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北京人艺四十岁生日的时候，笔者写了剧院一百个真实的故事，准备出一本散文集以作纪念。那么，找谁来写序言呢？与同事们一商量，很自然地想到了曹禺老师，认为只有他最合适。
然而，他已经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好几年了。于是，我又犹豫起来，实在不敢也不忍轻易地打搅他。后来，通过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知，那一段时间他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这才提笔写了一封企盼他写序言的信。
再也想不到的是，他收到信以后很重视这件事，并且当即答应下来。
更想不到的是，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他便请他的司机老史把写好的序言带给了我。
我真是喜出望外，在极为激动的情形下读了这篇序言——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四十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有多少回了。
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使我留恋不舍。
是否人生如梦，是否我在思索我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呢？
不！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
我感到北京人艺是培养多少戏剧新人的园地，是锻炼多少人物的舞台。她是初春的雪水，夏日的莲花，秋天的黄菊，冬天的霜雪。她贡献给人民以娱乐和教育，人民给予她滋养与恩情。
我曾经说过：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这里，正是一位自己多半生与剧院紧紧连在一起的老同志，说出的关于北京人艺的话。
这一百个故事也许算得上北京人艺的部分缩影。
我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使广大观众和关心剧院的朋友们，更加了解和热爱北京人艺。
北京人艺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今天编写出这样一本小册子来是个很有意义的纪念。
这里话不多，但是段段、句句、字字都是从曹禺老师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流淌出来的真挚情感。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应当说，北京人艺已经变成了曹禺老师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做了我们四十四年——将近半个世纪的院长，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老工人退休的时候，他也要写上一篇字相送：“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绩。”就这样，他酷爱着北京人艺，我们酷爱着他。
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啊，只要我们一走进曹禺老师的家门，他便忍不住地询问剧院的各种情况——哪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询问剧院的作家、导演、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有一年，曹禺老师正在上海写电影剧本《日出》，我和导演林兆华出差经过那里去看他，谈起剧院来，话就怎么都收不住了，几次要走都没有走成。就这样，从中午一直谈到夜幕降临的时分。这一切，正如他的夫人李玉茹大姐所说：“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和他提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总是一下子精神抖擞，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即便他生病住在医院里，人艺的朋友来看他时，哪怕他疲惫不堪，微闭的眼睛也会突然出现神采，精神顿时振奋起来，而朋友走后，他一下子瘫软得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了。”
曹禺老师曾经说过——“风雨一生难得过，雷电齐来一闪无。”
是的，他住了整整八年的医院，其中艰难地吃了七年的麦淀粉食疗饮食，在苦苦地与病魔争斗中，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突然雷电般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李玉茹大姐说：“他走得那样超然，那样安详，。无牵无挂，无恐无惧，飘然而去。”我知道，他是把北京人艺放在心底带走了，永远带走了。
我们——所有北京人艺的人，包括老的和新的，长期呆过和短期呆过的，同样也都把他放在自己的心底，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值得敬重的老院长。
北京人艺现任院长刘锦云说——“人艺是曹禺大师辉煌业绩的一角。一日德，一日艺，是曹老留给剧院的煌煌基石。
曹老以自身风范告诉我们，于清寒和寂寞中奉献自己，是每一个真正从艺者或日从真正艺者必备的品格。人艺的几代艺术家这样地躬亲了，因而才有剧院的繁荣。这是融有曹老精神的几代人艺人凝聚成的珍贵的艺德，这德行理当也必能流传下去。
曹老以其作品告诉我们，什么是精品。大师倾毕生精力，铸就可数篇章，而能一剧一碑；大师的高度难以企及，大师的求精之道应是建院的家规。永师曹老，拿尽量好些的作品奉献给热爱曹老所创北京人艺的新老朋友、新老观众。
踏着大师的足迹，创造剧院的明天。”前任副院长于是之说——“从北京人艺成立到现在，曹禺同志一直是我们的院长。
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领导着关心着这个剧院。尽管他的社会活动多，近年来身体又不好，不常来剧院，但他始终是剧院的主人、我们的院长。
曹禺同志会写戏，又导过戏，演过戏，教过戏，是一位真正懂戏的院长。他是人艺的一把尺子，我们作任何决定都得考虑如果曹禺院长在场的话是否会同意。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原则，同时又支持年轻艺术家们的探索。他常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各种手法、各种路子都可以试验。
我们为剧院有这么一位院长感到骄傲、幸福。”
老导演、演员苏民说——“您曾经多少次向全院同志讲，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理想总是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四十四年前，您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四个人一块进行四十八小时谈话，其内容就是如何办好这个剧院，为我们勾勒出了通向理想的蓝图。剧院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这支理想的接力棒，从而使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块牌子至今仍然挺直地在北京。”
老演员郑榕说——“先生走了1先生慢行，这里还有一份未完成的答卷……同大多数话剧演员一样，尽管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不多，我们都是在您剧作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一九五四年开放‘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剧院决定排演《雷雨》，在众目翘盼下我获得演周朴园的殊荣。先生在二十岁就悟到的人生真谛，对于我这个三十岁的普通演员来说理解上还存在不少困难。怕犯‘人性论’的错误就断定周朴园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往脑子里填塞理性分析，认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内心体验，结果导致了挤情绪+概念化的错误表演。记得先生曾多次跑到后台，连声地催促：‘快！快！快！我这剧本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一九七九年《雷雨》在天津重排。‘文革’乍过，枯木逢春，旧地重游，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辗转访寻，走进剧场，透过幕隙，暗窥伊人……昔日芳草，已成萧艾。随波逐流，谁能无变？此时突然悟到，周朴园、侍萍相认时的心情，进而捕捉到人物的心理活动——你死我葬，你生我养。这正是周朴园最高的道德准则。
一九八五年我拍摄过《雷雨》电视录像，比前几年演出的录像自然多了。但仍感到有两处不足——一是侍萍追述往事时周朴园不应起身避开，仍然呆坐原处，让观众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两颗心正在靠拢，这才符合思想逻辑；二是向侍萍申辩自己并未忘情的那段正是周朴园真情流露的刹那，此时不能有半点虚伪……可怜我已进入迟暮之年，这份答卷恐怕难以在舞台上完成了，请先生见谅。先生慢行……”老演员董行佶说——“在我三十七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子、曾浩、祝希堂、伯鼢、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
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的良师。
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
青年演员濮存听说——“作为青年演员是需要像曹先生这样的大师，经常指导我们的创作，甚至是像那次一样严厉的批评，现在缺的就是这个。然而，先生离开我们了，但是先生一生对北京人艺的贡献，先生不朽的巨作以及所有的音容笑貌，都永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影响着我们不断进步。”
青年演员郑天玮说——“曹老摸着我的头问：‘你是最小的吧？这么小演这么重的戏，吃得消吗？’我说：‘我不是最小的，都二十二岁了，就是有点儿年轻。’曹老笑了：‘不是有点儿年轻，是真年轻。’然后，拍拍我的头，着实地看着我说：‘好，年轻，年轻真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曹老并和他面对面说话。曹老把我叫到身边说：‘你写的每一篇短文我都看了。’我忙问：‘您都看了？’曹老说：‘都看了，写得好！不要怕，就这么写。演员一上台演戏，上学的机会就少了，能读书，写文章，这就好，你一定要坚持，坚持。’……这是我第二次和曹老面对面地说话。曹老七十多岁的时候，告诉我：‘年轻真好。’曹老八十多岁的时候，告诉我：‘要坚持。’两句话，够我受用一生。”
巴金老在送给曹禺老师的挽联上写道：“家宝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读者与观众的心中。”是的。然而，他更永远永远活在北京人艺人的心中。
六月十二日，是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剧院出了一本大型的画册。曹禺老师为画册写了一篇序言。
关于序言，剧院当时的副院长于是之说过这样的话：“长辈给我们的财富，是说不尽的。老院长曹禺同志，一九八二年为院庆三十周年出版的画册写下的《序言》，已经成了我们的‘文献’，它永远指导着我们。这几年，我一读再读，不知读了多少遍。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领悟。对这篇文献，我总想说点什么，但我又很难说得清楚。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读者亲自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比我说多少话都强。”
曹禺老师的序言，全文如下——三十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长起来，他一直跟党、跟人民、跟社会主义祖国同命运、共甘苦。他在春风化雨中度过华丽的青春，吐出态浓意远的花枝。他也经历过各种运动，踏过艰难困苦的道路。
如今，他成年了，他像是一个神态质朴、文采风流的壮年，他矢志要把中国的话剧推向一个较高、较深的境赛。
有人说，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意思是说，此处人才多，有抱负的人多，有成就的人也多。我仅同意一半。因为，我深知北京人艺在人才上还是一个参差不齐、高下不一的团体。这个剧院尽管有不少文化修养较高、艺术成就有相当水平的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但这个剧院也有一些在培养与实践中逐渐成长的人。至于，体制问题、更高的戏剧道德问题、更浓烈的艺术研究空气问题、剧目与演出不够理想的问题，我不想在此一一赘述。
我们是有不少缺点的。我们心里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远未实现。它使我们懊恼，使我们焦虑。但北京人艺究竟在三十年中(其实，在林、江、“四人帮”的专政下，话剧在全国禁演足足十年。)出现过不少比较好，甚至于很好的剧目演出，造就了相当多的艺术人才，养成了一种北京人艺的风格，培养起一批爱着北京人艺演出的观众，有了一定的国内与国际的声誉。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团结问题解决得较好。团结是一个艰难细致的工作。北京人艺成员之间有一种空气：在关键问题出现的时刻，在公和私交战的时刻，他们左思右想，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发展中国的话剧艺术，才有自己终生为戏剧艺术效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自豪的。无论经过多少惊涛骇浪，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终究希望北京人艺成为一座话剧丰碑的大剧院。
其二，北京人艺的艺术研究空气比较活跃，受到重视。在艺术面前，人与人之间，是无私的，他们互相琢磨，互相尊重，谈心里话。此外，剧院给他们以提高文化修养的机会，使他们提高了欣赏水平，培养了文学、历史、绘画、音乐、舞蹈、写作，以及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了鉴别各种艺术中“美”和“丑”的能力。我们几位出色的导演、演员和舞美艺术家，都能写出一笔有风格的好字，画出好画，作出好文章。他们的表演艺术、舞台美术和灯光艺术，都不庸俗；他们的舞台艺术创作，使观众感到真实、亲切、从容自然。我以为，这和他们平时孜孜不息、提高文化修养，有莫大的关系。
许多人说，北京人艺有自己的风格。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能提出造就这一风格的某些原因。
我们很幸运。有中国许多杰出的戏剧前辈在支持、帮助我们。他们把不朽的剧作交给我们上演。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丁西林的剧作，使我们的剧院不断出现灿烂辉煌的演出。我们也有无数中、青年剧作家，他们的优秀剧本，展现了时代的风貌。这些出色的作品，使北京人艺的思想感情经常和时代的脉搏合拍，共同唱出时代的强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也不能忘记外国杰出戏剧大师的作品对我们的滋养。这些大师用一生的精力，锐利的目光，探索真理，给人类以智慧和美感，使我们更丰富地认识到了“爱”与“恨”，高尚与庸俗的真实感情。我们演出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和西方各国的著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