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英
摘要：针对北宋前期士林的隐逸之风大盛的情况，以《宋史·隐逸传》中的隐士为主要标本，兼涉其余，分析其主要特点，枚举其形成原因，并评析隐逸之风在文学上的体现，以期对北宋前期隐逸之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
关键词：北宋前期；士；隐逸士风；隐逸文风
北宋立国后，皇室秉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推行文官治国，优待文士，士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北宋前期的主流士风经历了由颓废消沉到激越高昂的变化过程，然而在此期间甚至终有宋一朝，隐逸之风在士人中一直长盛不衰，隐逸文风也蔚为大观，形成了堪称独特的隐逸文化。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北宋前期士林隐逸之风盛行的主要特点
（一）人数众多
《宋史·隐逸传》共收两宋时期隐士四十八人，其中约有二十三人为北宋前期人，另书中未有传记但在有传诸人中涉及的隐士还有杨悫、杨璞、田诰、张荛、许勃、韩退、郭京等多人。这当然还不是北宋前期隐士的全部，如着名的隐士潘阆等书中未收。由此可见北宋前期隐逸之风的盛行。苏辙对此现象曾有评论：“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良才美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间而效力于官事。”社会上出现了“士不求禄，官不充员”的现象，直到真宗咸平年间，仍然是“州县阙多员少”。
（二）身份各异
北宋前期的隐士身份复杂。我们仅以《宋史·隐逸传》中所收的北宋前期23人为代表看一下他们的出身或身份：戚同文为世代儒者之家，种放、李渎、代渊出身官宦家庭，陈抟、徐复曾举进士不第，何群、连庶曾中进士，万适曾任下层官吏，魏野家中世代为农，林逋、高怿、孙侔、章詧出身贫寒且为孤儿，孔旼为孔子46代孙，王樵、张愈、黄曦、周启明、陈烈、刘易、姜潜、邢敦不详，但均少年博学，应为书香门第子弟。另外，还有一些士大夫如前朝的官吏不仕者（陆龟蒙、罗隐、司空图、杜荀鹤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因罪而遭贬谪者（如苏轼）、辞官归隐（如韩世忠）或罢官归隐者（如王安石），等等。由上可见，隐士跨越了各个阶级，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反映了隐逸之风波及之广。
（三）形式纷呈
隐士们隐居的形式各不相同。隐于乡间，如戚同文，居于“闾里”，生平不至京师。魏野“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大多在乡间多为善行，教化乡里，体现了隐士之“士”的真义。戚同文，“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由是深为乡里推服。”陈烈“从学者常数百。贤父兄训子弟，必举烈言行以示之”。隐于林泉，如陈抟，先后隐居武当山、华山、少华山。种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荞麦。”林逋“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代渊“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间。”他们大多息交绝游，以文章学问为业，以徉徜山水为乐。隐于江湖，如杨璞“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孙侔“自誓终生不求仕。客居江、淮间”。着名的还有潘阆，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山，随意吟咏。他们大多四处奔波，远离仕途，与知己往来酬唱，自得其乐。着名的词人柳永一生浪迹，也可以看做是这一类隐士。隐于宗教（见下文“近隐”），隐于官场（见下文“吏隐”）。
（四）非隐隐逸
实际上，还有一些不同形式的隐逸，我们姑且称为非隐隐逸。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类隐。一些士大夫在行为本质上与隐士并无区别。比如一些人爱穿道装、野服、败履，一些士大夫多以“居士”、“处士”、“退士”、“先生”、“山人”、“道人”、“叟”等隐士气和宗教气极重的名称为号，并且经常效仿隐士的徜徉山水、诗酒琴棋等行为。二是近隐。即为僧道之士，和一些客居庙观及信奉宗教与僧道往来较多、亲近佛道的甚至出家的士人。比如“九僧”等人。他们虽然没有称为“隐士”，但行为方式、生活状态、思想倾向及创作风格与隐士所在多同。三是吏隐。即所谓的“中隐”，即士大夫担任官职，公事之余，流连于园林之间，既得隐逸之趣，又可以得出仕之益，“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于是，士大夫中兴起造园之风，营山造水，种竹养鹤。如李建中“尤爱洛中风土”，前后三次请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他在洛阳，筑园号“静君”，喜欢游山玩水，题咏自称“岩夫民伯”。四是心隐、羡隐。主要是指一些士大夫并无“形隐”，即形式上的隐居，但从其创作和言论中可以看出，其心境充溢着隐逸情调，或者向往隐居生活。比如梅尧臣、苏轼等。王禹偁自承“平生诗句多山水”，寇准更是与隐逸之士往来赠答，其自身也是“晚唐体”诗歌流派的重要作家。五是间隐。即一些官员由于仕途的起落，退即隐，进即仕，或者在出仕前、致仕后有过隐居的经历，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反映了士人在“隐”与“仕”之间的矛盾和摇摆。
二、北宋前期士林隐逸之风形成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为士人的隐逸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官方和民间的尊隐传统对隐逸行为起了导向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地积淀、丰富和完善中，形成了尊隐传统。经过商周、春秋、魏晋等隐逸高峰期，产生了微子、箕子、商山四皓、老莱子、颜回、伯夷、叔齐、诸葛亮、陶渊明、范蠡等着名隐士，这些隐逸明星的号召作用，再加上李白、苏轼等一代代的文化巨擘不遗余力的致敬，隐逸传统不断得到强化，在文人的意识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隐逸文化。比如，很多历史古迹，如子陵滩、桃花源；风俗习惯，如寒食节。再如大多朝代修史时，都会专设隐逸章节，都是对隐逸文化的弘扬。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等，他们的思想都有隐居的内容，孔子所谓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所谓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甚至庄子、老子、墨子等本身就是隐逸之人。尤其是道家哲学基本上就是隐逸哲学。这样，可以隐居的理由很多，只要符合其中的某一些，就可以隐逸不出。这就为士人的隐逸思想和行为提供了理论根据。
虽然从古至今，统治者都把“野无遗贤”作为统治的最高目标，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尊重隐士便成为“德政”的一个标志。隐士不问政治，也不会对统治构成威胁，既可以用隐士点缀太平，又可以借隐士教化百姓、激励风俗，有利于统治。事实上北宋的许多隐士也起到了教化、纯正风俗的作用。所以，历代君王大都有意识地继承了“尊隐”的传统。北宋皇帝也是这样，征召隐士、封赠名号、赏赐财物的现象不绝于书。如李渎、魏野、陈抟、林逋等都接受过征召或赏赐。这当然对隐逸的行为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中国神话甚至民间传说中，隐士一直受到推崇，比如许由、巢父等。可能因为大多隐士行为、志向、风骨、言语等某一方面都有特别之处，引起了百姓的向往和追慕，他们的许多轶事和传说都受到民间的传诵和推崇，这实际上也对士大夫的隐逸行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宋代的理学要求人们注重精神境界，清心寡欲，以静养心，很多方面与隐逸之风暗合。于是，一些信奉理学的人受此影响走上了隐居的道路。
（二）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天下无道等原因，构成了部分士人隐居的外部条件
一些士人在由五代入宋朝代更替之时，看到士人在五代的不良境遇，心有余悸，观望、徘徊，不愿入仕。而入宋后，尽管朝廷优待文人，但仍然把文人看做附庸，进行各种形式的控制，所以文士同样面临着动辄得咎的环境。尤其北宋的党争是相当激烈的，士人官吏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经历坎坷，几经贬谪，锐意尽失。政治斗争失败，人生起起落落，都会在士人敏感的心灵上造成影响，使他们容易忧谗畏讥，明哲保身。而“屏迹绝交游，则流辈不能加其是非；摄人心入虚无，则鬼神不能窥其征兆；退藏于密，故几于道”。正是明哲保身的思想。北宋也出现过政治昏庸、奸臣当道的时候，于是，孔子的“天下无道则隐”就引起了士人的共鸣和践行。
（三）崇尚自由、性爱山水、淡泊名利或者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宁愿避居山林修身养性或钻研学问，是一些士人隐居不仕的思想根源
一些士人具有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追求自由，崇尚田园生活，“性本爱丘山”的品质。如许洞“所居唯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林逋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娶，所居多植梅畜鹤，因而有“梅妻鹤子”之称。一些士人因为种种原因，亲近佛道，甚至皈依宗教。余贵林先生概括得很好：一是因政治高压而皈依宗教，二是以学禅为谈柄，无聊生活的点缀，三是害怕死亡和失去财富等，四是因仕途不畅，五是厌世。实质上是过上了隐逸的生活。还有一些士大夫，因为北宋重文轻武，文人中享乐之风盛行，他们感到了声色犬马后的空幻和虚无，而且经历世事变换，感到贫富无定势，贵贱如飞花的不稳定感，在佛道义理中寄托身心。
一些士人品性高尚，追慕圣人之道，为了不受干扰地修身养性，就避居田园，或者寄情山水，以此砥砺身心。有的士人致力于学问，隐居不出，摒除杂念，钻研考证，着书立说，授徒讲学，传播文化。如万适“不求仕进，专以着述为务，有《狂简集》百卷、《雅书》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诗》二百首、《经籍挞科讨论》计四十卷”。戚同文、种放、黄曦、周启明、代渊、章詧、邓考甫、张举、刘愚等皆是着述较多的隐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