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一些赴美挂职官员,常对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惊诧不已。譬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农业庭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住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又如,联邦高地市市长因家庭财政捉襟见肘,竟到色情俱乐部当兼职“看门人”,赚外快缴纳医疗保险费等补贴家用。再如,纽海文市市长在为中国挂职“市长助理”任期结束的送行宴,竟然自己掏腰包在家中举行……这些在国外司空见惯的举动,在国内绝对被视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荒唐行为。“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一定是处长的脑子里注进了水,神经有毛病。在中国,官职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下级不仅在工作上要为上级负责,外出也要为上级的起居食行负责,唯恐料理不周,惹恼上司不高兴,别说升迁奖励无望,说不定哪一天还被砸了吃饭碗。至于世界头等富国美国的市长因生活所迫而兼职当“看门人”,简直匪夷所思。虽说中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还没有听过哪一位市长因生活所迫兼职干一般老百姓干的事情。当然也有在企业兼职的,但绝非穷困潦倒,多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再说因公务官员自己破费设家宴招待客人,在中国不是没有,却是凤毛麟角。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加之饮食文化丰富发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豪华盛宴多是公家拿钱,花公家钱买人情,何乐而不为。由此看来,中国在其他方面与世界接轨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当官之道”上接轨却十分不易,需要一个漫长的阵痛过程。
其实,中外在“当官之道”上的不同,除了当官理念上的差异外,法制上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意识的惯例,是因为美国的处长认为:自己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就是对上司最大的负责,鞍前马后的事,并不属于自己的职责,更没有下级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起游山玩水一说。联邦高地市市长尽管尊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可每月工资只有 600美元,假如他想把自己的薪酬涨到1000美元,需要全市市民投票表决,他不兼职当舞厅看门人,能够支付每月3500美元的昂贵家庭生活费用吗?至于设家宴招待任期结束的外国“市长助理”,是因为按照美国有关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面对这些中国赴美挂职官员亲身经历后揭示出来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喝声道彩,不能不为外国官员维护执行法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自觉性而由衷敬佩。这无疑对我们加强国家公务人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步确立,与世界接轨已成为中国生存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今中国在经济管理、科技发展、文化体育、商务贸易等诸多领域都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改辕易辙,实现接轨,唯独“当官之道”仍不矜不伐,独树一帜,迟迟未能接轨。当然,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官场文化等决定了“当官之道”与外国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刻意要求与世界接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干部”的当官理念,以及为官之道、治官之法中先进积极的成分,特别要破除偏重于国家公务人员姓“社”还是姓“资”阶级属性的争论,而忽视公共权力为民众服务本质特征研究的思想误区,建立当官、为官、治官的有效机制,以彻底根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为官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