闭，2亿美元的存款不能兑现”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就会引起货币量的急剧减少。弗里德曼的数据表明，“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3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不到两美元。”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流通中货币的真实有效性，它能够自动“消灭”（清洗掉）破产银行因贷款失误所消耗的储蓄存款，保持了社会储蓄的“清洁性”，因而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过剩储蓄，经济也不会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储蓄过剩阶段。
虽然在货币清除机制作用下伴随的是货币量急剧减少，货币的不足，并可能会加剧危机的深度，但正如熊彼特在30年代所指出的，除了让“衰退的工作”继续之外，别无他法。在货币的自动废除机制的作用下，只有过度储蓄，却很难达到储蓄过剩。因而，霍布森和凯恩斯的理论只能称为过度储蓄理论。
3.4.2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
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暴跌为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的发生。自1929年12月底到1933年3月被迫实施全国性银行假日之前，共有近5500家银行倒闭，银行倒闭数量占全国银行总数的比例超过20%。与之相对应的是，银行倒闭给存款人带来的巨大损失，仅在1931年短短的1年中，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超过3.9亿美元，超过1921～1929年9年期间全部损失的总和。而在银行倒闭最为严重的1933年，存款人存款损失超过5.4亿美元，占当年全美商业银行全部存款的2.15%。如此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及由此给存款人带来的巨大损失，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从而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银行挤兑。面对日益严重的银行挤兑潮和日益严峻的金融形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显得力不从心。以1933年为例，仅在3月1～3日的3天时间内，被提取的存款就达银行全部存款的10%。于是，存款保险制度便应运而生。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6月16日正式签署了经过激烈辩论多次修改的、含有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1933年银行法》。据此法案成立的由3人组成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于1933年9月11日在财政部宣誓就职。这标志着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成立。但直到《1935年银行法》通过后，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才由应急性的、临时性的金融管理措施转变为长期的金融管理工具，成为美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生效后的1934年，银行倒闭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减少：由1933年的4000家到1934～1941年的平均每年不足50家，到随后将近40年中平均每年不到7家。
然而，当人们从大危机中看到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比较成功地避免挤兑现象而欢欣鼓舞时，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种制度的另一面在于：如果银行经营不善，产生了大量的呆坏账但却得不到有效治理，就有可能使该国处于储蓄过剩状态。现在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实质已破坏了货币的自清理机制，产生了在过度储蓄下的储蓄过剩的可能。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面临的可能已不单单是过度储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银行业的大量的呆坏账，这些呆坏账所对应的储蓄已经没有相应的实物资本。这种储蓄过剩孕育着更大的金融风险。首先，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使存款人除了对较高的收益率感兴趣之外，无积极性关心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安全性，没有必要监督银行的业务活动，对存款机构的风险情况也会掉以轻心，甚至缺乏积极性把存款从潜在的破产银行中取出。存款保险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的自我保护激励，使低效率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能够继续吸收存款，并以低利率与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从而埋下隐患，加大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中所谓的“僵尸银行”就是该问题的一个真实写照。这些面临破产的“僵尸银行”提高利率，从其竞争者手中吸走了存款，并以较低的贷款利率与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而这样只能损失得越来越多。其次，虽然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是投保银行的存款和银行体系，而不是投保银行本身。但是，由于保险的存在，增加了银行对冒险的刺激，就像买了汽车保险的司机会更加鲁莽地驾驶一样。由于存款者不会针对银行的经营状况，通过提款的方式给银行施加压力的惩戒不复存在，结果银行反而不受约束，会冒更大的风险。市场纪律的弱化导致银行在制定经营策略时将存款保险视为一个可以依赖的重要因素，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和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如高息揽储、发放风险较大的贷款，从而增大了其承受的不适当的风险。同时，由于存款保险公司对规模不一、风险等级不同的银行以统一的保险费率收取不与风险挂钩的保险费，使得同样规模但风险性较大的银行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它承担的风险将由经营保守的银行所补贴。而利用存款保险获取补贴的唯一办法是采取比通常更具风险的姿态，导致经营稳健的银行纷纷向冒险的银行看齐，银行采取冒险行动的冲动和动机增强了。对存款者的保护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因为它们知道，一旦出现危机，存款保险公司将挽救它们。特别是当一家银行出现危机而未被关闭时，银行就倾向于利用存款保险基金孤注一掷，因为这时全部的损失将由存款保险公司承担。再次，由于存款保险机构对处于危机的银行进行的救助行为，使金融监管机构对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了依赖。监管机构过于依赖存款保险制度的结果是放松监管的职责，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犯下的过错采取了“宽容”与“退却”，这样就会导致市场对银行约束的弱化，延误了解决危机的时机，使社会承担了更为严重的代价。以美国为例，在1980年代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当中，尽管监管当局采取明确的政策拖延对储蓄贷款机构的债权，并想方设法延长其生存以减少破产可能性，从而达到减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资金需求压力，但到了1985年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资金告罄，1986年赤字达30亿美元。据统计，1980～1994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破产银行的费用达363亿美元，政府为保障存款支付共动用纳税人税赋1321亿美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存款保险其实并不局限于保险基金的规模，如果保险基金用光了，为了稳定金融体系，国家信用即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必然的，情况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危机一样。因此，存款保险基金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机构独立处理危机的能力象征。基金规模越大，管理机构独立处理能力就越强。但其身后的强大财力支撑就为过剩储蓄打开了方便之门。
那么，在只有存款保险制度，而没有过度储蓄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储蓄过剩呢？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很难出现。这一问题其实涉及对储蓄与货币关系的认识。我们认为，货币这个概念只是一个计量单位概念，是价值的尺度，相当于一个符号；而储蓄则意味着是在一定价格与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的，与之对应的货币量。如果通胀上去了，就不存在储蓄过剩，而呈现的只是以货币符号衡量的很高的物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某国增发货币，形成了人们增多的收入，随后部分成为人们的过剩储蓄。但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结果，这种时滞不会很久。即便出现货币传导机制的时滞，但也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通货膨胀来加以消化吸收的。因此，在这种没有过度储蓄的情况下，是很难出现较长时间的储蓄过剩。
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以前，由于银行的经营不善，很可能引起银行破产，从而导致居民的储蓄存款无法归还，因而这种机制会“消灭”一部分储蓄，即过剩储蓄；而如今，由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导致银行、国家所面临的储蓄约束是硬性的，即便是银行破产也是要归还居民储蓄，这虽然对于金融的稳定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储蓄的不断积累，银行亏损的不断沉淀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银行由于大量贷款难以归还而形成不良资产，广大储户产生对银行经营能力的怀疑，便产生挤兑现象，造成银行倒闭。这时存款保险公司便提供资金救助，但来自于银行保费的资金毕竟有限，在大量银行倒闭的情况下，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稳定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过多的“补救”措施——如由于担心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失业人数增加的巨大负面影响，国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存款保险公司、银行、企业进行资金注入，通过保险公司归还因银行倒闭而受损的储户的储蓄资金，以避免信用的进一步崩溃。这样，一方面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再三增发货币，造成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过实物资本。这样，从表面上看，经济似乎仍能很健康地运行，但实际上，所增发的货币又会不断转化为储蓄存款。这样，金融系统面临的硬性约束就会不断增强，其最终就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