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新建大学校园的规模迅速扩大，校园内的教学、科研、生活设施等建筑面积大大增加，促使建筑物乃至校园外部空间的尺度较以往而言有成倍的增加——大尺度成为20世纪末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一大特征。比较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的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一期）和20世纪末建设的新上海大学校园空间形态，尽管两个校园中心教学区平面布局相仿，均是以线型建筑组群包绕景观中心（水面或绿地），但是具体到两个建筑组群的基底面积、教学楼前后栋间的距离、组群与景观之间的联系和距离等方面却有巨大的差异。
还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大学校园的大尺度空间形态都在寻求对礼仪性和多层次交流空间的塑造。a.礼仪性：受传统校园空间要有一个标志性礼仪空间的影响，事实上从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大学模式开始，大学的主入口广场、主楼、轴线就成为校园空间礼仪性最好的表达场所；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阶段校园规划决策中大学领导者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缺乏约束力的情况下校方往往选择具有强烈图面形式感和形体视觉冲击力的巴洛克和“城市美化运动”式的规划设计，以体现大学的档次；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二期）规划中巨大的椭圆形中央草坪、图案化的中心放射型道路都与周边环境、建筑群失去了比例、空间上的联系和协调。b.多层次交流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校园空间所承载的不同层次交往场所化成为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而在大尺度校园的前提下，需要对空间尺度的层次进行更充分、细致的构筑，形成层次丰富的小尺度人性化空间。
在目前的校园形态中大尺度的建筑群落有功能、空间复合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有的校园不同功能区域间通过复合建筑的连接和公共空间的延续营造网络状整合空间形态。例如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校前区设计。但是就校园外部空间而言，过于平面图案化的空间布局以及对校园空间环境的“城市化”塑造中被不假思索放大的空间尺度、过多硬质铺装和一味追求气势而缺乏植被包绕、覆盖的草坪、水面都使这一时期新建的校园外部空间环境往往流于形式。
此外，在20世纪末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中不同的院校类别、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成为形态构筑的重要着眼点。例如，艺术类院校一般事院校则强调纪律、秩序和控制，校园规划中往往运用单中心规整、对称轴线控制形态发展，建筑形象也厚重、严谨。同样，大学校园也体现了不同的城市文明。例如，同济大学百年校园形态演变体现了上海“海派”文明的海纳百川，同样历经百年历史位于皇城根下的北京大学校园形态演变则更多考虑的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延续。
最后，在此时期的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中对交通系统人车分流组织已成为共识，而又因为新建大学校园多位于城郊，周边城市环境尚未成型，因此规划中常常从校园内部可获得的最大效率考虑，采用圈状外环车行道路连接各功能区，内部步行道。事实上，这种校园循环系统的组织方式标志着其与周边弥散郊区形态的差异，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内向发展的形态。那么大学校园将成为郊区形态未来发展的典范还是回到封闭的自足体而演变为郊区中的“孤岛”呢？本文认为这恰恰是未来大学校园形态构筑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4）校园空间层级化
如果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当前中国社会、城市转型的普遍特征，那么与此类似1999年后大学校园空间层级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校园功能结构的转变促发了校园空间分化，大学校园生活模式（从统一、秩序到自由、多样）、管理模式（从“单位型”管理向局部社区型管理）的改变以及招生层次的扩大化加快了校园空间的层级化，校园建设则更加速了校园物质环境空间的演变。而由此在大学校园形态上显着的特征是：
①校园空间异质性的加深
其中包括大学后勤社会化后教职工住宅区逐渐从校园空间中剥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教育市场化的发展，校园土地也开始具有除自然、社会属性之外的经济属性，因此校园土地亦存在因区位和利用潜力差异而产生的不同价值。对应不同的土地价值，大学校园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尺度。例如，宁波大学2006-2010年校园总体规划不同区域的不同空间策略。
②校园学生生活空间环境的阶级化
与此前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学生规模较小，加上国家长期对招生范围的严格限定，学生之间的同质性程度高，因此相应也表现为标准化、纪律性和集体控制的学生生活空间相比较，此时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已经打破的传统封闭式社会结构以及形成的多元化社会分层也体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学生层次上，而与此同时原先大学对学生所采取的统一性生活纪律和模式在市场经济时期分崩瓦解，多元化、异质性的学生构成要求多元化的校园生活和物质空间环境。
学生公寓的社会化建设和有偿住宿方式不但解决了不同层次校园学生（已婚学生、留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生活空间的建构问题，而且将选择权交还与学生自身。但如同中国社会转型后城市中由人们的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形式与内容，并造成感知和行为空间范围的“空间隔离”机制一样，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学生所拥有的校园生活空间在环境品质和范围上呈现级差，并成为不同学生阶级形成、交流或隔离的基质。例如，厦门大学学生宿舍。事实上，自由选择和差异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大学校园学生生活空间环境分异的情况将长期存在，但作为理想社区代表的大学又该如何体现公平、平等原则呢？这也将成为今后校园空间营造中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3）生态大学校园的构筑与误读
随着中国20世纪末开始无论是单个大学校园还是大学城（大学园区）等的规划建设规模都越来越巨大，并且许多新建大学还担负着在新的城市聚合过程中的组织核心角色。因此，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原先在城市角度探讨研究的问题也在校园规划中出现和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如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一期规划提出“把尊重自然生态的保护、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地域特色的体现……落实到校园规划里，同样应该以尊重自然环境为优先，使校园建筑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3年总体规划中则尝试运用了边缘效应、绿色廊道、景观格局等一系列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构筑生态化校园。
但是本时期生态校园形态构筑的提出往往是建立在建设于城市边缘的新建大学校园基础上，其中包含了中国传统书院山林文化的影响，园林化犹如生态化的姊妹甚至是代目标出现。另一方面，大学领导层对校园形态关于超前性、标志性、图案化美观性的追求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设计单位趋于生存压力对业主的迎合形成了一种图案化园林校园模式来解读生态校园，其特征是：
①校园选址和环境营造均以自然园林为追求目标，与传统书院寄情于山水的环境观相结合形成低密度、以院落空间为细胞随功能组团散落式布局的校园形态模式。然而，基于方便管理、传统校园规划功能分区等种种原因，很少有实施的校园形态吸取书院式“将学习和生活融合起来”的模式，虽然也是以传统围合院落式空间作为校园形态构筑的“原型”，但校园中仅仅形成教学、科研或住宿的单边功能性组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承担的生活联合体，这在目前中国大学校园的巨型化时代很难适应与社会的开放互动要求以及校园本身的城市化趋势。
②受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影响，不但是因为这种理念中所描述的经过规划的校园将成为一个创造自足、舒适的小城市，可以抵御未来的变化，而且也因为中国大学校园本身还没有脱离家长式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内涵，内向、封闭型的花园城市规划能够加强并稳固这种校园社会结构。因此，在中国大学中常常出现不分地域、地貌和自然条件，而将校园中心区设计为大面积的草坪、水面等景观环境，其他校园功能包绕其一圈圈展开的形式，这亦是领导心中一流大学校园景致和气魄的最好体现，校园中的道路则被分成主要的和次要的，并作为一个整体被一条环形路所控制和限定。
如东南大学江宁校区中心景观达250亩，相当于整个四牌楼校区教学区面积，其中却只放了一栋图书馆，浪费土地的同时，景观的利用率和生态效应也没有得到体现。当然，这种校园规划是完美的现代严格功能分区，向心型、单中心控制校园形态范式，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值得考虑的关于视觉联合的信赖；但是与此前那些反映国家政治控制的单中心轴线对称校园形态相比，究竟又有哪些内涵上的改进呢？与城市之间的自由、开放性交流以及能量转换又从何处体现呢？
③一些大学校园规划过分强调总体构图上的个性特征，例如在总体构图上寓意“展翅的大鹏”、“中国龙”、“打开心灵的钥匙”等，沉醉于想象中的空间总体形态和建筑组织方式，忽视了对大学校园本质的把握和环境营造，规划创作陷入某种固定思维范式之中。与这种趋势相配合，规划者对校园基地原来自然景致、地貌、地势的运用和此前的校园规划相比发生了截然改变。以往无论是1949年建国前以墨菲规划、设计的教会燕京大学为代表的，采用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意境和西方校园规划理念相结合的校园形态，还是由杨廷宝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的体现“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大学校园，抑或80年代后以自然景观因素为主导的校园，对自然的态度是一致的——出于尊重、敬仰，而后采用“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营造理念与手段。
20世纪末期起中国大学校园对于自然的态度则趋向于征服、控制，因此常常采用预想、设计的形式来改造校园基地环境，呈现强烈的人工图案化校园景观形态。例如：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园西区规划竞赛，获得优秀奖的两个中国本土方案中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是典型花园城市规划理念和中国传统书院形态的结合，内向型双环道路结构、放射式总体布局，同构的传统围合院落式学科建筑群；并且结合已建东区的环境构图以及中国大学校园多以中心区和入口广场彰显学校气势的特征对自然环境中的水道、湿地等都作较大幅度的变更。浙江大学建筑系的方案相比较而言尽管同样采用双环式道路系统，传统书院式布局，也对自然环境作了较多调整；但更多考虑的是与东区道路、功能的结合，在校园空间形态上较为灵活，使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图底交融关系。然而，鼓励奖中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方案却为我们提供了校园生态型规划的另一种思路；其在较完整地保持了基地原有水网加农田共同组成的生态平衡湿地系统后，将校园人工构筑物布置在地块东侧，与已建东校区连成一体。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审批制度下，如果预留完整用地则将面临用地取消的危险，因此校园规划中普遍采用全面展开的建设模式是现实使然，这亦是新建大学校园低密度的重要成因，同样是围地、填空式的校园形态发展重复上演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生态型校园形态构筑并不是单纯的提高绿地率，作为城市甚至区域这个规模庞大、关系复杂系统中的一环，其必须从地理学、系统学、复合生态的角度出发整体性考虑，如在兰州这样的干旱地区就不适应“山水园林”大学式的规划构想，而城市中建设的小型学院规划则更应该重点考虑集约利用土地、生态景观立体化发展以及和城市的可持续性资源交换。
4）实例分析
（1）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3年规划：整合学校特质和基地生态
①80年代早期华中农业大学的总体规划
华中农业大学是一所有105年历史的大学，其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1898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学校几经演变，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武汉大学农学院和湖北农学院的全部系科以及中山大学等6所综合性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成立华中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80年代早期其曾经做过一次校园总体规划，但规划理念是基于自上而下、封闭型的教育理念。从现状基地来看，首先华中农业大学三面环水，东西向较长，西北面是城市相对于基地的主要人流方向和大学与城市的联系通道。而当时的规划将华中农业大学未来主要校门设计在基地东南角靠近城市郊区，在校园空间组织上模仿前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模式强调南北向轴线、主楼、大广场、周边式布局，且校园主要空间轴线放置在校园东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规划没有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校园道路系统没有与城市接驳的合理出入口，模糊不成体系，且没有相对完善的停车系统和步行系统。其次，局限于基地东部南北向主轴线的规划布局，校园内实际主人流方向——东西向的规划随意无序和凌乱。第三，校园中心区建设分散，公共空间发育不全。第四，良好的自然景观、特殊的地形、地貌在规划中没有得到重视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