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章首先将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整体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作出展望。
7.1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整体特征
7.1.1政治导引下的跳跃式大学校园形态发展
1）中国大学的政治性起源
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书院看，其教育理念“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建立在知识政权化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产生源于封建社会末期国内外政治压力下的被迫社会转型。因此，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就延承了儒家一贯思想，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在“新学”的外衣下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为政治统治服务。同时，中国古代书院在选址、形制以及风貌上由政府确立严格等级要求的形态构筑特质，也随知识政权化的教育理念被引入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中。
2）国家政治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主导作用
从中国近现代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封建社会末期从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型，民国时期的“党化教育”、“中国固有之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文革时期“解放区大学模式的全国推广”，还是20世纪末开始的“教育大扩张”，均是建立在大学作为国家机构的社会价值取向之上的，由国家政治对大学及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大学缺乏基本自治。因此可以说，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引导下的频繁社会转型贯穿了整个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史，是使校园形态建构出现跳跃式变化和修复、整合的周期性振荡的主要驱动力。在国家政治结构机制中，中央政府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政策指令、投资取向等多种方式直接作用于大学校园的构筑上。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显现，并日趋重要；中央政府从根本和宏观政策上指导大学发展，而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具体规划和确定投资、建设方向来影响大学的发展。此外，尽管伴随1992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大学被赋予企业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但是国家政治政策和法规依然对大学、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起着支持或约束的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往往体现出利用国家力量下的集中、短期、跳跃式发展，校园整体形态有明显的时期特征，“静态看是共性多、个性少，动态看则突变多、持续与稳定性少”。
7.1.2传统书院教育理念和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交织映射
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发展属于内向发生型不同，中国社会近现代大学的产生、发展均属于外向发生型，因此在教育理念、教育哲学的构筑中一直交织着传统书院思想与现代高等教育理念的冲突和融合。在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这两种源于不同社会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教育理念以不同方式和侧重点对大学的功用与意义作出界定，同时这种界定亦直接表现在大学校园形态的变迁中。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模式：
1）基于知识政权化下的工具主义教育理念——严格功能分区、单中心、向心型仪礼性校园形态构筑
由于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多表现为依附于政权基础上的国家机构性，因此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与西方对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专业性人才的工具主义教育理念结合最符合舶来品大学在中国的移植环境。同样，这种基于知识政权化下的工具主义教育理念除了要求延承传统书院形态单中心、向心型、等级性和仪礼性的特质之外，还根据现代大学所包含的不同功能属性从机械理性和机械效率的角度对空间进行严格分区，自上而下建造建立在被控制和被统治之上的和谐、秩序校园形态。具体而言，“南京十年”期间，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基本上是这种教育理念的直接映射。
2）基于教会文化侵略性“道德”培养下的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学院化、辐射型景观校园形态构筑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大学的特殊类型——教会大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之上的，其必然以教会带文化侵略性的“道德”培养为核心发展西方现代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因此，教会大学的校园形态构筑往往需要承担温情脉脉、掩盖侵略实质的“外衣”作用。其借鉴中国传统园林意境和造园手法以自然景观为校园形态的空间架构，以西方中世纪教会学习、生活一体化的小型学院组织为校园空间单元，以教堂等基督教物质载体为校园标志物发展了学院化、辐射型景观校园形态。
3）基于工具主义下的民粹主义教育理念——生产劳动活动的附属品
对于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而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以及1958年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学发展是建立在当时中国农业文明占主导的社会现状之上，以工具主义教育理念结合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而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本土化探索。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倡导由群众自下而上构筑校园，并且由于大学教学中所强调的实践性和生产性使现代按系科为单位进行组织的校园不再成为必须，校园物质环境成为具体生产劳动活动的附属品，无制度、规则的限定，校园形态上显现出随意性、非标准性、生产劳动性和大众化趋向，这种趋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极致。
4）基于大众化教育理念——传统道德培养多元化、开放型校园形态构筑
中国书院教育理念中对道德的培养以及传统文化的维系功用与现代高等教育重视社会、个人价值统一的大众化教育理念结合，发展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后的当代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双重性——社会教育服务性与国家教育机构性的有机平衡。而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双重性同时也促使中国大学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拥有的机构均质性、统一性和封闭性被异质性和多元化所替代，严格功能分区不再成为必然，校园形态构筑不再追求单一秩序下的完善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多样秩序间的有机协调。然而，中国大学保有的国家教育机构性也促使校园形态的标志依然是仪礼性空间或轴线的建构。
7.1.3从文化冲突、文化篡夺、文化复兴、文化拼贴到文化融合
在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中，大学本身文化舶来品的性质使其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而这种文化上的冲突、篡夺、拼贴或复兴、融合自始至终规定和影响着大学校园在各时期的结构、肌理和形态特征；其或通过价值观念、教育哲学和规划建设理念等能动地直接作用于校园形态的构筑和演化上，或通过对政治政策结构、经济技术结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显化为这两者而间接作用于校园形态的发展中。
1）文化冲突：局部功能、空间置换，异质并列的校园形态
由于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具有政治上的被迫性、侵略性以及社会文明上的异质性，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书院改制而来的新式学堂和大学都面临着如何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架构下获得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问题。基于弱势文明的国家、民族心理，“中体西用”被作为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不二原则，具体到校园的物质形态建构中则保留并延续了书院的空间、建筑组群原则，只对因教授“西学”而需要变化的空间和建筑进行局部置换，或是在书院的整体架构中另立一条轴线发展。
还要指出的是，1958年后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基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社会主义苏联文化）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因此，摒弃一切外来文化影响，包括源于西方的大学体制以及校园规划、建设理念，以劳动群众的实践作为唯一准则建构的高等教育模式无论是在“大学”的精神内涵上还是物质形态上均趋于消解。
2）文化篡夺：“孔子加耶稣”的校园形态
文化篡夺在这里指，20世纪初外国差会组织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基于社会价值取向上的文化侵略工具性质和文化统治的怀柔政策而采取“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因此相应在校园物质形态环境构筑中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视和支配视线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语言和空间布局原则。在中国教会大学早期的校园形态构筑中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选择在完全西方大学规划、建设理念建构的校园形态整体之上的传统屋顶和建筑装饰表达，因而常常予人以“不类中国建筑”的观感。但是，美国建筑师墨菲凭借其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了解将这种文化篡夺模式下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尽管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上依然存在侵略性，但校园物质形态环境上中西方文化趋于和谐，并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其运用明确的功能分区规划理念和新古典主义规划方法结合中国传统造园手法、意境，采用传统建筑风貌和大学新机能有机结合，形成中国皇家园林模式校园形态。
3）文化复兴：“中国固有之形式”
1927-1937年的“南京十年”期间，蒋介石政府为巩固其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大力推行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而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则在儒家“道”、“器”原则下加以运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但废除“教育独立”，实行“党化教育”，而且在校园物质形态构筑上也追求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固有之形式”。
但与此前教会大学所采用的“中西合璧”式校园形态特征表述不同，其选择借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宫殿建筑空间组织，尤其是在对校园形态标志和组织核心中轴线的建构上；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国民党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体现“新生活”秩序，单中心、严格功能分区成为物质形态构筑上的必然。整体而言，“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所推行的传统文化复兴实际上是儒家文化中等级制和秩序性的复兴。
4）文化拼贴：“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了以社会主义苏联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大学改造和建设。“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使源于西方文明的苏联社会主义形式主义文化代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此阶段校园形态的文化符号象征——“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但是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政治策略性被放大，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建构中常常表现为不分地域、自然环境和大学类型，不假思索地以苏联古典主义、形式主义校园构筑模式覆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民族形式则是以传统屋顶、装饰以及棋盘型校园道路出现。两种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并列拼贴性同样也被这一阶段的大学校园物质形态环境构筑所如实体现。
5）文化融合：地域性、多元化的校园形态
1980年代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对大学的直接行政领导趋于弱化，中国大学获得了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源于西方文明大学的本质内涵（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建国后与西方在大学规划理论和实践广泛交流的时期。因此，在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力量中学校和建筑师、规划师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根据地域文脉、自然环境、城市产业以及大学事业规划等构筑个性化的校园形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学的宏观控制也使中国大学在此前往往基于政治策略性而选择的校园形态文化特征表述可以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融合。当然这种文化的融合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承之上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方大学被全球化的趋势所席卷，传统文化更成为不同国家、区域大学校园形态特征最有力的塑造因素。
当代中国，在大学本质回归的基础上用传统文化对校园形态的建构主要特征为：低密度山水园林化，校园仪礼性空间或轴线序列的延承以及校园建筑组群采用四合院落空间单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