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也为动物保护主义的出现构建了理论平台
事实上，伴随着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第一次环保运动与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科学的生态学的产生及其成熟，人类生态学向社会方向偏移，最终发展演化形成了环境伦理学，由此，也为动物保护主义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早在古代环境问题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主要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不具有普遍性。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到来，环境问题才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的不良影响是一个积累过程。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深入，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森林的锐减、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数量的陡然下降等方面。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环境问题的凸显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八大公害”事件：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米糠油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环境问题已经发展到全球的范围，并导致环境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十几年的时间内，前后三次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但其结果并没有使资源与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了。正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环境运动从60年代针对具体的环境破坏行为，发展到70年代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的全面反思。人们便试图从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层面去寻找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直接促使了环境伦理思想的转向与多元化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有良知和有责任感的当代人从道德的视角发现，地球上一个物种凌驾于所有其他物种之上统治所有物种，这样的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所有物种都有生存价值和生存权利，它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只有和谐相处、互利共生，才能可持续发展。因而人类行为只考虑人类利益的伦理已经不够了，需要有考虑地球生命和自然界的伦理。于是，人们结合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开始探求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人与动物关系的新观念、新思路，构建新理论。
（三）环境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变化，影响着动物保护主义的生成
基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以及笛卡尔主客二分和康德“人是唯一的目的存在物”的思想长期对人们的影响，人类往往把自然万物看作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认为自然界只有机械运动，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相信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并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就是探索自然的奥妙，利用和征服自然来为人类服务。其结果是随着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效率得到巨大提高，自然的形态与结构可由人类随意改变，天然的自然不断被人化、人工化。人与自然的亲缘与亲密的关系被遮蔽，人成了唯有心智和理性的纯主观、纯理性的人，自然是纯客观、纯物质的自然。自然被对象化为与人类毫不相干的外在物。而环境伦理学是对传统思想方法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转向：它要正本清源，确立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重新确认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角色和作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贴士：科学家发现，对环境质量高度敏感的两栖爬行动物正大范围的消逝。温度的增高、紫外光的强化，栖息地的分割、化学物质横溢，已使蝉噪蛙鸣成为儿时的记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承担了创立环境伦理学的责任，并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法国思想家史怀泽写的《文化和伦理》被认为是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史怀泽认为崇拜生命是伦理学的基础，尊重生命是伦理学的灵魂，人对他周围的所有生命负有个人责任。理性对自然界的统治不是纯粹的进步，它固有一些毛病，征服自然赋予人一种力量，人类会用这种力量来作恶，只有理性对人类的信念和意愿进行统治时，人们才能把自己的意愿与周围的福利加以比较，合乎道德地行事。美国科学家和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去世后的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指出：“土地道德观把智人从土地群落的征服者变成了群落中的一名普通公民，这意味着尊重自己的异种伙伴，尊重整个群落体系”；“当一个事物有助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所谓和谐，就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多样性，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完整形态上的环境伦理思想。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于1962年写出了《寂静的春天》，卡逊警告人们已经出现的环境危机，为已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她的呐喊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更可贵的是卡逊运用了科学的生态学理论，对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了道德思考并关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地球的未来。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和想法。
（四）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及人类文明范式的当代转换是环境伦理学以及动物保护主义产生的科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世界，整体性是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特征，整体论理念是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观念。在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中，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走向综合，由于各科学门类和各学科的交叉，使得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科学的世界前景成为可能。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环境哲学的共通性：生态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生态环境哲学的世界观，生态科学的方法与观点也可能成为环境伦理学的方法与观点，或为环境伦理学所吸收和转换。生态科学与环境科学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已经历了两个主要形态：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当一种文明带给人类的福利是以人类面临灾难和毁灭为代价时，这种文明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受到怀疑，其内在的缺陷和弊病必会引起反思和批判，因而，这种文明形态就要被矫正、改造和更新。关于生态危机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人类以往一些文明的没落，直接原因是这些文明的发展引发环境破坏而导致的生态灾难。如果说农业文明时期，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是局部的、表层的，还没有超出自然的修复能力，那么，在工业文明时期，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则是全面而深层的，远远超出了自然自身的修复能力。人类文明要向前发展，需要对旧有的文明形态进行革新，通过对社会、个人的一种观念和思想介入，唤起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回归自然家园的意识。只有从价值观上摆正了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才能构建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新的文明范式。
20世纪50年代，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人类群体间、集团间、国家间的活动开始往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也开始朝着集团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向自然索取、开发、利用、改造的行为上升到了集团或国家间的行为，从而引发了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人类传统的单纯意义上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便发展为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多层次的立体交叉关系，极大地扩大并延伸了传统伦理学研究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说兴起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话题，对动物予以保护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根植的背景和土壤。
二、人类进入动物保护时代
人爱护动物的形象，并非由来已久。一直到20世纪初，人类对动物的剥削利用，以致造成动物痛苦或死亡，都还一直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当时少数胆敢就这个现象提出道德质疑的人，往往被其他人视为疯子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直到近数十年来，因为蓬勃发展的动物解放运动，西方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西方同情动物思想与动物解放运动的萌芽和兴起
在动物解放运动兴起之前，西方人对于动物的态度源自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西方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以“人是主宰”为基调的，但同情关怀动物的思想并未消失，而是交织在这种“人是主宰”的普遍论调里。在人类几千年来对动物的残酷虐待之行径中，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具有博大同情的善者对动物的怜悯和关怀一直在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
1.古罗马时代同情动物思想的萌芽
古罗马时代的学者奥维德、塞内加、坡菲瑞和普鲁塔克等对所有遭受痛苦的动物都表示怜悯，同时厌恶人类为了取乐，在餐桌上或竞技场上使用有知觉的动物。公元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自然法应当包括了动物法，因为自然法“大自然传授给所有动物的生存法则，这种法则确实不为人类所独有，而属于所有的动物”。在西方哲学史上，这是对动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或人对动物是否具有直接的道德义务问题的最早表述。对动物的某种关怀，有几位基督教圣徒也表示过。如圣巴西勒写过一篇劝人善待动物的祈祷文，圣克里索斯托和圣以撒的教导都有类似的说教，甚至还出现了圣诺特等一些圣徒蓄意阻挠狩猎，从猎人手中救下雄鹿和野兔等的行为。
2.近代西方的仁慈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因关怀动物的痛苦而成为素食者，布鲁诺受哥白尼新天文学的影响，反对人类中心论，他大胆申言“面对无限宇宙，人只不过是一只蚂蚁”，从科学的角度动摇了人类的中心统治地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针对给动物带来最痛苦后果的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讽刺道：“自然已经把所有的感觉器官安置在动物身上，难道它们会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不要设想自然中会存在着这种荒谬的盾。”
英国的著名思想家洛克在《关于教育的几点思考》中说，动物是能够感受痛苦的，对它们进行毫无必要的伤害，这在道德上是不对的。他认为人们不仅要善待那些被人拥有并且有用的动物，还要善待松鼠、小鸟、昆虫——事实上是“所有活着的动物”。休谟亦表达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认为人们有义务按人道法则文雅地使用这些动物。康德也倡导人们对动物应予以仁慈，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
虽然人类残酷对待动物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仁慈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各种有影响力的人物联合起来，改善了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其他动物也会有痛苦和快乐的感觉，也应当得到某种程度的道德考虑，人与动物的关系因此出现了一些转机，善待动物的思想已开始萌芽，这也为动物保护的运动埋下了伏笔。
3.现代西方动物解放运动的兴起
1780年，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认为“可能有一天，其余动物生灵终会获得除非暴君使然就绝不可能不给它们的那些利权”。边沁最早提出将动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中。由于十八世纪知识的进步，十九世纪动物的状况有了某些实际的改善，即通过法律形式反对任意虐待动物。
几年后，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人类妄自尊大，认为自己该当是神创的伟大杰作。愚见以为，人其实是由动物创造出来的。”1871年，《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被达尔文正式出版了，指出人类其实是由动物进化来的，由此改变了人类和动物截然不同的传统观念。随着进化论的普遍被人接受，由进化论所激起的知识剧变已开始改变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
当人们普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予以追思，并对生命无比珍惜时，前文所提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也因战争期间义务行医以及关怀动物的善举，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更是开创了动物伦理的先河。从此，动物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75年，美籍澳裔哲学家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在伦理学的高度上对动物的道德地位进行了论证。书中以大量的篇幅列举了人类对具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的残酷虐待和屠杀行为，引起了西方社会关爱动物人士的高度同情和关注，此书也被誊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标志着现代西方动物解放运动的兴起。此后，许多动物解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要求解放动物的口号此起彼伏，西方社会也由此揭开了善待动物的新篇章。
贴士：污染对物种的影响是微妙的、积累的、慢性的致生物于死地的“软刀子”，危害程度与生物环境丧失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