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虽然贫穷，但不潦倒。人们总恪守着一种近乎古板憨傻的观念。崇尚名正言顺的勤劳和安生，而对挑担（经商）的、补锅修秤的、剃头唱戏的总是怀着深深的瞧不起，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下三烂行当。尤其对唱戏的艺人们称作“戏子”时，语气中总带着轻蔑和瞧不起，似有一入戏门，就有“下贱”之意。什么“鹌鹑戏子麻利猴，说唱戏子不可留”等。但是，戏还是要看的，不但看，而且随着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乡下人没有文化，不少礼节和做人的道理就是从这戏中得来。即便村中的“光贵儿”（指能说会道懂理而有威望的人），劝人和事时用的也是戏中的道理。但说归说，就是瞧不起唱戏的。这，真是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乡下人还把地方或民间组织起来的剧团叫“草台班子”。实际上，“草台班子”还真是形象而生动。艺人们几乎都来自乡野村间，很少有出自书香门第的书生。农忙的时候，他们汗流浃背地耕作于田间鸟语之中。待到农闲时分，为一种内心的激情或喜好，更为挣几个小钱贴补家用或养家糊口而走村串户，流落在牛屋与马棚之下。这些艺人中，很多人根本不识字，全靠前辈们口授戏文和台词死记硬背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和感受尽情地表演着。而正是这些简陋舞台，把那时光中无数人内心的寂寞和空旷释放出来，使他们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恰如雪夜的一束月光，不但照射着乡间的崎岖小路，而且一样地照射着我们那段清冷的生活。
“草台班子”，也许从灯光到舞美，从伴奏到音响都比不上现代化的正规剧团，但他们从内心发出的真音也许更激越、更率性，更贴近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共鸣和交流。尤其是那些经过民间演绎而又代代传下来的“大戏”，更带着乡野的清风和淳朴，浸染了浓郁的乡野文化元素。像那高亢的秦腔，带高音嘹子的豫剧“宛梆”，犹如光着膀子的放排汉子，在激流险滩处一声“嗨哟”，那排便箭一般冲浪过礁。
一声唱腔，几段豫剧，委实就是一株田间地头的野花，开放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孤瘦而又妩媚。
三
大妮三年后又回到我的家乡唱戏，已经是有孩子的母亲了。
记得是在公社的礼堂，有海报说外县一著名豫剧团来演出，主角是风靡豫南一带的名角乔大妮，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我正诧异着，学校发了票，就和同事一起去了。豫剧的催场开门，音乐总是如暴雨般密集，大幕还没拉开，一阵急促的棒、槌敲击和锣鼓声便响彻大厅。随着幕布的徐徐开启，一袭红缎披风、头戴金冠、竖插两根雉鸡长翎的穆桂英出场了。这是个我耳熟能详的剧目，那其中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听雷鸣”，我甚至能有板有眼地唱完。但我是冲着大妮来的。看到她在舞台布置的夜空与明月下，在布景映衬的大漠峻岭中，一招一式，一腔一声，为我们演绎着忠与奸、英雄与国家悲壮而又可气的故事。一阵阵掌声如雷鸣一般，一阵阵擂鼓如金戈铁马，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与柔情，仿佛把人们带进了那个柔弱的朝代。我一边看着戏，一边搜集着来自大妮唱戏的故事汇编。
大妮跟那个“草台戏班”跑后，就一直唱戏。那“班主”拉一手好弦子，儿子也在戏班，他便有心让大妮做他的儿媳妇，便悉心照顾和教戏。大妮不但扮相好，入戏也快，不久，便在豫南、豫东一带小有名气。先是“大妮戏班”，后来进步了，就添了姓氏，叫“乔大妮剧团”。我们老乔家的“乔”也在那个岁月那个时代响了一片地域。因了大妮的出名，她的弟妹们便瞒着父母去找姐姐，吃住玩几天后，大妮给他们换上新衣服并叫捎些钱给父母。开初，父母把第一次去的二妹毒打了一顿，说她没出息也想跟姐姐当个戏子，并把带回的点心和钱摔在地上。但那毕竟是点心和钱哪！在那个称斤白糖也得要票找熟人的年代，点心可是乡村极少享用的，况且钱。父母在打跑孩子后，捡起地上的点心，再拾起钱，甩甩灰尘，小心地塞进紧身的腰包。认了钱，也便认了大妮，大妮虽在戏台上漂泊，但心，总算有了娘家。
在又唱了几年戏后，大妮进了县里的剧团，正式成为一名“吃商品粮的人”。我是1989年考入南阳师专的，屈指算来，大妮算是我们村第一个走出去的人，虽然那走出，为自己和家庭的名誉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也带有些无奈和苦涩。
四
大妮现在已经老了，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登台唱戏了，她现在跟着她的儿子们和我住在一个县城，但年龄和知识的落差，我们很少往来。我不知道她的心里是否还依然惦记着她的年轻和她的豫剧。这个大半辈子都在跟着一个又一个戏班子奔波漂泊的乡村女人，也许这个时候才真正领悟到，她原来所饰演的任何一个金粉千金或娇贵名媛或任何一个苦难深重的贫女弃妇，都不过只是借助远远近近的历史与岁月的一种人生虚拟，就像现在的虚拟网络。只有走下舞台卸妆后的晚年人生，才是这样的真实而具体。“乔大妮”再不能换来无限的喝彩与揪心，粉墨登场，公主千金，三两步走遍天下，真真的成了戏词。戏曲人生，许是唱得多了，大妮似乎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偶尔也会唱一段豫剧，算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点重温，又似乎是对渐行渐远的地方豫剧的一种挽留。听她儿子说，在她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她让儿子在县电视台点了常香玉演的《穆桂英挂帅》和马金凤的《对花枪》。她没有请一个“戏班子”或几个老姐妹来为自己祝寿，而只是选了河南两位成派的名角名剧，这其实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实，因为那种用唱戏“祝寿”的乡村场景早已成为她记忆中的一堆碎片。
现在，那些曾经殷勤地行走在乡村的“草台班子”，甚至包括地、县一级的专业剧团，几乎都纷纷踏上了解散之路，而唯有省一级的剧团在声光跳脱的伴随下还在娱乐着人们的眼球。而真正的民间精粹就像乡村里那些被抛荒的田地一样，野草萋萋地守望着夕阳残照，晨钟暮鼓中敲响着今日的孤寂。
人们为什么要像厌弃村庄一样厌弃乡野的醇香清音呢？
人们又为什么身居闹市而又频频回望农耕文明呢？
在这个传统文化价值普遍让位于流行与时尚的物质时代，谁也无权用指责与幽怨来界定一种文化与时尚的谁对与谁错，离弃与存在。
只是，一朵真正的乡野之花枯萎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鲁迅笔下的“社戏”了，再也听不到从坚强臂膀挥舞下的胸腔中发出的诸如“嗨哟”“吭唷”“吼吼”的人类原声了。
乡村人物之三：队长“个子”
一
“个子”，是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这个称呼的确切含义，是指这个人算个人物还是因为他个子大，或者是像乡下孩子们叫“狗蛋”“铁蛋”什么的，只是一种对健康成长的希望与寄托。
个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邻近生产队的队长，从我记事起，人们都叫他“个子”或队长，他的大名叫什么倒被人们遗忘了。他本人对“个子”这个称谓，好像已习惯或者是无所谓。见到他，总看见一脸的凶恶。
个子是我们那一带出了名的有杀气的队长，一则他高大雄壮，声如洪钟，上身一裸，隆起的肌肉成块成块的；再则他是条光棍，平常不多说话。据说他力大无比，与人打赌时，“吼”一声能扛起石磙，一人能推磨推碾。他总喜欢打人，对农活干不好的或不顺眼的人总是出手就打，别人从不敢还手。孩子哭闹时，哄孩子的只要说一声“个子来了”，哭声就会戛然而止，甚至狗见了他都不敢狂吠。
二
个子犯事在一个没出门的大姑娘身上。
那是正秋收的一个下午，一阵“当、当、当”的破车角子（破损的牛车铁轱辘子）敲过，就听个子站在挂“钟”的大槐树下高喊：“都上工了，妇女们下地摘花（棉花），男劳力们下地刨红薯，谁耽误活扣谁的工分。”喊过后，个子戴着草帽，扛个钉耙就下地了。
半人多深的棉花的枯叶还没有完全脱落，一朵一朵盛开的棉花像盛夏的白莲。姑娘媳妇们腰上系着一个大兜兜，一人两垄向前摘着。突然，一个叫文香的姑娘叫一声就倒下了。几个要好的喊着：“文香，咋了？咋了，文香？”向她跑过来。还来不及扶起她，已看见血水顺着她的裤管流了出来。几个姑娘慌了，赶紧喊嫂子婶子们。有经验的媳妇们围过来，赶忙解下围裙，铺在地上，还没等文香的大裆裤子脱掉，就听见了婴孩的啼哭。“哎呀，这妮子咋生娃了？”“还没出门，咋会有孩子？”领队的赶紧去报告队长和她的父亲。个子队长二话没说，拎着老虎耙子（钉耙）就跑了过来，一看是金福家的姑娘，便拎起还在血泊中的婴孩，用力摔在地上，然后几耙子刨开一个坑，顺手把婴孩扔了进去，又几耙子把土拢上。围着的妇女们看着这景象，惊吓得嘴巴还没合上，就听个子队长说：“金福，快把你的妮子拉回去，不准声张，今后半（下午）就不扣你们工分了。”然后对着在地里摘花的妇女们说：“这事就算了，谁也不准往外说，谁若说出去，我扒了她的皮。都散了，各（自）干活儿去吧。”
三
一个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来到世上，又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村子仍旧是袅袅炊烟，鸡犬相鸣，驴嘶马叫，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连一点议论也没有。
但公安局的还是来了，那是在文香掉下孩子两个多月后。据说是她上高中的弟弟回来拿口粮，听说了姐姐的遭遇，就报告给了公安局。当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村里时，个子正蹲在门口的饭场里吃着饭，没出声，便被叫上车带走了。
又过了几天，村子里又来了两名公安，由大队妇女主任陪着，挨家挨户问询着。调查了两天，除了掉孩子的文香说是队长在春上的时候，在堤外的早包谷地里坏了她，没有其他任何妇女愿意承认和个子队长有染。但据文香说，个子在坏她时，说全队的媳妇和大闺女几乎都让他干过。两个公安觉得这样取证不是个办法，就对妇女主任说，晚上把全队的群众集合起来，动员后再查。晚上，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的各家各户都聚在了生产队牛屋前的空场上。一看有公安，大家都收住了说笑，面无表情地蹲着或坐在地上，年轻的姑娘们直往人后躲。村支书简单维持了一下秩序，一个公安开了话：“乔大虎犯了杀人罪，性质很严重，恐怕是回不到村里来了，大家不要有顾虑，也不要害怕，他平时欺负了谁家的姑娘和媳妇，请大胆地检举揭发；如果大家都不说，乔大虎就会轻罪轻判，几年后一出来，如果他不思悔改，还会祸害大家。”人群中一阵小声嘀咕，这才知道，个子的真名叫乔大虎。另一个公安接着说：“我知道大家有顾虑，怕说出来丢人，名声不好，甚至怕遭人报复。大家不必有这个担心，我和王警官商量过了，以后的调查全放在晚上，到谁家不到谁家完全保密，希望大家好好协助我们调查取证，决不放过任何坏人坏事。”
两个公安开会后在村里又待了两个星期，拎着厚厚的公文包，走了。平静的村庄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如寂静的乡下夜晚一样。
又到了一个秋天，大队部前墙上贴出来了一张新布告，乔大虎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个横“×”，以杀人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布告上还写着：十多年来，乔大虎利用当生产队长之便，共和三十多名妇女发生了性关系，强奸数人，胁迫猥亵女学生三人，致人伤残两人。
队里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虎背熊腰、满脸杀气的个子，而在村外的河滩边，一座新坟一夜而起，人们说，那就是个子的坟。
四
个子走了，个子永远地走了。但他家的事却一桩接着一桩。
他已经结婚的二弟媳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戳戳，跑了；没有了媳妇的二弟接着也走了，是死是活，至今未回到我的老家——临河的乔湾。他的三弟已订婚，但个子被枪毙后，女方死活要退亲，虽托亲告友说和，女方硬是不肯。夏天的一场大雨后，他的三弟偷偷潜入女方家，强奸了未婚妻，又跑到瓜地里杀了看瓜的未来岳父，后自杀未遂，半年后，也被枪毙。老大个子死了，老二离家出走了，老三被枪毙后，尸首都无人认领，民政局多次通知，他的堂哥堂弟才把尸体拉回，草草地埋了。临河的滩边上，两年冒出两座新坟，一东一西，排列着。熟悉的本村人走路都绕过去，害怕；不熟悉的外乡人，扭头看看，他们不知道，这坟里埋着曾经健壮如牛的两条汉子。
三个儿子都没了，死了老伴的个子母亲，仿佛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偌大的院落中，一个老人无声无泣，两三年后，也死去了。
五
一个曾经的五口之家因一个人而消失了，多年之后，人们又议论起个子队长和他的往事。
个子原来很本分，他的父亲死得早，长兄如父，个子担负着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他的家很穷，二弟当兵娶妻后，个子已错过了娶媳妇的年龄，只得打光棍。但个子人高马大，又不惜力气，大队就让他当了队长。当队长的前几年，个子领着全队的社员拼命地干着农活，人勤地不懒，个子的生产队比邻近几个队干得都好，分值也比邻近队的值钱。那时按人头和工分分口粮和小麦，个子的生产队人均最高，最多的一个年份达到一百五十斤，一千多人的村庄都羡慕个子和他的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