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支力量——私立大学。关于私立大学的第一个专门法规是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大学规程》。自此，中国近代大学便开始呈现国立、省里、私立（1926年后教会大学逐渐归于私立大学）三者并举的局面，直至1949年。从1912-1926年，在中国近代高教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第一次是1912-1913年为解决清末大学短缺的现状匆匆上马的一批大学，经教育部派人检查认可的有民国大学、大同大学、北京中华大学等七所。从总体上看，1912-1913年设立的私立大学有以下特点：一是名为大学，但由于办学经费主要靠学费维持而造成没有真正设立本科教育，只能以较短的学习周期运作学校。二是为迎合依然残存的封建教育目标“读书做官”，“遂使私立学校多趋于法政”，校园形态上也趋于传统书院型制，少有现代大学校园构筑元素出现。
第二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起始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中国事务，到1924年达到高潮。据统计，1917时中国仅有私立大学7所，至1925年增至27所。而一批着名的私立大学均是创建于此阶段，如1918年筹办的南开大学，1920年筹办的厦门大学等。兴办私立大学的第二次高潮有以下特点：首先本阶段私立大学的开办主要是对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反馈，致力于建设应用性学科和新专业，以培养社会亟须的人才；因此这些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创建中首先注意到大学建设与城市、产业的联动关系。如复旦大学商科，初设时，只有普通商业系，但随后基于上海远东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扩充了商科专业，到1924年时商科在校生达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私立大学校园形态构筑较好地结合了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民俗，与强调“中西合璧”的教会大学以及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大学校园形态建构中一味追求和借鉴中国传统官式建筑形式和群体布局原则相比较，更为多样和自由；亦是灵活、自主办学思想的直接物质环境形态体现。例如：由陈嘉庚投资建设的厦门大学遵循地方“风水观念”选址在向南朝海边的地势较高岸边，校园布局则因地制宜，利用临近的南普陀寺和北依的万石岩山，布置主要教学楼和办公楼，使主楼形体突出、面向大海；在建筑风格上（包括环境规划和建筑雕塑装饰、纪念小品建筑等）广泛地采用当地传统形式，使整个校园充满地方民族文化色彩。
比较两个时期的私立大学，它们都是应社会需求而生。但是，前一时期的私立大学迎合的是人们读书——从政的理想，还没有摆脱“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残余；而后一时期的私立大学适应的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因此，两个时期拥有不同的与之相匹配的校园形态，尤其是在第二次兴办私立大学的浪潮中中国地域文化和校园物质环境形态构筑结合有了初始探索。
2.1.2“中西合璧”：西方建筑师发展的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
在此阶段纷繁的大学校园实践中，新建或联办的在华教会大学基于其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由外国建筑师不约而同开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的“中西合璧”的模式，而充足的建设经费、先进的规划建设理念以及其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势地位（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规模上），使教会大学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顶峰，并对后期乃至现在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有所影响。
1）西方教会大学校园形态的“中国化”
本书认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动力资源在早期主要是从外部输入，内源发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其发展的主要参照系。因此，来华传教士在清末民初倡导的西化，与刚刚打破封建枷锁的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有着部分重合；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在一段时间内主要不是以“本土化”，而是以“西化”、“洋化”作为特色吸引学生。“西化”、“洋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中成为先进、现代的代名词。例如，1908年迁校至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上海震旦大学（由法国耶稣会创办）就试图遵循西方学院派规划以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来实现法兰西学院精神，“本校特殊宗旨为使中国青年不出国门无须以巨量牺牲之代价远适异邦即可求得其必须之学术”。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内部的动力资源被调动起来，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取向逐步被唾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开始寻找适合本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本土化遂成为现代化的立足点。
另一方面，此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已经不再像清末民初时那么重要了，中国本土近代大学也有了长足发展，传教士们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就像清末科学教育（Natural Science）在中国被叫做格致8教育一样，民国初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教会大学在“中西合璧”的校园形态中找到了其最好的中国外衣。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1894年由当时还名为圣约翰书院的主持卜舫济为增设自然科学课程而筹建的具有中国曲线形屋顶和西式墙体、内里的建筑）到以“中西合式”作为学校的整体风格，且规模宏大的华西协和大学；再到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所赞誉的：“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墨菲，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充分表明由教会建筑所开创的“中国式新校园”，已成为当时中国教会大学校园发展的潮流。以下将具体阐述华西协和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校园形态，而对今后中国大学校园甚至是中国城市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建筑师墨菲和他在中国的实践活动将放在此后单独论述。
（1）成都华西协和大学
四川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最富饶和最具有战略地位的省份，外国教会组织纷纷抢滩四川。到1910年，四川的各差会布道点和总堂数量仅次于广东、江苏两省，位居全国第三。
传教士们敏感地看到，民初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大学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上海、北京一些通商、开放口岸城市，而内陆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则严重缺乏；像在成都这样一个内陆中心城市仅有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传教士们兴奋地提到：“成都自汉代文翁设教至今，教化绵延，势力直达西南各省，宜置高等学府之重镇。”9在华西开办一所教会大学，已让传教士们急不可耐；1905年华西各差会决议联合创办一所能够代表中国西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省）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
1907年传教士在成都南门外锦江河畔购置到150余亩土地作为校址。和大多新建的教会大学一样，华西协和大学选址在城市边缘地带，既与城市中心靠近，又有足够的空地作为大学校园将来的发展；校园距城市仅二里路，在古南台寺之西，土地平坦、清旷。
1909年建成了用作大学预备学校的华西协和中学，但是在华西协和中学这座最初的校舍建筑上传教士们已经明确为此后校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是一种象征！从其运用的两种中国官式建筑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庑殿和九脊殿顶的正交组合屋顶，从其在建筑外观上试图遵循中国传统建筑台基（用半地下室替代）、屋身、屋顶的构成模式，也从其脱胎于西方钟塔的竖立于建筑屋脊中心的攒尖四角亭的建筑形体组合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传教士们融入中国社会的决心和举措，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最终愿望是改造中国文明。1912年，在英、美、加拿大展开了华西协和大学设计竞赛，最后英国着名建筑师弗烈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的建筑规划设计为大学理事部所采纳。然而，是什么促使一位在本土设计了大量乡村房舍从未接触过中国传统建筑的建筑师抛开西方建筑模式采用“中西合式”作为华西协和大学校园的整体风格呢？是否因为1911年刚刚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对教会大学办学方针的反思促使传教士们坚定采取迂回的本土化教育模式，而大学的最直观形象——校园必然被要求沿用协和中学的“中西合式”；这应该是校理会所预先设定的，而不是由那一位建筑师可以自行决定的大原则。《教务杂志》当中记载了当时某个人对此事部分缘由的表述：“当然，刚开始时对于究竟应该建造什么样子的建筑，存在着大量而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坚持说，我们要建造最好的西洋风格的建筑，而让中国人来适应。但是最终，进行一下尝试的意见占了上风。”1914年的一份外国传教团报告解释说，历时五年的深谋远虑“导致了一种东方化的西式建筑被采纳。这种类型的建筑……表达了已经广泛存在于整个教团中的和谐和统一的精神，以及将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的目标”。
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建筑荣杜易采用了最令西方人震惊、也最不能理解的中国传统屋顶，并煞费苦心地融入了西式风格，如楼基、墙柱、砖墙、玻璃门窗、拱廊以及西式浮雕装饰、建筑形体构成等。而这种翅翼翻举、势若腾云的反宇式屋顶造型与青砖黑瓦、大红柱、大红封檐板、飞檐上的坐兽以及檐下斗拱等中式建筑外观和西式建筑平面、结构形式一起构成了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的基本模式，以取得“不似外国输入品”的总体建筑形象迎合中国日趋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校园整体规划上，由于华西协和大学是由多个差会联合创办的，当时成都人称之为“五洋学堂”。因此，在各差会协同、独立的原则下，其在牛津、剑桥学院体制模式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舍制（College System）：以每个差会构成学舍单位划分大学区域，负责兴建区域内的教学楼和宿舍，并由差会各自管理。事实上，当城南的校址刚刚确定，各差会便划定了各自的区域：土地的中心地段用于大学的公用建筑物，如行政大楼事务所、图书馆和礼堂等；四个差会则占用剩余土地的大部分，与锦江河相邻的北边两块土地分配给英国公谊会和美国美以美会，南边的土地是美国浸礼会和加拿大英美会的地盘。各学舍在经济上各自进行独立的收支核算，学舍、学监由差会分别委派，但与当时中国国立、公立大学的“家长制”不同，学生对学舍有选择和监督权。华西协和大学的这种组织形态和校园空间划分与现今广为兴起的大学城颇为类似，但当时这是基于差会之间的利益、责任均摊所形成的，并为荣杜易的校园规划预先作出了功能分区上的具体要求。基于此，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形态是以“十”字形主轴为骨架，各差会的学舍作为一个个既独立又联合的“学院”围绕其布置，形成一种向心式的构图；但同时每个学舍拥有自己的中心，形成沿“十”字主轴发展的多中心结构。
而荣杜易规划的“十”字形构架是根据大学位处锦江之滨，易遭水涝侵扰的特点，开挖了一条宽阔的南北向河渠与都江堰灌溉系统相联系；北起广益大学舍，南至钟楼，形成校园南北向主轴线，大学的主要建筑物平衡对称地排列在这条轴线左右。这样既解决了基地低涝的问题，也是西方宫殿建筑群中常用的体现绝对君权（在这里是基督教的神圣和权威）的古典主义手法的再现。校园中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又与东西向的大路相交，俨然成为教会安放在华西坝上的十字架。同时，华西协和大学的“十”字架形主构架自然地将各差会学舍进行了分区，每个学舍既能够共享两条主轴线上的校园公共资源，又在不破坏校园整体性的基础上享有区域内规划、建设的自由。各学舍均根据自己需要建造了宿舍、教学楼和公共活动空间等；并且由于各差会将学舍看作是差会的象征，因此尽管都是“中西合式”的建筑风格，但华美大学舍具有美国风味，而广益大学舍则带有英国情调等。西方分区规划、校园中心西方宫廷花园式景观、自由布局的学舍建筑、“中西合式”的建筑风貌和融入其中的中国古典园林特色，这就是华西协和大学——20世纪初川西平原上教会期望建立并带给中国人的已披上中式外衣的西方“伊甸园”幻影。
（2）南京金陵大学
1910年，由美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南京所设汇文、基督等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在鼓楼西南坡购买了2000余亩土地作为新校址。汇文书院创办人福开森(J.C.Ferguson)和金陵大学校长包文(A.J.Bown)在创立之初就明确要求“建筑式样必须以中国传统为主”——金陵大学要建造当时最时尚的大学，他们选择了帕金斯、佛罗斯及汉密尔顿(Perkins，Fellows &； Hamilton)建筑师事务所，他们在美国有着非常成功的现代校园设计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