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破了一个洞，打上补丁，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吗？
我弄不懂爱来爱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钱的时候，要靠给人打补丁维持生计；现在有了钱，又要给自己千疮百孔的婚姻补来补去。仔细想来，所谓人生，就是一场缝缝补补的事。这儿破了，补一下；那儿破了，又补一下。等到补丁打满了，一辈子也完了。天凤，由一个朋友介绍认识，他们是同乡，宁波人。
据朋友介绍，天凤是做得很成功的那种女人。她很早就来到了北京。开始，租了一间地下室给人缝缝补补，不久，紫禁城对外开放，故宫修建了一批摊位出租，以宁波人的聪明和商业意识，天凤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立刻倾其所有租下了一间旺铺，生意非常兴隆，从此财源滚滚，天凤也步入了富姐儿的行列。
现在，天凤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服装厂，有三间门面。除故宫的那间旺铺外，有一间在名闻遐迩的浙江村，向全国批发中低档服装；另一间在蜚声国外的雅宝路，主要向俄罗斯及外商出口中高档服装。
依照户籍上的意义来讲，天凤已不算是外地人，应该说属于“北京的人”，意即户口已落在北京的外地人。
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天凤的精明。早些年，她在京郊农村花五万元买了一间私房，并迁入户口，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该地被征用，给了她一套两居室，并解决农转非，转为北京市城市户口。别人用几十万才能办到的事情，天凤才花了区区五万元。
为了追寻天凤成功的足迹，我提议沿着她当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重溯一遍。天凤爽快地答应了，开着她的那辆白色捷达和我一块儿前往西罗园。
这是她进军北京的头一站。
从我爷爷算起，我家三代均靠缝纫为生，前两辈只能说是勉强糊口，到了我这一辈，才算是有了较大的起色。
我爷爷自幼到上海学徒。那时工具简陋，主要靠手工，一针一线，特别讲究手头的功夫，需要炉火纯青的技艺。后来，老板引进了英国的缝纫机，给上海滩的达官贵人、影星名流们定做华贵的衣裳。
这些人的要求非常苛刻，尤其是那些艺苑名伶，对旗袍的样式、尺寸精益求精，稍有疏忽，即会招致不满，乃至索赔。我爷爷是老板带出来的得意门徒，有一手绝活儿，找他做服装的人络绎不绝，在上海上流社会声誉鹊起。三十年代的红影星阮玲玉、金嗓子周璇都找他做过旗袍。
可惜后来战事爆发，烽烟四起，我爷爷回乡下避难，只等再度出山，没料到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了不让手艺失传，爷爷便教我爸干这一行。我爸又传给了我。
七十年代末，我国已经能自行生产“蝴蝶牌”缝纫机，还有“蜜蜂”，我家里有两台，外加一台锁边的三线机。小时候，我就爱在爸爸的裁缝铺里闹着玩。十二三岁吧，缝纫机已经踩得很娴熟，而且能缝一些简单的娃娃服。
爷爷当时尚在人世，见我喜爱此道，就悉心地教我裁剪。像不少身怀绝技的人那样，爷爷自视甚高，隐居乡下后从来不亲自动手缝制衣物，因为在上海替有钱人做惯了锦衣貂裘，每出一款必是杰作，所以不屑于做那些仅仅为遮丑御寒的普通衣裤。
但是，爷爷觉得我在这方面很有天份，比爸爸的悟性强，他不能把浑身的本事烂在棺材里，便手把手地给我传授秘诀。没有布料作试验，便用报纸，常常满屋都是剪得七零八碎的废报纸。我现在能有一手过硬的基本剪功，就是得益于那时的训练。
天凤潇洒地打了一下方向盘，白色捷达从大街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左转弯，右转弯，徐徐东行二百米左右，一拐，进入了一个较大的院落。在一栋六层高的青砖楼前，天凤停下车，说了声：“到了”。
这是一栋老式居民楼，地面上有六层，住着人家。一些青茑萝从阳台上倒挂下来。地下是一层地下室，一排小窗露出地面。
天凤环顾了一下周围，说一点儿没变，还是以前的老样子。不过，物是人非，地下室门口的招牌由天凤时装店变成了上海时装店，说这句话时，天凤的嘴角闪过一丝自嘲的神色，不知是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晦暗的日子，还是在暗暗庆幸这一切终于成为过去。
地下室的楼道陡而窄，愈往下愈昏暗，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一直要下到地底，才见到一线光从门缝里透出来。
我敲门的声音很轻，发出的“咚咚”声却刺人耳膜。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白的脸。这是一张男人的脸。
这间屋子不大，中央架着一块铺板，男店主正在给一位胖大婶量体围，手里拎一条软皮尺。两个姑娘正背对着门“嗒嗒”地踩缝纫机。
屋顶上燃着两根日光灯，雪亮雪亮，发生咝咝的蜂鸣声。由于长久不通风，里面的空气浑浊难闻。
店主系浙江人，跟天凤算得上是同乡。他们用浙江话叽哩哇啦地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从神情上判断，先是寒暄，彼此作一些简短的介绍，后谈生意行情。店主从衣架上取下几件款式不同的上装，提高了给天凤看。
天凤用手指捻捻料子，展开一件西服仔细审视线路，态度非常从容、自然，她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脸上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我留意到天凤一边说话，一边时不时地捂一捂鼻子。是啊！如此恶劣的环境对于而今的她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尽管天凤并没有奢华的贵夫人气息，然而，一身名牌的她跟整个环境仍然显得极不协调。
十分钟后，我们匆匆告辞出来。在院子里我情不自禁地暗暗透了口长气。
天凤坐进车里，手扶着方向盘，脸色不无凝重地慨叹，做事真不容易啊！
进北京的那年，我才18岁，身上带了五千块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怀着出来闯一闯的愿望。总觉得北京那么大，又是首都，应该比家乡的机会多一些，只要自己努力做，运气好的话，兴许能争取到一席之地。况且——
天凤不经意地看我一眼，笑了一笑。透过那依就十分姣好的容颜，依稀可辨其少女时的神采。
那时年轻，自忖长得不算丑，找碗饭吃理当不成问题。这是我出门时的想法，结果到北京亲身一试，还真找不到，不是人家不用你，而是没有这个政策。碰了几回壁后，我才省悟到事情并非预料的那么顺利。
我出来时，只身一人，在京城举目无亲，听说过有几个老乡在这边工作，不知道怎么联系。家里人放心不下，把五千块钱缝在我的一件西服兜里，以防遇上窃贼。
初次出门，缺乏社会经验。火车到北京的时候，已是晚上。一出北京站，给旅馆招揽顾客的人一拥而上。我又困又乏，昏头昏脑地被人拥上了一辆中巴，又被昏头昏脑地拉到了西罗园的一家地下旅馆。
我平生第一回置身如此陌生、糟糕的境地，内心忐忑不安，既有一丝兴奋，又有一些惶恐，整整一夜没睡着。
在北京玩了几天，到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转了一圈。我便开始找工作，找了大约半个月，没找着合意的，就想打退堂鼓。
旅馆的阿姨问我有什么技艺，我说会缝纫，她说何不开一家服装店，给街坊邻居做做衣服，比什么都强。她婆婆是居委会管事的，可以租一层地下室给我用，并且代办执照手续什么的，只要每月适当给居委会交一点管理费。
我拆开西服口袋，取出备急的五千块钱，买了必需的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到工艺美术店做了一块“天凤时装店”的招牌往地下室的门口一挂，生意就算开张了。
起初的一段日子比较难，给人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后来渐渐打开了局面，陆续接到价值高一点的衣料，由于做工精细，相应做工费高一些，当然，收入也就慢慢增加。
阿姨有一个外甥女，要参加北京市业余歌手大奖赛，让我给她做了一件旗袍。这正是我祖传的拿手好戏。虽然阿姨的外甥女在比赛中没有获奖，但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却让她大出风头，引来人们的称羡。通过她的介绍，找我做旗袍的女人越来越多，生意日益兴隆，有时竟忙不过来。
我从老家招来几个同龄的伙伴，请她们帮工，一般的活儿由她们干，比如换换拉锁、改改腰身，给阿姨婶子们缝缝棉袄什么的。我只做贵重的活儿和负责裁剪，这样一天下来，也还是很累。不过，只要有钱挣，心里仍然喜滋滋的。
头一年，我赚了两万块钱。有了钱，就想做得再大一点。这时，恰好故宫有摊位招租，要一次性交押金五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手头的钱不够，又不想坐失良机，怕人家捷足先登，到时想租也租不到了。我拍下两万块钱订金，匆匆忙忙赶回宁波筹钱。
家里人一听要这么多钱，十分犯难，东挪西凑了八千元，余下的只能到银行贷款。他们心里吃不准，要是赔本了怎么办？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当时就这种情况。什么事都是刚刚起步，把握不准。不过，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绝对不会变，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手中有了几个余钱，都想上北京玩一玩。到了北京，头一站理所当然是天安门，是故宫。
潇洒了一回，买点纪念品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才不虚此行。出于这种考虑，我贷了十万块钱，经营工艺品，生意还不错。
大概别的业主跟我是同一个思路吧，经营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些扇子、小玉石、帽子什么的，相互竞争激烈，冲淡了生意。
我尝试着换一换路子，改卖服装，专卖西服。我亲手设计、裁剪，在自己的服装店里缝制，然后摆到摊位上出售。结果，赶上了西服风潮，门庭若市。
中国人讲究吃穿。吃，第一位；穿，第二位。吃饱了肚子，就想穿得体面一些。那几年，正是西风东渐，国人都以穿西服为荣，似乎是体现身份和气派的标志，只要经济允许几乎人人都要买一套像样的西服。
结果证明这个路子走对了，不到半年，我赚了十几万块钱。还清全部的债务后，还剩三万多块钱，用作周转资金。这样苦心经营了一年，局面就完全打开了。我手头的资本已拥有二十多万，仅仅应付目前的生意绰绰有余。
我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在市郊买了一间农民的私房，并迁入了户口，算是铁下心要在北京扎根，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就是这个时候，强子进入了我的生活。
由于天安门城楼前不准停车，我们只得从南池子绕到故宫后门，将车泊在景山公园的林荫道边。然后，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从神武门进入故宫的后花园。
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就是从神武门逃出皇城，缢死在景山公园的一棵大树上。而闯王李自成亦是由此门进入皇宫，这位神武兼备的盖世英雄骑在马上张弓搭箭，“嗖”地射了一箭，箭镞深深地扎进巨石砌成的城墙，至今遗痕尚存，任后世凭吊。
这里，纪录着中华民族多少代荣辱兴衰的历史，凝聚着多少人悲欢离合的命运。
强子是北京人，在服装学院念书，设计专业，本科。我到学院自费进修，便互相认识了。
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要趁年轻圆了这个梦。为了适应越来越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不致于被淘汰出局，必须掌握现代服装设计的专业知识，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时装潮流。
我一边经营着生意，一边上学，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早晨，我六点钟起床，到店里交待完毕后，去学院上课。下午到铺面上跟雇请的店员结上一天的账，每天一结。有空的时候，我就去进货。
有时，店里接的活儿多，实在忙不过来，强子就过来“实习”。他的设计创意常常在我这儿得到体现。他每设计出一款新式的时装，我都能及时、准确地领悟其创作思想，给他制作出成品。他的毕业作品就是我俩共同制作的，教授给了个“优”。
强子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母亲是某行业报的高级记者。本来，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希望强子仍然从文，当记者，或者做编辑。但强子更想干实业。这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强子最终上了服装学院。
一天，也就是在这里，我们伏在栏杆上往水池里投币。据说，只要一对恋人的硬币在水里叠合在一起，就能成为夫妻。
池子里的硬币堆积如山，表面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我俩各投了一枚壹元的硬币。两枚硬币在水里碰撞了一下，渐渐沉落水底。
强子拍打着栏杆，兴高采烈地说，叠在一起了。天凤，你应该做我的妻子。我们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强子时常说，他是时装理论家，我是实践工作者，二人的结合完美无瑕。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就不管不顾地吻我，是那种深情地拥吻。
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初吻。心里有些慌乱，有些陶醉。我倚着栏杆，才勉强支撑住身体。
强子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不敢贸然允诺。既非故作矫情，也不是对他不满意，而是担心两人的家庭比较悬殊，恐怕日后滋生变故。
我对他说，两人都还年轻，等干出一番事业来再结婚也不晚，强子同意了，说是先立业后成家。
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由于生意愈来愈好，现有的那个小店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我决意盘下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
这是一家街道小厂，经营者思想保守，一成不变地生产老式服装，适应不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产品严重滞销，加上管理不善，连年亏损。
起初，我单枪匹马地去谈判，怎么也谈不下来，强子知道后，自告奋勇地前往，没想到一谈告捷，而且一下子少了十万块钱。
我问强子其中的秘诀，他不以为然，说毫无秘诀可言。这种事，只能让公家吃亏，不能亏了管事的人。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多么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盘下这家厂子后，征询强子的意见，问他应该怎么办，实际上是想请他出来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