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958-197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2)

（2）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地方特色初现

1958-1965年期间，如何抹平事实上存在于“正规”大学和“大众化”大学之间由于不同社会价值取向而存在的建设资金来源、规划设计方式、校园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呢？很明显，建国初期完全从苏联翻版而来的体现了高度集权化、等级化的规整、宏伟、纪念性的校园形态不再适合，那么在并没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这一阶段的老校改、扩建和新校园建设上又作了那些调整和修改呢？

首先是在校园的整体规划思路上，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一味跟从苏联顾问的意见奢侈用地、将规划看成是一个不可变化、发展的事物：通常为了追求高大和对称的校园形态，建设项目往往在校园中全面铺开，不但在校园路网、十字路口、广场等的处理上，这种追求导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为大学的后续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放弃原私立大夏大学校园形态集中、有机生长的肌理，为形成东西、南北向两条主轴而将先期建设重点安排在轴端（详见第三章）。

“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在对校园用地规模进行控制的同时校园整体规划中也结合基地环境、大学特点对未来形态发展作了合理计划。例如：位于武汉市武昌昙华林的湖北中医学院，由于地处建筑密度极高的老城区内，校园基地形状为东西向长的不规则狭长带型，东面和北面有城市道路。因此，从学校具体环境、校园活动的空间组织以及今后的发展考虑，以校园中央东西向交通主干道为校园形态和校园活动的生长“脊”，形成典型的一维尺度控制校园发展下的线型形态；而前一阶段苏联模式校园形态的棋盘形道路网、围边式建筑布局以及宏伟的入口广场、主楼等则被围绕校园主“脊”形成的条状空间建筑布局以及其上穿插的若干不同尺度的节点空间（核）所取代。

其次，是在校园形态构筑元素的变更上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校园根据毛泽东在教育大跃进中有关“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论述，强调与各系、专业联系的校办工厂、实验农场的建立，甚至可以大学中的每一个班都办一个工厂。例如：哈军工在最多时校园里有66个各类工厂；华东师范大学仅物理系就在学校中建设了金工厂、翻砂厂、真空探测器厂等；清华大学更是于1958年成为全国首家试行半工半读制度的学校，据同年8月1日《新清华》报导，“本校已开工投入生产和正在筹建的工厂、车间、公司已达61个，有综合利用发电厂、综合机械制造厂、动力机械厂等”。

事实上，国家倡导的要将大学建设成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的三联基地，不但使校园中生产性质的空间比重加强，而且打破了建国初期苏联校园规划模式中严格的功能分区，校园中出现了教学和生产功能的混合布局。尽管这种关于校园三联基地的规划设想直到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启发性，校办工厂、企业的建设也在事实上突破了前一阶段机械、僵化的校园形态；但是，对大学功能的某一方面基于政治政策的过分强调导致新建设在无计划和规划的情况下一拥而上——无序取代了单一、机械的校园形态；体现了国家集权控制下的“正规”大学校园在此次群众运动中的异化。与校办工厂建设的轰轰烈烈相反，鉴于增加校园设施和场所利用率的考虑，从60年代开始，国家明令禁止大礼堂的建设，而其在先前的校园规划中常常处于中轴线上的中心或重要节点位置；“规划部门希望各单位能够就近借用礼堂，而建设有大礼堂的学校或单位应该通过增加一些适当的建筑设施来创造便利条件，比如增加适当的建筑布局使人们便于从公共空间，如胡同、广场等，进入礼堂”。另外关于大学校园中的绿地设置，首先对前一时期不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盲目学习苏联大规模、规整几何形、纪念意义的校园景观环境进行了批判，提出应该随着人民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加强而逐步建设，在现阶段有些绿地可以按农田和林业用地处理，既响应中央号召为广大师生提供生产劳动的场所也减少对绿地建设、维护的压力；而诸如学生、教职工生活区的绿地配置，可以采取楼前条形绿地的方式，能够在节约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利用率。如清华大学1962年颁布了《校内农业生产管理办法》，1963年又通过了《清华大学关于集体、个人种地和饲养家禽的规定》。

应该说，“正规”大学校园环境形态这一阶段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两条腿走路”政策下，期颐通过校园形态构筑因素中加入生产性元素从而改造并削弱与同时期群众创办的“大众化”大学间的差异，而校园形态中的休闲、娱乐、生活元素被压缩至最小化，形式、美观、艺术、愉悦这些原本应该由校园环境赋予人们的感觉自然也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

最后，是对苏联形式主义规划手法的批判和校园形态地方特色的初现。1958-1965年期间中国大学校园规划对建国初期在苏联形式主义规划的全面影响下形成的千篇一律追求气派、庄严、高大、对称的校园形态进行了批判和辩证的总结。当然，此阶段并没有完全抛开苏联模式，只是在其基础上的调整，主要是反思了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盲目攀比、追求校园“美观”而忽略了校园的实用性——在校园建筑风格象征上简单用戴传统“帽子”体现民族精神，而不管造价、功能和结构问题；在校园布局中忽视基地实际情况，直接拷贝规整格网空间形态，强调中轴线对称布局，对十字路口、广场等的模式化处理等。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校园建筑风格上基本摆脱了不分地域、不分城市、不分情况的单一“大屋顶”形式，开始趋向对地域文脉的体现，也出现了一批简洁、美观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如上海华东水利学院工程馆结合功能，建筑立面通透、简明而简洁的坡屋顶、粉墙黛瓦以及错落的建筑群体组织，体现了江南传统建筑的神韵（同济大学建筑工程设计处）；哈尔滨农学院教学楼则是典型的苏联建筑形式，但与这座城市的文脉是紧密相连的；同济大学学生饭厅，运用新技术创造了功能、技术、结构完美结合的现代建筑形式（同济大学设计院）。

一方面，随着校园建筑风格象征的多元化，原本单一、机械的校园规划形式也开始寻求新的能够体现各自学校、地域特点的新方式；尽管这个过程在1958-1965年期间仅占很小的比例，并在刚刚萌芽期间就被其后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所打断。例如，在此期间由地方兴建的学校湖北中医学院结合基地性质和周边环境采用线型规划。此外，还有像华南理工大学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学校在进行校园改、扩建时没有采用前一阶段有些大学改造时置原有文脉于不顾套用苏联模式的做法，而是选择在尊重原有格局和校园优美自然景观资源基础上的逐步、有机发展：其校园原为30年代建立的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由杨锡宗建筑师主持规划，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倡“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又一典范，平面呈“钟”形、左文（文学院）右武（法学院）、以农（农学院）居中、轴线布局、开放水系；而华南理工大学组建于1952年的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期，在此后的校园建设中，原中山大学校园中心区层次分明的主轴对称体系和院落式的建筑布局被保持并予以完善，但在校园其他区域并没有强行推进对称轴线体系和封闭四合院落空间，而是顺应地形、景观和已有道路体系灵活布局突出岭南校园环境特色，校园建筑风格上也寻求体现岭南建筑通透、轻快、色彩鲜明的特征。

（3）群众运动中新的建设原则

还有一种力量是1958-1965年期间“正规”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大跃进”后国家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建设原则。应该说自“大跃进”开始，中国就开始了一场推行实践经验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群众运动，而1960-1962年中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其间与苏联的彻底决裂，“导致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以获得社会主义总路线中的重要内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建筑、规划领域，1964年11月毛泽东发出了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下楼出院，深入实际，与工农相结合，大搞现场设计，学习大庆‘干打垒’的实践精神。”1952年提出的建筑设计总方针要以适用、坚固、安全、经济的原则为主要内容，适当照顾美观；发展为后来的“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但事实上，“经济”成为那个时期设计中最重要的元素，而此前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的设计风格被批为修正主义的“高大洋古”。犹如此阶段中国城市形态的缩影，大学校园形态也开始在群众性设计革命的政治号召下，在“适用、经济”原则的庇护下，摒弃正规规划原则，摒弃校园空间形态和景观环境的塑造，摒弃建筑造型，摒弃校园的有序发展鼓励群众性“见缝插针”式建设，使其逐步成为无序，呆板、“行列式”布局的天下。例如：1958年创建的郑州工学院，校园呈东西狭长的矩形，被城市道路分成东西两块，依据功能将东面地块作为教职工生活区、西面地块作为校本部；西面校园规划主体还是延续了前一阶段苏联模式中延中轴线对称布局、突出入口广场和主楼的校园形态，但校园主轴两边以及东部生活区无论功能均采用了南北平行的“行列式”布局，缺乏东西向的建筑围合，无法形成院落空间，导致整体空间层次的缺失。此外，如南京气象学院校园形态则完全体现了那个时期的特征。

4.21966-1977年“正规”大学的停滞与消解

1966年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毛泽东超越客观条件实行公有化、消灭三大差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的乌托邦式社会构想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演习”。与此相对对应，高等教育亦要将60年代发展起来的“正规”院校和“大众化”院校之间对立、竞争的结构统统摧毁，废除精英教育，在一场群众运动中发展某种比较公平的结合城市和乡村、精英和大众这些矛盾目标的“大众化”大学模式；而事实上，无论对于中国大学的精神环境还是物质环境而言这都是一场灾难。

4.2.1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改造：使延安经验适于全国

用延安模式的“大众化”大学彻底替代“正规”大学，消除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别（在此期间至少名称上是如此）是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革命的意图。1966年毛泽东在作为“教育革命”纲领的《五·七指示》中提出三方面的教育主张：“一，各行各业都要办教育，主张教育社会化；二，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张开放的教育；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主张解决教育的领导权与教师世界观的问题。”由此，全国各类大专院校普遍立志将自己办成“五七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例如，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同济大学等三所学校教育革命的方案，同济大学的初步设想是把学校改造为“五七公社”，即由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方联合组成教学、设计、施工三结合的统一体。此外，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学校——改造教职工“封、资、修”思想，为他们提供劳动实践机会的，设立在农村的“五七干校”。另一方面，以上海机床厂开办附属工人大学为典范，毛泽东于1968年发表了“七·二一指示”，中国各地纷纷争相开办这种和工厂与人民公社相联系的“七二一大学”。实际上，无论是“正规”院校的五七大学改造还是“七二一大学”所代表的“大众化”大学，都是要建立一种高等教育与生产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也因此在其物质形态方面犹如当时城市规划中提出的口号“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一样，希望取得“大学工厂（公社）化、工厂（公社）大学化”、盲目追求空间的生产性，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社会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