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璇毓
中国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六朝时期玄言诗的典奥难懂、田园诗的清新自然后，到齐代的永明时期又达到了另一座高峰。刘宋诗坛“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人游山玩水，面对自然美景，心有所感，继而将山水美景描绘下来，加速了山水诗歌的创作，永明体山水诗也就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而研究永明体山水诗有必要对永明文学的时限加以界定，这里采用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的划分标准：泰始二年（466年）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为永明文学上下限。泰始二年，鲍照被杀、谢庄逝世，颜延之在此十年前就去世了，而谢灵运被杀则更早些，自此元嘉人物均已散尽，而永明文学的顶立柱也逐渐走向历史前台：沈约二十六岁，孔稚珪二十岁，范云十六岁，萧长懋九岁，刘绘九岁，萧子良七岁，任昉七岁，萧衍三岁，谢朓三岁，王融在下年出生，因此这一年可以视为永明文学的上限。永明文学的下限则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沈约的辞世为界限。在此前，竟陵八友差不多消失殆尽，永明文学也完成了使命。
永明时期，社会稳定，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优越的创作环境，加之吴声西曲、乐府民谣流行并登上大雅之堂，诗人们开始模仿民歌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开始转向一种俗化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创新求变，也影响了永明诗人的创作。此外，竟陵集团的活动也与永明诗人的诗歌创作关系密切，文人在西邸受到了文学与佛学的双重影响，以沈约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提出“四声说”的理论，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永明体”诗歌是“四声说”理论的自然结果，是古典诗歌形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它的新变特征主要表现在：世俗化的审美倾向、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以及强调声律的和谐，这一切都可以在永明诗人的诗作中发现踪迹。
一、追求新变的文学时代
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以禅让的形式夺取了刘宋的帝位，建立新王朝，称齐高帝。四年后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继承王位，年号永明，史称齐武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社会政治稳定，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
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给这一时期文人们潜心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除此之外，在永明年间出现的许多文人集团，比如竟陵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文学中心，聚集了一批作家，又推动了创作的繁荣。
永明时期，从皇宫内苑、王公府邸到士子宴厅及平民聚集地，南朝乐府民歌大放异彩，特别是柔靡、清丽、浅白歌唱男女怡情悦性的吴声西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南朝民歌自东晋起，渐至风行，到南齐达到高潮。《南齐书·王僧虔传》曰：
（王）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来自都邑。《古今乐录》载曰：“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这些在文化中心、军事重镇的里巷间、莲池边、渡口旁产生的民谣不再为“有益讽教”，而是一种民间的娱乐，是桑濮情思在南朝的延续。
南朝民歌对永明诗人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模拟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歌特色的乐府诗，民歌对永明诗人的作品风格影响巨大，也促使文学出现了一种新变的倾向。
永明诗人谢朓、沈约、王融的生活都历经南齐，南齐时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钱志熙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中对南齐的文学特色作了概括：“南齐的文学，前承刘宋文学的风气而加以变革，其重要作家如王俭、沈约、江淹，都是在刘宋时代就已经步入文坛的，所以南齐的文风、诗风与刘宋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诗歌史上讲，永明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诗歌的体制、风格的转变。所以，南齐王朝虽然短暂，但在诗歌史上，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的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功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们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过学习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懂得了必须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新的语言，才能使诗歌获得新生的规律，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诗风，促使诗歌完成了由难至易、由深至浅、由古至今的变革；其次，他们批评晋宋诗过于典正、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文学吟咏情性的特点，在创作上更侧重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温情。”这种倾向促使文学向着一种追求新变的方向加速演变，诗歌新的形式、新的体制、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整个永明时期，诗歌追求是倾向于新变的，他们在声律上、语言上、感情上，包括题材内容上都向着不同于前代的诗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时，南齐统治阶级注意招揽文士，文学风气最盛，文人团体活动也最为活跃。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秉承前代的遗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聚会赋诗、探讨文义，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四声和永明体的诞生。
竟陵文学集团相聚在西邸，以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竟陵八友”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和辞赋的创作，在诗歌与辞赋创作活动中，文人们互赠诗歌，如谢朓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等，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答萧琛诗》等，沈约作《酬谢宣城诗》《饯谢文学离夜诗》等，这些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谢朓、沈约、王融现存的诗歌来看，集会唱和的诗歌占多数。
竟陵八友研究声律并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皆为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发端，它的产生正是“竟陵八友”等文士研习声律的结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沈约文辞精拔，盛解唐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传相祖述，而声律之道大行。”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竟陵八友”中沈约、谢朓、王融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四声正是在他们的深入研讨和大力倡导下产生并风行起来的。
除了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之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践。《南史·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清末王闿运《八代诗选》二十卷中，有三卷《齐以后新体诗》。其中南齐共三十八首，王融有五首，谢朓则占了大半；梁二百八十三首，沈约占十四首。
从现存作品来看，沈约、谢朓、王融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作家，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
二、永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永明体”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南齐书·陆厥传》，作为一种诗体，永明体和前代诗风的不同之处在于逐渐自觉地使用四声的规律和体制，诗歌逐渐格律化。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一转变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上永明诗人的钻研探索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由永明时期再继续前进，近体诗的格律到梁陈时代被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然后又从四声而发展为平仄，并由反面的忌避声病到正面的规定格律，终于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完整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对于永明文学的新变特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永明文学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高文强在《论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中将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即形成世俗化的审美观念；二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三是“吐石含金，滋润婉切”，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永明诗歌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两晋至刘宋，文坛一直推崇雅正之美，排斥新俗之风，到了永明时期发生了变化，尚俗审美观在当时文坛成为一股新风，对永明文学观念的整体新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明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刘宋相比，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民歌俗曲已经为时人所普遍接受。《南齐书·王僧虔传》载：自倾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条在噍杀，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典，崇长烦淫。
在永明诗人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的作品中，都或深或浅地表现出一种俗味，如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等，而且从他们的诗歌题材到语言，都可以看出其受民歌俗曲的影响至深。晋宋以来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一股典正的气息，在永明诗歌中早已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