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璇
摘要：隐逸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质素，它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特别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建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士阶层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隐逸与出仕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士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唐代隐逸风气兴盛。隐逸之风不仅构成困扰唐人难以释怀的情结与传统，决定着其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境界，而且对其审美心态、艺术趣味亦产生影响，对造就闲适内敛的唐人心态和高古闲淡的唐诗风貌功不可没。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部分勾勒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第三部分论述了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关系。总之，唐代的隐逸风尚对唐代文人心态、唐诗的主题取向、审美风韵以及隐逸意象的凝定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隐逸之风；山水田园诗
隐逸是一种针对仕宦而产生的概念与行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士人阶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领域。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隐士和隐逸诗，自此隐风就一直吹拂在中国大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诗歌一直与其相依相伴。说它年轻，是因为直到目前，对隐逸风尚及其对诗歌的影响作系统专题研究的专着仍凤毛麟角。唐代文人多有隐逸行迹，或学业山林，或隐居待时，或愤世归隐，不一而足。另外，唐代文人多与处士、征君、逸人等隐逸之士交游唱和，所以他们的很多诗作都与这些内容是息息相关的。本文将从三方面来论述唐代隐逸之风与诗歌的相关方面内容。第一章阐述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勾勒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第三章论述了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关系。总之，唐代的隐逸风尚对唐代文人心态、唐诗的主题取向、审美风韵以及隐逸意象的凝定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
先秦儒、道两家为隐逸铸造了理论精魂，魏晋名士又将其进一步落实在现实社会人生，并形成隐逸是“高尚的、怀道的”传统，唐代承此余韵。
然而，唐代的一统政局毕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唐代士族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地位抬升使唐代政治也有别于前此的门阀政治，唐代隐逸的经济基础既不同于上古的巢居穴处，亦有别于南朝士族文人的大庄园，而是园林别业普及到中下层文人阶层。另外，佛道思想在唐代也得到很大发展。唐代的这诸种新气象都推动着隐逸既愈加炽盛，同时又带有自己时代的独特面貌。要把握唐代隐逸风尚与唐诗的关系，必须对影响唐人思想倾向、行为选择的隐逸风尚作一全面的了解。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唐代隐逸从来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合力使然。
（一）唐帝王对隐逸的优容政策
在唐一代，隐逸风尚遍及朝野，即使在朝显贵也对隐逸有着深情的向往。唐代隐逸的兴盛深受当时政治力量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尚隐政策下交织衍生的种种风气，促使隐逸广泛地进入文人生活中。
唐代皇帝对隐士的优渥，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皇帝的好尚对一个时代的风气有重要影响。唐室政权的建立得到一些隐逸高人的倾力相助，而且历史上确曾有一些隐士如四皓礼请出山参与政治的美谈，所以唐王朝对隐士高人十分尊崇。
唐代统治者尊崇隐逸首先是出于求贤。为巩固和稳定一统的政治局面，仅以“抑贵游，登寒峻”取士授官是不敷所用的，而隐士又是官吏潜在的后备军，所以唐代统治者每每征召、族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之意。在《唐大诏令集》里有许多这样的诏令。高祖曾颁《授逸民道士等官教》，求贤搜隐并加以礼敬。太宗也是“征求草莽，置骚招聘”，主张“山数幽隐，尤须征召”，力求做到野无遗贤。
因为连藏身掩迹在野的人都能得到奖掖礼遇，说明君王礼贤下士不遗余力。
隐士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是社会风尚优良的指向标，所以唐代统治者征聘高人隐士，除了惜才求贤的实际需求外，还有喻示太平盛世、教化风俗之意。事实上，唐朝立国既久，已不需再借重江湖林野的隐士力量，然而对隐逸之士仍不断予以征聘，其用心已转入另一方面：以此显示政治清平、君恩遍泽。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是“为政以德，德治天下”。作为这种政治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就是儒家的“仁政”理想，它要求君王道德高尚，教化天下。隐士疾世惩俗，激浊扬清，或洁身自好，守道不仕，或逍遥山林，与世无争，其谦让之节正是道德教化的最好工具和样板。
所以统治者往往利用隐士进行教化，“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唐代帝王当然也不甘落后，其用心诚如陈贻掀先生所指出的，在平常时候退隐江湖多少总有点不满时政的意味，因此，征聘隐士可助朝廷制造深得人心的假象。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淡化了原始隐逸的精神抗争因素，而将其纳入道德教化范畴，肯定其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而使隐逸成为其宣扬盛世明德、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
总之，在帝王奖掖隐逸的政策下，无论是以入仕为目的，或是已得政位的人，都以隐逸为尚。隐逸在欲仕者、在仕者及隐者之间快速滋长繁盛。
（二）科举制度对隐逸风尚的影响
在唐代，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衰落，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日渐成熟，政治领域内的这一重大转变，反映在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上便是科举制度。《通典》卷14《选举》二曰：“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耀之。”而到了开元、天宝间，“万方砒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科举的创立与发展，一方面是广大士人政治地位的法律确认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地位的实质下降与社会参与能力的萎缩，使士人相对独立的意识不得不屈从于科举的指挥棒。
科举制成为唐代中下层士人的重要晋身之阶，此外，取人之路尚多，“制举”就是重要的一途。所谓“制举”，就是天子“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技，莫不兼取。”唐代统治者出于重才求贤的心理，热衷于招隐征逸，而形式之一就是开制举之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唐代士子也奔竞于试无定期的专举隐士的制举科。他们多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入仕好机会，于是纷纷走上了以隐逸之高名应制举的捷径。这种邀名取誉的隐逸难免鱼龙混杂而流于虚伪。
当然，也有大批的科考失意人相当一部分托庇山林而隐居。如张彪“初赴举，无所遇。适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篙阳。”方干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皮日休咸通七年射策不第，也曾经隐居鹿门。有唐一代，像张彪、方干、皮日休这样因失意而隐归的大有人在，尤以孟浩然、罗隐最为典型。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表现出对家世儒风及个人才华的自负以及强烈的用世之心，然而唯一的一次应举经历却使他大受打击。
总之，在科举考试制度与帝王鼓励隐逸的双重政策交织下，山林中丘园养素者日渐增多，这时的隐逸较少与现存政权对立，而是入仕不得的弃子，所以隐逸很少像前代隐逸那样否定社会政治，隐逸或为入仕作准备，或几度科考，不得已而隐。这也是时代所赋予隐逸的新内容。
（三）唐代思潮的炽盛与隐逸
要了解唐代隐逸社会风尚的形成，探讨其思想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道、释思想与隐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教的“即性成佛”等思想的交融为隐逸提供了最具活力的文化源泉和理论依据，给唐代隐逸的炽盛以很大的推动和刺激。考察唐代隐逸风尚兴起的思想背景，就不能不正视佛道思想对其的影响。这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各因素的相互交流、影响和渗透，往往潜在地渗入文化结构中，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并在社会风尚、文学思潮等方面中折射出来。
唐朝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诸种学说思想共存融摄。唐代继承前代以儒为主的“三教可一”的主张并加以发展。唐代统治者明白儒以治外、佛以治内的道理，同时又尊老子为李姓皇室之祖先，兼容三教，交互为用。高祖、太宗、高宗、玄宗、德宗、宪宗、文宗、宣宗和彭宗朝都举行过三教讲论，集合儒道释的名流在一起讲述论难，讲述的内容往往以三教调和或会三归一为主旨。钱易在《南部新书》乙卷中所说，朝廷上举行三教辩论，“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这种融渗使三家思想教义存在着相互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故而士人文化格局呈现出立足儒学而兼取道释的局面，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他们读各家的书，和各类人物接触，无形中受他们影响，把吸收来的东西融会入整个心灵，这种开放的思想氛围为唐代隐逸兴盛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石。
1.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
唐代对道教十分崇信，具体表现为道教社会地位的提高，道士数量的大增，道观遍布全国。受朝廷崇道尚隐的政治宣传影响，唐代许多士人纷纷隐居、习道，并相信这是士人出仕前应先经历的自我修养过程。其对道教的熟习，一方面是科举考试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向往逍遥自由的生活境界，并在其生活内容与心灵境界上给文人们以广泛影响。在唐代文人中，李泌以好谈神仙诡道出名，李白曾受法篆，魏徵、吉中孚、曹唐曾一度出家为道士；上表请致仕度为道士的尚有贺知章、戴叔伦等人。当时士人隐居求道实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因为对道教的崇信与汲汲用世并无相仿，而且只要有些本领，且走对门径，从“终南捷径”直登庙堂也并非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