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来，白话小说迅速兴起并很快取代诗文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这给中国文学的基本构成带来很大的变化，也使中国文学冲破封建士大夫文化的藩篱，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反对封建文化并打破其禁锢的需要，中国作家在什么是小说，应该如何写小说这类有关小说美学的基本问题上采取开放态度，主要从西方文学观念及艺术理论中汲取营养，并借以作为创作新时期小说的指导，乃是很自然的。但是从今天看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给中国作家的小说观念也带来了新的局限。例如过于强调写实方法，认为只有“如实”反映现实生活，才是作家在创作中处理艺术与生活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恐怕就是这种局限之一。这种局限使得几十年来中国小说都趋向一种格局，不仅缺少变化，鲜有大胆实行突破者，而且使文学创作及欣赏中的审美意识也渐趋于欧化。但是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的丛林于漫长的冬天之后竟然转眼间变得郁郁葱葱，这实在近于奇迹。何况这丛林中几乎每晨都有奇花异草出现，使我们有如在一篇童话中。中国文学确乎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小说创作要求观念的变革，特别是要求打破对写实方法的崇拜和迷信，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对文学现状做些调查，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运动中进行跟踪，则不难发现许多作家的艺术探索虽然表面看去南辕北辙，实际上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了一个目标。莫言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是莫言采取了相当独特的做法，即试图在现代小说中营造意象。这种努力最早见于他1983年9月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当然在这之前莫言也写过小说，而且不算少，不过都是以写实见长的作品。其中有些篇章已经相当不错，如《售棉大路》。本来莫言可以这样写下去，按照多年来大家都已经习惯的方法来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走一条稳稳当当的、肯定能获得相当成就的路。然而莫言写了《民间音乐》。这篇小说较之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不免显得有些稚气，但细读这篇东西，一种新的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方法，即追求在小说艺术里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努力，已隐约可见。倘不注意，《民间音乐》似乎只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细致而又清新可爱的农村风俗画，但是以这风俗画为衬托的两个中心人物花茉莉和小瞎子，却写得实中见虚，尤其是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多少带有一种难以理喻的神秘色彩。正是在这里，莫言透露了他在小说中不满足于写实，而要致力于营造某种意象的消息，不过这消息显然没有为人十分注意。这或许是由于消息本身过于微弱之故。一年多之后，莫言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在这个中篇小说里，作家的艺术探索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晰明确。这之后，莫言又连续发表了《白狗秋千架》、《枯河》、《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集合在一起，无疑已经成为文学发展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因为它们使作家试图在现代小说中恢复——当然是在新的水平上的恢复——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宝贵传统的努力，不再是个别的尝试。它们证明，小说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虽然写实方法曾经使19世纪的西方文学巨匠们写出许多不朽的著作，今后它也还要长期在文学创作中生存发展，遵循这样写作方法的作家肯定还会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其他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例如将中国传统美学中意象这一美学因素加以改造，使其和现代小说的构成元素相融合，就有着十分广阔的前途。
多年前一些作家提出小说观念应当现代化的主张，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对这种主张进行激烈批评的人，曾经担心这样提倡会使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做西方现代派的尾巴。近年又有作家提出文学创作中的文化意识问题，试图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今天的文学与古老悠长的文化之间找到一条顺畅的通路。不料这又引起一些人的忧虑，担心作家们会由此脱离现实，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避世者。甚而还有人指责，说这些人昨天还在提倡现代派，今天突然又大讲传统文化，足见思想混乱。其实，如果抛开种种细枝末节不论，则不难看出作家们的这两种努力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恰恰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创造出一种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地考察、研究几年来的文学运动，可以说我们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莫言的努力所获的结果，不过是这种信心的证据之一。
红色的变异——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红蝗》
■夏志厚
如同刘索拉常倚恃其良好的乐感来弹奏她的小说那样，莫言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常常表现出对于色彩的近乎完美的良好感觉。最初读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点就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写小石匠和小铁匠打架，“一白一黑两个身体又扭在一起”；写并肩而立的恋人，“深红色的菊子和淡黄色的小石匠”；写黑孩看铁匠炉里的火苗，“一绺蓝色火苗和一绺黄色火苗在煤炭上跳跃着”，他“试图用一只眼睛盯住一个火苗，让一只眼黄一只眼蓝”；写那只神奇的红萝卜，“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孕育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色彩的调配和对比色的运用，似乎都只是信手拈来，丝毫不费雕琢工夫，却能传神醒目，横生妙趣，仿佛让人亲睹那画面，体会到内里和谐、幽默乃至神秘的意味。在我看来，新时期小说作者中具备这种良好的色彩感觉的，实在也不多见。
在丰富的色彩世界中，莫言对红色又似乎有着特殊的敏感，或者不如说偏好甚至敬畏。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第一篇成名作就选择了红色作为其主体色调，也是因为他以后比较引人注目的其他小说中，总是接二连三地现出红色的色调。继那只充盈着灵性的红萝卜以后，又有涂满血色和火焰的红高粱，以至令人心灵颤栗的红蝗，三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红色的序列。在这三篇小说中，都有一个红色的意象物作为小说内涵的象征，并且总是在小说的题目中就被鲜明地标示出来。表面看来，“红萝卜”、“红高粱”、“红蝗”都只是作品情节所规定的特定物象：黑孩从萝卜地里拔来了红萝卜，发生在红高粱地里的恋情与战斗，可怕的蝗灾与扑灭蝗灾的努力，等等。可是实际上，与其说是小说的特定情节赋予了这些意象以生命，不如说正是这些意象刺激了作者的创作冲动，准确地规定了小说的总体格调和情绪流向。它们并不确凿地比喻什么，说明什么，却能够恰如其分地托出莫言心中对描写对象的那种无可名状的模糊感觉，给予对象一个有生命的总体象征。当这个象征物升起时，一切逻辑的语言都往后退去，多少不尽之意都被这象征物囊括其中。莫言则正是通过这个具体的象征物把握了小说的命脉，它不像那些抽象的观念那么干瘪枯燥，让作家的笔只能在稿纸上正步操练，而能为作家的想象和创造留下富足的余地；同时它却又是一个有形的规范物，将作家的思绪和情感投射有效地吸附在自己的光环周围。有了这个最初的意象，莫言的小说就找到了它的生命，仿佛一副骨架有了可以依附的灵魂，顿时便有了全部的生气与活力。这本来是莫言多篇小说共有的特征，但是，只有这一初始意象的选择精当、准确，莫言的才情在小说中才能发挥得越是充分。三篇红色系列小说恰恰有着这样的特色，“红萝卜”的清纯、“红高粱”的凝重、“红蝗”的混浊，都同小说的情绪氛围合为一体，而又因这情绪氛围的烘托造成越发鲜明的形象，不仅能令人感受到它们或静或动的态势，而且能清楚地分辨它们的色彩差异，成为整篇小说不可更易的确定的象征物。红色仿佛赋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个集中的宣泄口，当红色意象从他的脑际浮起时，它对莫言便有一种神秘的召唤力，本来就对色彩敏感的莫言，会在红色信号的刺激下加倍地兴奋，常常就在这时源源不断地写下他的最佳文字。
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红色何以会如此强烈地激动莫言的想象力，而是红色在莫言小说中已经发生了的变异。描写红萝卜时那种野性的圣洁，描写红高粱时那种野性的悲亢，在红蝗里却近于野性的发泄。曾经玲珑剔透的红色，曾经火一般摇曳的红色，变得腥臊污浊，涂满秽垢。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里可以感觉到的一种冷冷的情绪性偏激，在《红蝗》里变得更为冲动且又夹杂着作者止不住的嘲讽议论。
不知为什么，读《红蝗》，常常会使我想到《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那个沉默不语的黑孩，却有着富于幻想的心灵，沉默压抑了他与周围世界的交往，却丰富了他孤独的内心体验。平时他尽力规避着周围的人群，可是积郁的心理能量也会使他在一瞬间突然爆发。他的手能够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苦痛，深秋时节还只穿个裤头光着脊梁，甚至攥着烧红的钢钻眼看着手里冒出黄烟。这并非因为他的肉体和心灵已经趋向麻木，灼伤的手会使他感觉疼痛，菊子姑娘来看他，他也会感动，他的弱小无靠使他无法采取其他的反抗途径，便以折磨自己的肉体同时也折磨着他人神经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命运。当他捏着灼热的钢钻蹲到欺侮他的小铁匠面前，目睹小铁匠无法面对这一种冷冷的残酷时，他才能获得全部的自我心理满足。尽管后来他并没有因此而赢得任何的殊誉，只是望着西天又白又薄的半个月亮，依然面对着自己的孤独。自卑使他滋长了比小铁匠和小石匠都更为强烈的自尊，这种强烈偏狭的自尊使他冷冷地面对嘲弄和侮辱，也使他宁愿压抑住面对爱抚时的心悸，而不堪忍受爱抚中任何一点同情的目光。菊子姑娘是他心目中的美好希冀和神圣物，他把她的手帕藏在桥墩上隐蔽的石缝里，坐在她常坐的地方呆呆地瞅望。可是，他只愿意在内心深处独享这一份愉悦，当菊子在众人面前公开地表示对他的怜悯与同情时，他竟在菊子的手腕上咬了一口。在黄麻地里偶然发现了小石匠和菊子的关系以后，他事实上也不堪忍受。每次黄麻地里飞出百灵鸟的叫声，他的脸上便浮起“冰冷的微笑”，当小铁匠和小石匠打架时，他出人意料地助了小铁匠一臂之力，扳倒了一直护着他的小石匠，他的恨是偏狭的，他的爱也是偏狭的。
如果说，黑孩偏狭的爱与恨还不失其纯真而大可原谅的话，那么，当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发泄着这种偏狭的爱与恨时，就未免过分地给人以狭隘之嫌了。这种狭隘是农业文明对城市文明的狭隘，也是自然生命对自觉理性的狭隘。
莫言在《红蝗》里有一段自我辩解式的说明，他借用一位女戏剧家的口说：“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实际上，不用莫言做出过多的解释，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已经实践着这样的主张。值得注意的倒是，在描写淋漓鲜血和污秽浊臭时，莫言能令人惊讶地保持一种平静的不动声色的自制力。这与其说是莫言的过分麻木（因为他描写这一类画面时的无动于衷），或者过分敏感（因为他热衷于描写这一类画面），还不如说是他的过分刻薄。他故意满不在乎地嘲弄道德，嘲弄某些不成文规则，并且以这种故意的满不在乎向嘲弄过生活本身的人们挑战。他在《红蝗》里明显地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他的视野并不仅仅停留在高密乡间，行文开拓实际上却从城市入手。他用城市的情欲和乡村的情欲进行对比，前者的温情脉脉里隐藏着丑陋不堪的罪恶，后者的粗俗野蛮里却有着直往直来的真情。同样付出死的代价，那个黑纱裙里穿鲜红裤衩的女人是因道德忏悔而死，高密乡间的女人们却至死也不会为自己的委身脸红；讲授伦理学的教授用甜言蜜语去骗取姑娘的贞洁，高密乡间的男人们则宁愿为所爱的女人大打出手。当排泄粪便的快感和摩擦性敏感区域的刺激一起劈头盖脸地砸向读者时，莫言在等待着人们的惊讶，并且在看到这种惊讶时露出“冰冷的微笑”。
莫言自有他的深刻。他试图超越历史直接窥察人的本性，历史在他这里只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刺激，他更关心人心和人性的种种反应。他不愿恪守任何关于文学的既定规范，甚至也对还在禁锢人们的道德律条产生怀疑。他极为痛恨虚伪，而宁愿用自己的笔去真实地揭示丑陋。当他借用白日梦和猜想的形式尽情地揭示着人的卑下时，确实显示了文学思维对人性的深层切入，并且，正是在这里，莫言重新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追求与力度。人类生活当然并不总是美好、幸福、阳光、鲜花、欢笑、高尚，如同白昼与黑夜的轮转一样，生活还时时有着它丑陋、卑下、痛苦、悲伤、不幸的另一面。20世纪的文学，因为揭示了人的卑下的生存状态，才显示了它的全部深度。当人性的底蕴被披露出来时，高傲的人类心灵深深地震动了。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残缺，意识到自己割不断动物的尾巴，意识到所有理性旗帜飘扬的地方都有着非理性本能的冲动。人改写了人的本质，人打破了对人自身的迷信，人在更深入的一个层次上追索到了人的存在，人的自觉不愿再以扭曲自身去顺从什么关于“人”的规定。曾经遭到贬抑的人的生命冲动，如今被认为是人的正常的对自然生命的追求。非理性主义的盛行，也使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
但是，当他鄙夷着一切文明的伪饰，由衷地欣赏着生命的原始意味时，莫言也显示了他的狭隘。人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全部丰富性，并不是用简单的肉体生命冲动就可以还原的。生命冲动构成了人类社会运转不息的原始基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全部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无视这种基质或前提，曾使我们吃够了苦头。然而，本能的生命冲动却依然有着它粗下卑劣的一面，它常常导演形形色色的历史灾难，将人引向罪恶的渊薮与歧途。在这里，人类理性又常常担当起保护人类免遭原始生命冲动毒害的责任。人的生命冲动只有经过它的现代升华，才能显示现代人类丰富的生命追求。一味地贬抑道德戒律，张扬肉体本能，只能是以一种偏狭的追求去反对另一种偏狭的禁忌。
在看电影《青春祭》的时候，我曾为导演未能处理好类似的一次两难选择扼腕叹惜。傣家人对美的自然追求，傣家人对爱情自由地表达，强烈地冲击了下放知青被“净化”过的心灵。古朴原始的风俗使单纯的知青得到了许多在城市生活中从未得到过的东西，甚至从中受到了人性与人生的启迪，但是，知识青年们最后还是离开了这块曾经使他们动心的土地。这里应该展示的，是两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冲突，是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冲撞与升华。知识青年们接受返璞归真的意念，只能是在另一个层次上对自身存在的观照，它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现代（或准现代）文明背景的人能轻易地被蛮荒中的一点自然人性所征服。现代文明除了要求最大限度地解放自然人性以外，毕竟还包含着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诸如文化知识水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解放，以及更为丰富的精神追求等等，所有这些，原始自然人性都是无法给予满足的。因此，知青们最初的一点新鲜感消失以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失望和幻灭的感觉。可惜，导演没有捕捉住这种生活逻辑的冲突契机，一俟镜头从民俗转过来拍摄知青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时，总显得太飘太虚而无法聚焦。
莫言也在同样的选择面前露出了犹疑困惑的神色。人欲的泛滥在他的小说里并不总是那么辉煌，倒是常常会导致美与和谐的破灭：小铁匠和小石匠的一场混战最终伤害了菊子姑娘，毁坏了他们共同追求的美的偶像；高粱地里的血腥战斗洞穿了奶奶高贵的乳房；铺天盖地而来的红蝗尤其象征着一种毁灭性的崩溃。但是，对虚伪的憎恶又常常使莫言无力去谴责直露的野蛮，而且，他实在更愿意对粗犷、质朴的野性发出赞美，当那种野性的冲动跃上纸面时，莫言自己也会沉浸到对它的欣赏中去。当他由对野性的欣赏转而表露对另一种人类文明的鄙夷时，他所钟爱的红色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