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作光禄阮大铖的盟弟……”人未登场，人品已定，总是摆脱不了与马阮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果不其然，《侦戏》中，杨龙友这个狗头军师便给阮大铖出了个馊主意，让阮大铖出资替侯方域梳栊李香君，他对自己的点子无不自得：“别个没用，只有河南侯朝宗，与两君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料中其意。……包管一举双擒。”为什么杨龙友对于调和阮大铖与复社文人间关系如此之尽心尽力，要来管这场闲事？之前笔者曾提到过一类人物，他们游走于两个阵营间，而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杨龙友就是这类走钢丝的人。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阵营的崛起或倒台对他绝对没有影响。
阮大铖失势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时，杨龙友愿意为其出谋划策；侯方域落难时，同样是这个人赶来通风报信。他两面讨好、圆滑世故，《辞院》中，阮大铖挟机报复，陷害侯方域私通左兵。杨龙友见替侯方域开解不成便借机脱身，先一步赶来通风报信并替侯方域出谋划策，建议其投奔史可法。即使在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杨龙友还是把自己的一匹马给了落魄至极的马阮二人。凭着其两面讨好的处世之道，杨龙友也绝对是《桃花扇》中的头号政客。
这样看来，貌似杨龙友这个人在《桃花扇》中玩政治玩得风生水起，他不像复社文人，重视虚无的名声节气；他也不像阮大铖马士英之流，贪权重财。那么，杨龙友这个人的软肋到底是什么？清兵南下，弘光政权摇摇欲坠，杨龙友弃官潜逃。第三十六出《逃难》中，李香君孤身一人，杨龙友道：“如今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量，谁能携带。”言下之意即弃香君于不顾。杨龙友在关系到自己利益时摘下他平日里伪善的面具。即便在逃难途中也把自己的马匹给了狼狈不堪的马阮二人，杨龙友也怕连累自己，赶紧躲开了。可见杨龙友这个在政治上、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在不威胁到自身利益之时，他可以两面讨好，两边帮忙，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就马上换了一副面孔。
无论是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文人，还是阮大铖等权奸，或是杨龙友这类八面玲珑的士人在内忧外患之时，他们所想的都是个人得失，他们“私官、私恩、私仇”，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二、《桃花扇》中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反思
中国古代的士人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士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沦为了孔儒传统的卫道士。孔尚任作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从小便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清醒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没落之势，并对此作出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一）对君权至上意识形态的反思
在儒家看来，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的唯一的天理。“既然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思想家们都希望君主成为圣明之主。但在实际上远非如此，多数君主是残暴之徒。”却很少有人将矛头指向他们，很少有人在痛批奸臣的同时会思考任用奸臣的那些君主们。究其原因，无非“愚忠愚孝的奴隶道德浸入骨髓”。儒家文化关于忠君的要求提出得很早，“孔子早就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认识成为所有入仕为臣者必须恪守的戒条，从而一再被后人重复。”特别是进入宋代之后，“君为臣纲”更是成为了儒家理学的核心思想，甚至将其提升到了本体论、宇宙论的高度予以论证。所以，在各种认识对象中，最难认识的要属君主了，因为认识君主容易招灾。《桃花扇》突破了以往历史剧“奸臣误国论”的旧套，在抨击奸臣的同时，也追究了君主的历史责任。
弘光皇帝在《桃花扇》中出现的场次不多，一共合计四回，但仅在这四回中，便生动反映了这位短命皇帝的丑恶面貌。半个国家都陷落了，他却只知花天酒地，选优享乐。第二十五出《选优》中，弘光皱着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阮大铖以为弘光为国事担忧便问道：“想怕流贼南犯”，“想愁兵弱粮少”“正宫未立，配德无人”“叛贼倡造邪谋，欲迎立潞王耳”，一连猜了四次，从国家大事到后宫选妃也没能猜中弘光的心思。最后弘光竟然说道：“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角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一年能有几个元宵，故此日夜踌躇，饮食具减耳。”强敌压境，弘光却一心想着采选优伶。按照南明当时手头所掌的兵力，再加上占据江南富庶的地理条件，如果君臣一心是完全能够与清兵相抗衡的，但弘光小朝廷不到一年就旋即灭亡了，除了马士英、阮大铖，更与朱由菘本人的昏庸无道脱不了干系。
《吕氏春秋·求人》概括了自古得失天下的途经：“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就是说，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臣子如果只好溜须拍马而在关键时刻不堪其用，那么这个统治集团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弘光政权即是如此。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就曾向史可法陈述福王“三罪五不可立”的理由，大概就是说朱由菘这个人的品格不行，不能够担当一国之君的重任。但本来重兵在握的史可法却在关键的立储问题上没有当机立断，犹犹豫豫，使得马士英有机可乘，取得内仕太监和江北四镇的支持，迎立了福王。弘光一登基，便暴露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能，面对南明这个烂摊子，他显得很无奈。如果此时朝中能有如张居正类似臣子稳定国政，南明兴许还有得救，至少不会瓦解得如此之快。但实际情况是，马、阮凭着这迎立的第一功掌握了南明的军政大权，他们一上台便相互勾结，排挤东林党、复社士人。“在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糖衣炮弹下，弘光迅速堕落，不再理朝，将大权交出，自己则到后宫寻欢作乐，当起了昏君。”
第三十六出《逃难》中，弘光这个无愁天子一看情势不对，跑得比谁都快，更是厚颜无耻道：“千计万计，走为上计。”还不忘带上嫔妃美女。身为一国之君，正值国家危难，弘光不以身作则，反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跑，可见这个皇帝心里装的哪有什么家国百姓。如果说崇祯在起义军攻入京城后的身殉社稷多少还显出那么点骨气的话，弘光的逃跑真可谓连脸面都不要了。第三十七出《截宝》中，落魄的弘光逃至黄得功处乞求收容，黄得功道：“今日下殿而走，大权已失；叫臣进不能战，退无可守，十分事业，已去九分矣。”而弘光却只愿苟且偷安：“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弃与不弃，只在将军了”，可见自古以来“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