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出现让我的状况有了明显的缓解。这让我想起医生们这些年来对我的提醒。他们总是提醒我身边应该有人陪伴（这与公安人员刚才的顾虑正好相反）。他们不提醒我也很清楚：身边有人陪伴既是生理上的需要，也是心理上的需要。但是直到刚才，直到我“看见”了我母亲，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陪伴的神奇的力量。我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我的体力恢复起来了。我平静地站起来。我平静地看了一眼平静的便池。我平静地擦了擦没有污垢的屁股。我平静地系好裤子。我感觉自己已经可以出门了。我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公安人员正在看着我，犯罪分子也正在看着我。我必须尽快行动。我平静地走出洗手间。我没有忘记将洗手间的门拉上。不在洗手间里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将洗手间的门关好，因为我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难堪和失败。
我称自己是“空巢”老人，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与小区里其他的“空巢”老人并不一样。小区里的大多数“空巢”老人都是老两口住在一起，也就是说身边都有人陪伴。他们不少人的孩子也住在我们的城市里，周末通常就会有三代人的团聚。他们中有一些人的兄弟姊妹也住在这座城市，经常来往走动。而我不同，我不仅孩子们都已经远走高飞，老伴也已经撒手人寰，我仅有的妹妹也住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没有亲人陪我过周末，甚至没有亲人与我一起过春节。按照老范的说法，我属于“真空”级的“空巢”老人。我已经在这“真空”的状况中生活将近五年了。医生说过房颤患者中风的可能性很大，有谁计算过有房颤症状的“空巢”老人中风的可能性吗？我不愿意在定期存单上用自己的名字，因为我已经不敢去预期生命的长度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与我儿子通电话的时候都很想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他总是说还没有安排，还没有安排。等他有安排的时候，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吗？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儿子了。我不想做八十岁生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儿子和我女儿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不会有时间回来。
我走到沙发跟前，弯下腰，摸了摸刚才我母亲坐过的地方。我很感动她曾经为我的“将来”而生气。我更感动她为我的“现在”而出现。很清楚，我母亲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她关于“空巢”的词源还有很多话可说，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必须出门了。她的消失是对我的提醒。
我的那三本活期存折都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压在我的病历本的下面）。我检查了每一本存折上的余额，与我在小本上登记的基本一致（百位以下的数字我没有登记）。接着，我取出压在衣柜中间一格左侧那一叠衣服下面的信封，那里面有我留着应急用的五千多元储备金。我将记录绝密账号信息的纸条塞进信封，将信封与三个存折一起放进平时提着出门的小布袋里。我的乘车卡、身份证和装零花钱的小钱包就长期放在这个小布袋里。我将小布袋折叠了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将它紧紧地抓在手里，比平时那样提着感觉要安全许多。
就在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刺耳的电话铃声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恐慌地退回来，迅速将房门关上。我相信那又是顾警官打来的电话。他一定会批评我行动的迟缓。我紧张地拿起话筒，里面传来的却是我儿子的声音。这让我更加恐慌。“怎么是你？”我警惕地问，“你怎么会在这时候来电话？”我们之间有七个小时的时差，现在还是他那里的凌晨。但是，我的意思显然不是“这时候”对他不合适，而是对我不合适。一场恶战已经迫在眉睫，“这时候”是最敏感的时候。“这时候”，对自己的亲人尤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走漏了任何风声，否则就像顾警官说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晚上大脑都非常亢奋，一直就没有睡着。”我儿子说。
我平时总是很愿意与他说话，但是“这时候”，我提醒自己最好是什么都不要说。
我儿子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他接着问我在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些什么。
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想赶快挂断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电话。
我儿子有点不太高兴。“你怎么不说话啊？”他问。
“你这时候也不应该说话。”我说，“说话会让大脑更加亢奋。”
“但是我很想说话。”我儿子继续说，“随便跟我说点什么吧。”
“你要赶快睡觉。”我说，“不然白天你会没有精神的。”
我儿子不肯放弃。他继续说：“比如告诉我你现在正准备做什么。”
这是我和公安人员之间的绝密，我心说，我怎么能够告诉你呢？“你还是赶快睡觉吧。”我固执地说。
我儿子终于泄气了。他迟疑了一下之后，挂断了电话。
顺利地克服了行动中的这个重要障碍之后，我马上就出门了。在锁防盗门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这次出门与早上那次出门的性质完全不同，与我一生中任何一次出门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我提醒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又要显得若无其事，不能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经过门厅的时候，我故意将脸侧向一边，以免与保安有视线的接触。没有想到保安居然主动地喊了我一声，并且问我为什么“又”出门。糟糕！我的心又揪紧了一下，怎么刚出门就已经暴露？我没有将脸完全侧过来。我还是不愿意与保安有视线的接触。我怕他看出更多的问题。我怕他提出更多的问题。“我要去邮局寄信。”我敷衍地说着，快步走出大楼。可是没走出几步，我又听到保安在喊“阿姨”。“邮局这几天在装修。”他接着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们小区的邮局这几天在装修。“我去大邮局。”我敷衍地说，头都没有回。我觉得保安的表现有点反常，他平常没有这么热心。我不会忘记顾警官的提醒，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抬头看了一眼迷迷蒙蒙的天空。与第一次出门的时候相比，现在的空气状况更加糟糕了。清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的空气状况是“中度污染”。很多人对这种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刚才在菜市场里，我就听见两个中年妇女用庆幸的口气说今天“只是”中度污染。可是我受不了。如果不是因为要配合公安机关的活动，我是不会“又”出门的。
我故意避开了来往的人比较多的那条路，从侧门走出小区。我平时总是在小区正门边的那家工商银行办理储蓄手续。那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熟悉。他们都不仅知道我是孤寡的“空巢”老人，还知道我女儿住在纽约，我儿子住在伦敦。他们也知道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多少，甚至我每个月的水电费和管理费是多少。即使那里没有犯罪集团安插的“内鬼”，我突然将存款集中起来，转到一个外地的账户上，肯定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顾警官早已经为我想到了这一点。他提醒我要尽量避开熟人就是这个意思。
汽车站离小区的侧门不远。我决定坐汽车去那家新开的购物中心。报刊零售亭的小李有一天告诉我那里的工商银行比我们小区正门边那一家的人少得多。
我一下公共汽车就有点后悔了，因为购物中心有很多的入口。而进到购物中心之后，我就更加后悔了，因为那里所有的路都好像互相连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那家工商银行。那里的人的确比我们小区正门边的那一家要少得多。我稍稍感到了一点安慰。我从机器上取了号之后，准备在最后那排椅子上坐下。猛然间，我发现老范竟坐在前三排的位置上。我的身体立刻像触了电一样弹了起来。我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我一直朝前走，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
老范是邻居里与我说话最多的人。他也应该是与所有邻居说话最多的人。我喜欢他的豁达和幽默。那是我自己永远也不会有的豁达和幽默。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老范失去他的豁达和幽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天老范刚从医院回来，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他也被查出了有房颤的症状。当医生告知我有房颤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生命危险”。而老范不是。他首先想到的是“房产”。他对医生说他“宁愿有房颤，不愿有房产”，因为房颤没有人会争，而房产人人都要争。他的话把医生逗乐了。如果老范也突然从公安人员那里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他会怎样反应呢？
我在购物中心转了整整二十分钟。我走过了一家一家的名牌店。我从来没有走进过这些名牌店。它们标新立异的橱窗已经让我失去了勇气和兴趣，已经让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准确地说，不是距离而是对立。我现在经常想，如果我的生活是现实，那么世界就是梦幻；而如果世界是现实，我就是生活在梦幻之中。从名牌店的橱窗前走过，这种对自己和世界的怀疑会迅速达到极点。我突然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太虚幻境”。对我来说，充斥着名牌店的购物中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太虚幻境”。那些昂贵的时装，那些昂贵的提包，那些昂贵的内衣……我有一次听一位邻居抱怨说她的儿媳妇花两千元买了一件名牌的胸罩。她说她自己一辈子用过的最贵的胸罩也只花了三十五元。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用过的最贵的是小雷鼎力推荐的那种能够预防乳腺癌的胸罩，打折之后也只花了七十五元。
我相信二十分钟应该足够老范办完事离开了。在这二十分钟里，我不停地看着手表。我还几次将小布袋打开：哪怕我将它牢牢地抓在手上，我还是担心里面的存折和现金的安全。刚才在公共汽车上我也两次打开小布袋，确认存折和现金的安全。其实我知道，存折在我的手里，并不意味着我的存款就安全。顾警官告诉过我，犯罪分子随时都可能用高技术的手段将存款分文不剩地划走。我最后那五分钟是在购物中心的超市里打发的。与那些空空荡荡的名牌店不同，超市里的人很多，超市门口结账的队伍很长，这是让我感觉真实和亲切的场面。但是，查看了商品的价格之后，我的那种感觉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同样的一盒醪糟，在小区的超市里只卖六元，在这里却要卖九元八角。这乌泱泱的超市仍是“太虚幻境”。我不安地从超市走出来，朝银行方向走去。我突然想起了那两位向我极力推荐理财产品的业务代表。她们想让我知道定期存款有巨大的风险。“看这物价，看这物价。”她们情绪激动地说，“等存款到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什么都买不了了。”但是，她们为什么要推荐我买那种风险更高的保险呢？我完全听不懂她们说的那些术语和画的那些图表。我说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本”。我差不多是被她们逼着在那份保险单上签了字。我记得签完字之后，那位银行业务代表不停地称赞我有眼光、有魄力，跟得上飞速发展的时代。可是我在得知那份理财产品已经缩水百分之五十的当天去找她的时候，她的态度完全变了。她说她之所以推荐我买那种产品是因为她自己也买了。“有什么办法呢，”她叹着气说，“这只能怪我们生不逢时啊！”
在接近银行的时候，我猛然注意到老范正在迎面走来。我已经躲不开了，我尴尬地停下来。老范举起手里的一个报纸小包，说他刚从银行取钱出来。“你怎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取钱？”我紧张地问。“这家银行不怎么要排队。”老范说。接着，他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来随便看看，”我说，“这家购物中心开张这么久了，我还从没有来过。”我不敢看着老范。我怕他看出我的心烦意乱，也怕他看出我在撒谎。幸好老范看到的只是表面，他说我的气色看上去很不好，他问我为什么。我继续撒谎说昨天又失眠了整整一晚。老范笑了笑，说他现在倒是很想失眠，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他发现他失眠的程度与第二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他前一晚的睡眠状况越差，第二天的空气状况就越好。他说他宁愿通过牺牲自己来造福人类。“可惜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失眠了。”老范望了一眼窗外，说，“你看这空气。”我也敷衍地将脸侧了过去。“好在我们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不会再受这‘气’了。”老范说着，靠近了我的身体。我很紧张地将身体往后仰了一点。“我估计，”老范用很神秘的口气说，“地狱里的空气污染指数都比这里要低。”我知道他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因为老范好几次对我说过他自己不是好人，将来肯定要下地狱。但是这时候，我没有一点兴致欣赏他的豁达和幽默。幸好老范也要急着回家去，他说他约好了要与他的妻子在网上聊天。他的妻子现在在洛杉矶照顾他们的外孙女。“这里没什么好看的，”老范最后说，“这不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的地方。”
等老范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才走进银行。我取的号刚刚过去。站在取号机边的那位银行工作人员很客气地要我坐下，她说我不必重新取号排队了。然后，她与柜台里面的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什么。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会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希望受到特殊的关注。但是，我又不敢多问。好在没有多久，我就听见报我的号码了。我紧张地走近指定的窗口。我无法辨认窗口里那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内鬼”。我让她先将用我儿子和我女儿名字开的那两本存折上的存款转存到用我的名字开的存折上。根据顾警官的指示，我在两本存折上都留下了一百五十元。将存款集中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犯罪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将我的存款转走，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还需要办理什么吗？”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地问。接着，她用左手的小手指掏了一下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