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等收入者加大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对教育、医疗的支出过大，以及有业人员对可能面临的失业的忧虑。因此为了减少人们的过度储蓄，我们认为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7.2.1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中国教育经费的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显严重不足。国务院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上个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但是据周其仁的数据，2000年，这个指标仅为2.86%，2005年则为2.79%；据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只有3.41%；而据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对中国的教育状况的考察报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她随后公布的材料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更不用说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了。虽然这些数据有一些偏差，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投入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超高学费。
1.高校应该加大奖学金、助学金力度。
中国的家庭从小孩刚刚诞生就被其教育支出所牢牢困扰，从婴儿入托的建园费到中小学的择校费，再到上大学的学杂费，每笔支出都是不小的数额，虽然每个家庭都感到教育的沉重，但每个人都不愿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企盼。在贫困家庭实在是支付不起读书的高昂费用的情况下，政府只好靠助学贷款政策来缓解燃眉之急。政府本来想通过助学贷款，将穷人家孩子负担上学费用的时间推到未来，但没想到学生们会不还贷，违约率会高得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严重，从而又给银行制造出大量无法收回的坏账，以至于银行不愿意提供助学贷款。
对于穷学生的逃债行为，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关注，绝大部分都持批评意见。的确，对于这些贫困学子来说，政府通过国家助学贷款方式来帮助他们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但是政府通过政策的方式在尽这种责任之时，接受助学贷款的学生应该学会一种承诺、一种信用、一种最起码的做人方式。借了银行的钱，你就得按照合同的规定按时归还。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政府帮助你通过接受教育，使你最终走出自己的困境，对个人来说，你就应该回报社会，就得以个人一点一滴的行为向社会表明这种公平教育机会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一个人借了银行的钱而不归还，那么政府以高成本来提供这种公平教育的意义就会适得其反了。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信用、承诺都没有学到，那么，这样的人接受教育的意义何在？培养这样的人对社会又会有多少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站在穷孩子的视角考虑一下他们为何要逃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毕业以后，其收入是非常低的，不用说还贷，就是其面临的住房、结婚等现实压力都让同龄人感到身上的担子沉重，因此，穷学生承受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更加沉重的负担。在他刚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就肩负着比常人沉重得多的重担，这未免太让人抑郁。
因此，我们还应该尽量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即加大教育投入。投入并不是要取消学费，实行公费制。而是要建立更加合理的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增大奖（助）学金的比例，让学习好的学生依靠学校的奖金就可以交上学费和生活费。至于资金来源，我们认为，在垄断国企将自己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增加集团内部员工不合理的奖金、福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行使一下政府的权威，收回这些利润，将其用于增加教育的投入。穷学生的失信不完全是出于自为的道德败坏，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我们无法过多苛责他们。
毫无疑问，美国的大学学费是世界最贵的。两年制公立大学，学费平均一年2000美元，四年制公立大学为每年5400美元，私立则为每年2.83万美元。其中有12.6%的私立大学，学费超过3万美元；有3.7%的公立大学，学费超过900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在5万美元上下。如果只看这些数字，上便宜的四年制公立大学，仅学费一项就超出一个中等家庭10%的收入。如果加上将近1万美元的生活费，一个大学生一年消耗一个中等家庭将近1/3的收入。然而，美国的学费高，但奖学金、助学金也高，学生贷款、打工助学的机会也多。以2003～2004年度为例，美国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学校、私人慈善机构给学生提供的各种资助达到1220多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有7400多美元，远远超出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而真正得到资助的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平均拿到的钱要比7400美元高得多。因此，他们毕业以后可以轻松地走入社会，而不是被沉重的债务压得抬不起头。
2.加大对中小学财政支持力度，取消不合理收费。
我们提出“九年义务教育”的口号已经多年了，但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直至今日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最能说明问题而又让人汗颜的大概要算是“马燕日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女孩马燕，因为家庭难以承受学杂费的负担，不得不放弃自己留恋的读书生活而回家种田，供养弟弟上学。后来，因“马燕日记”被国外媒体的报道，马燕及当地60个孩子得到外国人的资助而得以重返学堂，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可见，我们离真正的义务教育还有很大的距离。
实行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始终是我国教育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由于只是注重“文字”表达，没有真正有效的行动，这一目标始终难以完全实现。1986年，中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对中小学生提供“免收学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财政保障，这一政策在广大农村，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实施障碍重重，许多学校被迫向学生收取远远高于学费的各类“杂费”，“义务教育”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学家在多个省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人均纯收入约3200元的中国农村，仅供一个孩子接受一年的中小学教育就要支出各类学杂费约800元。教育费用过高已成为农村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中国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5%和3.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不过，2006年的“两会”上，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温家宝总理说，为确保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今后五年内中国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将累计增加2182亿元。温家宝总理在介绍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时间表”时说，这一政策将率先在西部地区实施，2007年再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总理表示，对于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政府还将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中国政府将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无疑将改变以往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由实力薄弱的县乡财政“埋单”的状况，更好地保障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为弱势人群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也就真正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大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不仅农村存在不合理收费问题，即便在城市中的中小学教育中也存在严重的乱收费问题，择校费和赞助费到处可见，据调查，这些收费占据了办学经费的25%。这就是说，无论城乡，我国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部分靠政府财力、部分靠纳税人在纳税之外的支付在运行。在城市，其中最为让工薪层头疼的要算孩子上学的“择校费”问题。这些费用的剧增，自然会造成人们的过度储蓄。前一阶段教育部曾把这类问题作为清理乱收费的重点，如果这类问题能够切实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加以解决，则会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个稳定的良性预期，自然会减少人们用于教育方面的过度储蓄，从而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的“真实”增长。
7.2.2健全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实施单位，国家财政“兜底”的单位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如乡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乡村集体保障制失去了现实基础，而城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主体多元化、劳动力市场化，均决定了只有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传统保障制度不存在失业保障，但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与失业现象的日益突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待业保险”制度并逐步转向失业保险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社会化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摆脱部门、单位的局限性，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化发放，并且面向全体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来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国家的保障是一个在不断削弱的过程，即国家负担的越来越少，个人承担的越来越重。由此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居民的过度储蓄，以过度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巨额消费。因此，要想降低人们的过度储蓄，就应该降低人们对医疗的支出预期、降低人们对失业保障的不安全感。让大多数人感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雪中送炭”，而不单单是“锦上添花”，这样就会增加人们由社会保障而产生的安全感，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从而增加人们的消费支出。
1.建立健全医疗保障，降低人们的医疗支出预期。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是1998年底出台的，经过两年的推动，到2000年底，在全国349个统筹地区中，有320个统筹地区出台了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284个统筹地区已经组织实施，占统筹地区总数的81%，参保人数达4332万人。2000年7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做出了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结构和药品流通体制“三改并举、同步推进”的决策，2002年颁布了《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妥善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2003年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扩大城镇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工作的通知》、《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2004年颁布了《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这些法律法规对推进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减少人们医疗支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总体来说，我国医疗保障措施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适应医疗支出的上涨。总体来看，政府在全社会卫生总费用中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弱化的，据调查，全国40%的城镇居民、72%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吃药都需要自费。即便有医保的居民，其个人支出数额也非一般工薪阶层能够轻易承受。而且个人医疗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重还在不断加大，全国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越来越严重。个人负担医药费用的比例过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媒体报道，在四川的成都，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妻子去世以后，主人公又回到了工厂，拿起每个月400元的工资。在中国，因病致贫的案例不仅此一例，而是有许多，就连国内著名高校教授都存在因医疗费难以支付而进行募捐的实例。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健全医疗支出的最高限额制度，建立平价医院，将医疗的最高限额与家庭的资产挂钩，过高部分由国家承担，让平民百姓到医院看得起病，以此来稳定人们对医疗支出的预期。
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快建立起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医疗制度中，合作医疗曾经是最普遍的形式，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覆盖了85%的农村人口。但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逐渐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趋于停滞状态。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是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则少得可怜。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建立，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据统计，目前我国80%的农村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障。因此，我们应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启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五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进行改造。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我们相信，随着农村医疗保障的建立，农民医疗支出的稳定，必将刺激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我国现在虽然还处于劳动力黄金时期，但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14%，65岁以上人口超过10%，按照国际社会标准，我们显然已经跨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应付疾病的高发期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因此，我们通过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降低人们的这部分过度储蓄，化解当前的储蓄过剩。否则，随着老龄社会的逼进，人们为医疗支出的储蓄只能越来越高。
2.健全失业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给付标准。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并不存在失业保险制度，国家一直推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城市失业问题转换为隐性失业，并被长期掩盖着。即使期间出现过几次失业高峰，但都被解释为国家政策一时失误的结果，并将“失业”称之为“待业”，以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企业破产、职工失业成为可能。为了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1999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获得迅速发展。到2000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也超过了1亿，达10408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77.7%，年底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190万人，而至2002年9月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已达到400万人。
失业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解决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城市贫困居民生活的“最后保障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有一些弊端。从理论上讲，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是向无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避免无业者及其家庭在生存上难以为继。因此，该制度应包括所有劳动者，不应该有地域的差别。然而在广大农村，除了少数进城的合同制工人享受有限的失业保险待遇以外，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被排斥在正式的失业制度之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只适用于城市居民，要求有城市户口。我们认为，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普遍性，农村中土地规模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一部分农民完全有可能会失去土地，因此，社保应该扩大适用范围，不应该排除广大的农民群众。此外，我国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给付水平偏低。据初步测算，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每月可领金额为原工资的25%～37%，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这个数额还不到百元。目前，许多国家的失业保险给付水平都定在本人就业时工资的40%～60%，如美国给付标准是按近期社会平均工资的50%计算，加拿大则是平均工资的60%，德国按照本人失业前最高工资的55%计算，波兰则按照当期最低工资标准的95%支付。相比之下我国的给付水平则过低，一百元的支付水平实难保证个人的最基本生活支出。因此，我们应该增加失业和低保的支付金额，这样可以减少人们对失业落差的恐惧，增加在职人员消费的信心，因为即便他们明天遭遇失业，也能够较好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增加支付金额还可以增加失业人员的消费水平，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才是社会中最高的。
的确，提高失业保险等的支付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如产生消极待业等情况，但在目前国内储蓄过剩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会更大。由于人们对未来失业的过多担忧已经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政府只有鼓舞起人们的消费信心，激起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过剩储蓄，使经济恢复到健康的轨道上。而这也是我们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最重要的目的。提高失业保险给付，不仅对失去工作从而失去经济来源的个人起到了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的作用，而且对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减震器”的作用，缓解了因失业而引发的极易激化的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