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宣布，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给中国政府。此举让英国鸦片商人大为兴奋，事后英国政府将赔偿他们的损失，这比走私贩卖鸦片来钱轻松多了。美国商人也积极配合，上缴鸦片，想从英国占点便宜。义律这招极其高明，将英国政府成功地拉下水，禁烟也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从国内查禁变成了国际纷争。最让道光担心的“边衅”最终引爆了。
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爆发，“严禁派”“弛禁派”转而演变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以王鼎、祁寯藻、林则徐、邓廷祯为首的主战派与以穆彰阿、琦善、伊里布为首的主和派，经纬分明。
在军机处内部，为了制衡穆彰阿，王鼎将力主禁烟，并对外持强硬态度的祁寯藻引荐进入军机处。祁寯藻主张禁烟，认为禁烟的重点，一是海关，二是官员。担任江苏学政时，祁寯藻就曾创作《新乐府》，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道光十九年，祁寯藻与黄爵滋，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共同办理禁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经王鼎大力推荐，祁寯藻进入军机处。
穆彰阿不想开战，他为政主张息事宁人，与民休息，如门生李星沅所云：“枢相讳言兵事。”英国军舰所带来的经久不息的战事与外交交涉，开始让道光觉得疲惫，并认为林则徐处理不善。身在中枢的穆彰阿，敏锐地察觉到了道光态度的改变，并将此信息传递给琦善。上意改变了，琦善自然也跟着配合。
当英国军舰出现在大沽口之后，直隶总督琦善看到英国人投递的书信中，有林则徐凌辱英国领事的言辞。顿时大喜，以四百里加急递告道光，称英国人是受了屈辱，现在跑过来述说委屈。在琦善的游说之下，英国军舰离开天津。道光认为琦善“片言纸语，连胜十万之师”。遂将林则徐革职，以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处理夷务。
当时士人对林则徐被革职无不愤慨，纷纷指责穆彰阿嫉妒林则徐声望压过自己，在道光面前构陷林则徐。“割地、偿烟价、撤守备。主之者穆彰阿，成之者琦善。”门生李星沅口沫横飞，在日记中大骂穆彰阿：“才臣误国，普天共愤。”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同情林则徐一方的感情流露而已。
军机大臣不能主宰战和。军机处的设置，其中心是为了强化皇权，弱化相权。军机大臣的入值，不是按照国家正常官职制度运作，军机大臣的选用，也没有品级与资历规定，一切只凭皇帝意志。军机大臣们的权力，都是基于皇帝的信任而获得，所以他们权位的保持也就寄托在取得皇帝的宠信之上。这样，皇帝保持了对军机大臣、对大政的牢牢控制。
穆彰阿是道光的奴仆，他没有能耐主使道光的意志。决定战争走向的只有道光一人。与英国开战之后，道光以为只是在广东的一场小规模战事，会很快结束。不想开战之后，蔓延七省，旷日持久，道光懊恼地指出：“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大清国虽整兵备武，奈何却没法将龙爪伸入大海之中去擒住英夷，战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无数。
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更加吃紧。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户部奏称：“一年有余，请拨银已至二千一百万两之多。”最肉痛花钱的道光，看到战事消耗钱财数不胜数，不由哀哭：“国家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道光二十年，大清国库存银不过一千万两，应付一场战事都捉襟见肘，更不要提河工、漕运、道光老婆葬礼之类的开销了。
琦善报告中对清军战斗力与英国军舰实力的陈述，也是道光革除林则徐，采纳羁縻政策重要因素。琦善本来对英国人是不屑一顾的，英国军舰开到大沽口之后，琦善看了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英军军舰分三层，每层有炮百余尊。每层前后各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琦善同时也指出，英国人狡猾绝伦，利用海上通道，可以时时处处进击骚扰，旷日持久，防不胜防。从琦善报告中可以看到，天津可用之兵不过六百人，大炮储存多年，铁锈斑斑，不堪应用。从军事角度来看，琦善这是清醒的认识与判断。
到了道光二十一年，道光这个抠门皇帝，却卷起袖管，拿出大把银子，要与夷人决一死战。却说琦善南下广东后，谈判多轮，口水流了不知多少，英国却未能达成通商的目标，清廷也未能让洋人退走。道光二十年年底，看到英国开出的赔款通商的谈判条件后，道光怒火冲天，批示：“逆夷要求过甚，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
“大申挞伐”，意思就是大规模开打。而英国人也在谈判桌上失去了耐心，遂在1841年出兵攻打虎门。
皇帝要打，穆彰阿自然分外卖力，他协助道光调拨军饷数百万，又抽调各省近二万兵力前往广州助战。
大清国的万千军队，在英军的利炮之下简直是不堪一击。前线将领都在忙着虚报战功，掩饰败绩，糊弄皇帝。一名将领竟然派人与英军商量：“你不要放炮，我也不放炮，谁也不放炮。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面子，然后走掉。”前线的大吏已成为惊弓之鸟，开会时一名护卫吸鼻涕时用力大了点，督抚们竟然以为是洋人开炮，满座皆惊。
广州一战，如黄粱一梦，有犹在梦中未醒者，有震惊者。原先的主战派，如闽浙总督颜伯焘，狂呼英国人船坚炮利，纪律严明，实在没法打。浙江巡抚刘韵珂哭喊，英国鬼子大炮猛烈精巧，实在是没法打。此后穆彰阿也全盘反对开战，力主羁縻。
穆彰阿询问门生曾子城对战和的态度。曾子城道：“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取爱国的美名。至于如何处理外交，已有五百年不被提起了。”此言诚若南宋汤思退评论历史上的主战者：“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曾子城认为，英国国力强盛，很难打败，应以和为主。
看到门生的意见，穆彰阿大为激动，立刻帮曾子城改名为曾国藩，意思是国家藩篱。此后穆彰阿大力提携，曾国藩初期仕途顺达。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中进士，道光二十年入翰林院。此后数年之中，连续七迁，历任兵、工、刑、吏部各部侍郎。如同没有严嵩就没有张居正一般，没有穆彰阿就没有曾国藩。
军机大臣中主战的，本有王鼎和祁寯藻，不想王鼎突然自杀，只剩下刚入军机处的祁寯藻。
道光二十一年，王鼎奉派去河南堵塞黄河决口。此时林则徐已被革职，王鼎就让他来帮忙堵决口。黄河决口堵上后，王鼎回京。至军机处，每见到穆彰阿，王鼎就要大骂他是秦桧、严嵩，穆彰阿则含笑不语，也不与他争辩。在皇帝面前，王鼎每次都很激动，口水横飞地乱骂，道光也厌烦了他，碍于他是老臣就没发作。王鼎骂得厉害了，道光就让太监把扶他出去，并摇头叹息道：“卿醉矣。”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英军攻陷乍浦，道光派“穆党”大将耆英、伊里布前去谈判。四月三十日，王鼎上朝时力陈琦善不可用，请启用林则徐，称不杀琦善无以谢天下。道光听了大怒，拂衣而去，王鼎竟冲过去一把拉住道光衣服不让他走。
看皇帝不听自己的意见，王鼎心中郁闷，想来想去，想出个老法子，就是所谓的“史鱼尸谏”。
“尸谏”是臣子最厉害的撒手锏了，王鼎老人家以为自己一死，皇帝就会听他的。当夜，七十四岁的王鼎回到圆明园旁的寓所中上吊自缢，临死前留下遗书，弹劾穆彰阿擅权误国，力荐林则徐该大用。
却说军情吃紧，道光每天召见军机处大臣时，王鼎总是准时赶到。当日召见时，久等王鼎不至，道光就让军机章京陈孚恩去王鼎家查看他是不是生病了。陈孚恩到了王鼎家后大吃一惊，王鼎已上吊自杀，还有一封遗书留在身边。
过了一会儿翰林张芾，军机章京聂潭也过来查看情况了。这两人都是王鼎门生，也都是陕西人，却投到穆彰阿门下。看到王鼎自杀，三人与王鼎的儿子王沆商议，到底军机大臣上吊，在大清历史上还是第一回，传出去不好听，就以“暴疾而亡”上报，并删改了遗书。
林则徐得到消息后大恸，写了首《哭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在伊犁待了三年之后，林则徐再被起用，调任陕西巡抚，他借三个月病假之期，特意到蒲城去祭奠王鼎。林则徐到了蒲城之后，在王鼎族弟家中一住两个月，拜祭了王鼎的墓，题写了大量的墨迹。
道光二十一年之后，琦善、伊里布、讷尔经额和耆英等一批满人官僚聚集在穆彰阿周围，结成穆党，彼此援助。战场上屡遭败绩之后，道光闷闷不乐，厌倦了喧嚣的主战声，“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之事”。皇帝如此，主和派自然得势了。此后，由穆彰阿一党包办了所有条约的签署。一批汉人铁杆主战派变为主和派，也投入了穆彰阿门下，如颜伯焘、刘韵坷、程矞采、黄恩彤等。
穆党形成之后，一方面排斥主战派，一方面互相援助。如琦善，在广东私下与英国人达成和议，道光觉得丢了天朝的面子，准备将他问斩。经过穆彰阿的运动，由恭亲王奕訢帮他求情，最终免了死罪。奕经、文蔚等穆党，在浙江前线指挥不力，被道光下旨交部治罪，但并未说将他革职。
军机章京不知道如何处理，就去询问潘世恩。潘世恩道：“既是治罪，当然应革职了。”
穆彰阿却对军机章京道：“主上并未说革职，叫我革他们职，我是不敢。”经穆彰阿回护，本来要被斩首的奕经也未被深究。
对于主战派，穆党也予以排斥打击。除了林则徐、邓廷桢被发配新疆外。龚自珍、姚元之、周天爵、黄爵滋等大臣也被边缘化。《南京条约》签署后，御史苏廷魁上疏弹劾穆彰阿，不久便被罢官。御史陈庆镛因为反对重新启用琦善而被解职。
穆党的崛起导致了更多人投身于其门下。道光二十八年，在七个内阁大学士中，有五人“穆党”。军机大臣中，陈孚恩依附于穆彰阿，何汝霖、季芝昌二人是其门生，领班军机章京穆荫也是穆彰阿门生。其他军机大臣，潘世恩年迈不管事，遇事自保。祁寯藻为军机处后进，难挑大梁。赛尚阿则洁身自好，乐于旁观。
军机处中无人制衡，遂使穆党坐大。穆彰阿在军机处的前期，还能注意修身自控，保持节操，自“穆党”形成后，开始忘乎所以了。“穆党”充斥朝野，世人将穆彰阿与和珅相比，有“上和下穆”之说。
此说固然有所夸张。但“穆党”当道，结党营私，也造成了道光朝后期吏治腐败，纲纪松弛的局面。纲纪松弛的程度，连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都感到震惊。朝鲜使臣在《沈槎日记》中记下了一幕荒唐景象。正月初一，朝鲜使臣到礼部赴宴。招待外国使臣，本该是庄严的事件。可朝鲜使臣坐下刚端起酒杯时，突然听到吵闹声，声音越吵越响，不久听到器皿砰砰摔落的声音。原来是有官员为了争夺宴席位置而大打出手，在场的礼部官员竟无一人出来制止。朝鲜使者不由感叹，清国朝纲松弛，可见一斑。
军机处与银库被盗案
一般而言，清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地丁”“漕粮”“盐税”“关税”及杂税。地丁银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占了七成之多。但道光一朝，从来没有征收到足额的地丁银。至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各省地丁银拖欠达二千三百九十万余两之多。其他的各类收入中，关税大约每年在四百万至五百万之间，捐纳银收入则摇摆不定，最多时有两百万，少时几十万，据汤象龙统计，道光朝三十年间，平均每年捐纳收入在一百三十八万之间，相比于以往的捐纳收入，也呈现下降趋向。道光年间财政吃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内外用兵，二是治理河患，三是户部贪腐。
军费开销，仅鸦片战争一项，就至两千万两。鸦片战争之后，不管有没有打仗，各省都借整军备战之名，大肆扩充军备，建大炮、造地雷、仿洋枪、练水师、制战船，忙得不亦乐乎，借此可以虚报开销，中饱私囊。然而，“所造大炮战船，均不适用。”鸦片战争之后赔银一千四百七十六万两，加上战争中各地方上给英军孝敬银、赎城银、犒师费，总计开销在三千八百万两左右，这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军费开支惊人还有个度，而河工开销则是无底洞。道光朝恰好是多灾多难的时代，水灾频繁。黄河、淮河、永定河，各地河流不断决口，道光三年的一次水灾就影响到九省三百个县，搞得道光“夙夜焦思，难安寝馈。”为了治理河患，在河工上投入了巨额银两。仅道光二十三年，治理河患的开销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万两，此后每年正常开销在五六百万两之间。
河道与漕运捆绑在一起，治河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证漕运，以源源不断地为京师输入粮食。为了管理河道，清代设置了南河河道总督与东河河道总督，均为正二品大员，分别管理江苏省内与山东地方上的河道事务。自道光二十年之后，河道总督均为穆彰阿的人马所把持。穆彰阿早年主持过漕运改海的试验，知道经海路运输的优越性。但他把持大权后，却以祖宗成法为由，反对“改漕入海”，以保证党人们的利益。于是无数的银子，被注入了滚滚的河水之中，肥了一批批党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当满朝上下为财政吃紧而焦头烂额时，京师内又发生了户部银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