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中国经济主题：经济全球化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这是21世纪中国的主题。
经济全球化：是鲜花还是陷阱
一个幽灵，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对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肯德基、Windows 98这些全是经济全球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在21世纪，全球化将以新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国内外有许多人甚至认为，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一个陷阱，是发达国家的盛宴。据联合国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4万多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的运行，尤其是近期掀起的跨国并购浪潮，使其拥有的生产诸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此同时，跨国银行，跨国证券和跨国投资基金等的迅速发展，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优化配置。
就总体和长远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它推动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国际贸易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求平衡，它也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一进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寒光凛凛的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只是全球化的追随者，而不是全球化的主人。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发展机遇，又是严峻挑战。就机遇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先天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作出的结论。全球化为那些能够利用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跨国流动的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世界上200名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在过去的4年增加了一倍，达1万亿美元，世界上3位最大的富翁资产超过了共有6亿人口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购买一台电脑需要一个巴基斯坦人8年的收入，而在美国只要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经济全球化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贫困一夜之间重返东南亚”，造成全球在3年内损失2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的耗费。因此有人说，金融风暴是“和平时期的头号杀手”。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主权受到冲击。因为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大都实力弱小，竞争力不高而被挤垮，有些本国产品被外国名牌吞并，有的自行消失，此外，强大的西方传媒可以凭着现代的信息技术轻易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有关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
时代在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那个国家能够像孤岛一样，与世隔绝。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既然全球化势不可挡，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地参与。
经济大趋势：全球化
20世纪50、60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工业化过程建立一个相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过程，不同国家沿着各自的道路“赛跑”，最后按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谁领先、谁落后。根据这种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投资，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
从7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80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真正推动各国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的，主要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这些企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电子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制造过程。这样就带来了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重大变革。
如果说，与60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际流动急剧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一个国家可运用的经济资源的来源日益国际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也逐渐国际化，外国消费者、外国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一个日本的Canon照相机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的生产者和设计者；瑞士航空公司为了降低劳务成本，已经把财务核算中心搬到了印度；英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罐酸奶在上市前可能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外贸的功能早已不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那种“互通有无”，“开放”也不仅仅是邓小平所认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即G7）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国都要遵从上述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裁断。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跨国企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可以乘机大举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但恐怕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的运气，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时间内获得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营造出中国经济的繁荣。
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资，但这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靠的是与香港、台湾同文同种又近邻，这样的机会只能用一次。今后，在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制度的落后可能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竞争中的制度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阻碍中国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中国的制度现状。
其实，无论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如何热切地盼望外资，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仍然可能逐年减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90年代上半期进人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谁要指望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就必定会失望。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香港或台湾，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吸引这样大量的中小资本。
如果能吸纳的港台资本有限，那么今后中国就只能指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投资，这类外资的活动与港台中小资本完全不同。港台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给中国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但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几乎可以说，对大陆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而西方大企业的产品都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降低其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构成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最近，中国国内有关“要保护国有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点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大企业的高潮，就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
在过去多年里进入中国的外资中，50％投入了制造业，30％投入了观光和房地产业。今后“外资热”逐渐消散，将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工业的技术进步会明显放慢，外资企业不会再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大批建设中的“开发区”和豪华公寓将难以售出，数千亿房地产投资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资源源不断为依据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迈入21世纪，国际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有多少困难，中国也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往回退是不可能的了。60年代中国曾经奉行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主义”政策，在那个时代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几十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要主张类似的政策，以维护现行体制，那么，其后果将不仅仅是国家的又一次落后，而且会立刻诱发严重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但是，如果以为在现行基本制度框架内作些小修小补，就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则未免太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