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在同心城遇到萧克。他小而瘦，还很年轻，他操作甚勤，好像勤苦好学的学生一样；但他是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他常带笑容，他随时随地都表现着高度的热情和力量。他是三十一军的军长。罗炳辉是三十二军的军长。萧克有一三个月的小孩，面貌与他完全相似。我和他谈了一个小时后，他就到前线上去指挥三十一军抵御胡宗南向苏区的进攻。在大拉碑之战，南京军失了数百支枪和其他的军用品。
11月5日、6日、7日〔原文如此〕与红军第四军移防到硝石城。南方之各地点均已放弃，我们还想放弃这个地方和环境。环堡各地，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停战而成立反日民族战线的诚意。这对于红军是极大的让步，然而为表示他们的诚意，他们愿意让步到这种程度。我想越过这个限度，他们实在再难让步了。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纪念日。今天特别为战士多加点心和其他食品，到处是宴席、歌舞、戏剧、居民和军队的联欢大会等等。那日虽然有南京飞机来轰炸，然而当天是快乐的。那天只有一头驴被炸死。（他们在环堡到一共掷下七十二个炸弹，却只炸死一头驴。这件事情，传闻遐尔〔迩〕，在百里内的农民都拿来当做一种茶余酒后的笑柄）。
11月8日和一个阿洪〔訇〕（回族领袖的称呼）谈话，他是本城社会和宗教的领袖，对红军极表同情。他于两天前刚由宁夏〔今银川时称宁夏省城〕回来，他说他本人曾与马鸿逵在宁夏讨论时局，他告诉马说：红军之多，“如恒河沙数”，并说红军对回民非常的好。阿洪〔訇〕又说，马颇惧怕红军，但因受日本方面的唆嗾，要和红军作对。阿洪〔訇〕在回教农民大会上演讲，他演讲的真好，不愧为一个特殊的演说家。他在演讲中十分赞成红军和反日自卫战争，并反对马鸿逵的压迫，慷慨激昂，听者动容。
11月9、10、11日在本地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调到环县、环堡和河莲湾。红军积极准备防御节节进逼的南京军队。因为此后红军绝不能再多放弃地域了。朱德、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贺龙、萧克等每天召集会议。这是战事前很重要的日子。在一个大会上，朱德等着重指出，红军志在抗日，因而曾屡次对国民党军队让步，但国民党军队未接纳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要求，反而节节进逼；红军作战，系不得已之自卫行动，红军最重要的任务，仍是用尽一切力量来与国民党及一切中国军队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思考题
1.红军西征在海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2.说说“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诞生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革命先辈与海原
邓小平放歌七营镇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红一军团政治部设在宁夏海原县七营镇。当时，邓小平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与政治部文书科的五六个干部战士住在离镇不远的吊嘴子村的一个四合院里。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当时红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端午节到了，伙房供应的仍是高粱馍、腌萝卜。文书科有的战士嘴上不说，心里却巴望加个餐，变个味哩！
准是邓副主任猜透了大伙的心思，这天下午，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带着猎枪，到附近山里打回来几只野鸽子，交给了伙房。开晚饭的时候，炊事员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分给文书科领饭菜的同志。可是，连最想加餐变换口味的战士，也双手直摆，抓过馍馍、腌萝卜，躲回文书科的小房里。过了一会儿，邓副主任的通讯员端来两大碗野鸽子汤，要大家喝。但还是无人接手，大家想到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日和干部战士一个样，过着馍馍加腌萝卜的苦日子，如今有了一点野鸽子汤，该让邓副主任稍稍滋补一下身子，怎么还能去分享呢？
正在这时，邓副主任出现在文书科的房门口，关切地望着推推让让的干部战士，操着四川口音笑道：
“今日过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大家快把鸽子汤报销啰！”
文书科的干部战士见邓副主任发出“命令”，兴高采烈地举筷拿勺，共享了这顿鲜美的野鸽子汤。
背粮
为了便于行军转移，驻在七营的红军部队，身边都只带着三五天的粮食。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也经常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把粮食背出来，供生活所需。
一天，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接到命令，全体出发，到后方山里背粮。出发时，邓副主任也匆匆赶来了。
大家一见邓副主任也要去山里背粮，纷纷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
可是，一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邓副主任，坚持要去背粮。他风趣地回答道：“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
邓副主任走进队列，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进发了。
唱《马赛曲》
8月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的干部集中在七营镇开会。晚上为庆祝建军九周年，举行联欢晚会。
河滩上，搭起了一个小舞台。入夜，汽车灯点亮了。来开会的干部、战士，还有镇上的群众，挤满台前。大家席地而坐，观看军团文艺队的精彩演出。
幕间，直属队突然响起哄亮的呼喊：“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大家说要不要？好不好？”“要，要！好，好！”一呼百应，台下响起春雷般的回声。接着，“啦啦队”的“啦啦”声，伴着有节奏的掌声，此起彼伏。
“欢迎邓副主任来一个，来一个，唱个法国歌！”
“来一个，快快快！”热烈的“啦啦”声在群山中回荡。有些新战士渴望听到邓副主任唱法国歌，又担心邓副主任不上台。
邓副主任乐呵呵地大步登上舞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文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他润润嗓子，便唱开了，歌声高亢激昂，响彻七营镇的夜空。
台下的观众掌声一片，为邓副主任的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发出由衷的赞叹。70多年过去了，这歌声仍像进军的号角，回荡在老区的上空。
刘伯承负伤红羊坊
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今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部队休整后，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经新营堡、袁家河向海原西北挺进。刘伯承当时是红军大学的校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10月29日，刘伯承率领红军大学的学员与红六军的模范师、十七师翻越月亮山，来到红羊坊（现红羊乡）。部队沿红羊河向西行进时，遭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队的阻击，双方展开激战。枪声炮声拼杀声，响彻整个月亮山北侧的山川。黄昏时分，国民党军的战机飞临月亮山上空，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刘伯承指挥战士一边战斗，一边向西转移。不料一颗炸弹就在刘伯承的身边爆炸，硝烟散去，刘伯承倒在血泊中，他的爱人汪荣华和警卫员也被炸伤，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部队翻过月亮山与南华山连接的山梁，沿关庄、树台河谷向西安州前进。没有担架，没有战马，战士们很着急，受伤的刘伯承将军咋办？此时，刘伯承十分镇定。他强忍着疼痛，只做了些简单包扎，笑着说：“敌人炸伤了我的屁股，流点血算什么！走！我们不能掉队。”在战士们的搀扶下，趁着夜色，刘伯承和他的学员们艰难地向前赶去。胡宗南的兵不知红军实力，怕前方有埋伏，就退缩到山下红羊坊等待增援。红二方面军在西安州的张湾村突破敌军封锁，歼敌一个团，为后面的红军大学队伍扫清了障碍。负伤的刘伯承顺利通过西安州，经甘盐池到达打拉池，与西征红军总指挥彭德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会师。他一边疗伤休养，一边研究战略战术。此后，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前敌总参谋长，与彭德怀、任弼时等人部署海打战役。
周恩来派他救红军
马宪民，回族爱国人士，1902年出生于海原县城，兰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到多处供职。在西安期间和进步青年吴鸿宾（地下党员，新中国后任兰州市第一任市长）等组织成立了“伊斯兰学会”，并以学会的名义创办了半月刊，内容多是宣传爱国的文章和联合抗日的思想。马宪民还担任“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方针，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口号，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在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和秘书张文彬，以及张学良总部秘书张穆、杨虎城将军、秘书杜宾承等一批知名人士。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两万多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西征任务。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多月，但终遭国民党马家军的围堵而失败，除400余人成功到达新疆外，近万人被捕，还有部分失散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党中央对营救西路红军工作十分重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亲自领导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
有天晚上约9点许，张文彬同志乘专车来接马宪民和吴鸿宾到西安绥靖公署会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见到马宪民和吴鸿宾后焦虑地说：“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已听说了吧？秋天，我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处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并指定张文彬、吴鸿宾、马宪民3个人即刻动身前往武威、张掖地区。因吴鸿宾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马家军中已经暴露，不便西行，因此当时吴鸿宾同志对周恩来说：“马宪民在甘肃接触的人很少，就让他去吧！”马宪民没有推辞便接受这一任务，并说：“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双十二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团结抗日，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周先生和共产党的为人我非常佩服，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我一定想法把这支抗日的队伍营救出来。”临别时周恩来同志握住马宪民的手再三询问：“此行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在这里解决的事情直接告诉张文彬同志。”张文彬用专车将马宪民送到旅馆之后，又详细介绍了关于西路军在甘肃的情况后说：“这次我们营救的是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500名红军指战员。”
马宪民和张文彬同志分析了河西地区马家军的情况，马宪民一方面感觉到任务紧迫，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太年轻，恐怕不能很好地完成周恩来同志交给的光荣任务。为此马宪民又想起了西安的一位好友马德涵先生，就告诉张文彬：“马德涵先生是我的老相识，以前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时曾和我同事多年，以后他返回西安，在回族群众中声望较高，为人正派，政治上可以信赖。我知道他与河湟诸马关系较深，与青海马麟有交往，与张掖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假若此人能与我们同行，对营救工作将十分有利。”送走张文彬后，马宪民连夜去拜访马德涵先生，并把营救西路军的任务告诉给他。马德涵先生听后感到事关救国，当即应允。第二日周恩来同志驱车来旅社，与马宪民一同去拜访马德涵先生。周恩来同志见到马德涵先生非常高兴，经过交谈以后，就将营救西路军一事说出。马德涵先生听到周恩来殷切嘱托之意时，表现出极为激动的神情。他直呆呆地注视了周恩来同志好一阵子才开口说道：“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周先生这样信赖我！我怕……”马鸿宾恳切地对马德涵说：“马先生！请您再三考虑，但愿不会给您带来什么麻烦！”马德涵先生听后纵声大笑，很动感情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佩服共产党，‘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风险，就是为此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
马德涵一个人带着礼物去武威见了马步青师长，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谈了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河西战事和平解决。马步青听了很高兴，愿意帮忙。马德涵告诉马步青，他还带来两个红军代表，马步青表示愿意见面。第二天，张文彬、马宪民、马德涵三个人就见了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介绍了张文彬和马宪民。张文彬、马宪民要求释放武威的被俘红军，并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马步青：“只要不为难我们的人，我们的枪支、物资可以给马家。”马步青同意把扣押在武威的红军释放，同时给每人发五元钱路费。
当时，马步青还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张文彬，介绍到西宁马步芳那里；一封给马宪民，介绍到张掖韩起功那里。张文彬坐汽车到西宁，马宪民坐汽车到张掖，马德涵回兰州。
马宪民在去张掖的半路上见到韩起功，谈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要求释放关押在张掖的红军。韩答应把关押在张掖的100多名红军释放。马宪民三人完成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回到西安，这已是1937年4月底了。
1937年6月，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进步人士，马宪民也被列入了暗杀名单中。他逃亡各地，躲避特务的追杀。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被安排到甘肃省伊协工作，后又任甘肃省政协委员，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