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备斗一生，除了建造江河大桥外，还修起许多理解之桥、友谊之桥、报国之桥、科技文化交流之桥和科学通往人民之桥。他的精神就是一座永远的桥。
1．在科学的“春天“里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迎来了新中国的又一个科学的春天。
自197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而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明确了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广大科技工作者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政治压抑中解放了出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的空前重视。在会上，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国七位著名科学家，茅以升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他82岁。在他最后的12年中，他在科学上的主要工作是“科协”和“科普”。茅以升从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除了科协的全面工作外，还具体领导科协下属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工作。在“文革”中这两个学会陷于瘫痪。1978年，在他的主持下，这两个学会恢复了活动，召开了理事会。他继续领导土木工程学会工作。
1980年3月，中国科协第二次大会，他再次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到1986年第三次大会，90岁的他才从科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中国科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茅以升从1950年起就当选为全国科联委员，并于1952年任北京市科联主任委员。
1958年全国科联改组为“中国科协”，北京也成立了科协筹备委员会，他仍任主任委员。1963年北京市科协第一次大会，他再次当选主席。1986年后任名誉主席。
他1980年从铁道科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把工作关系转到了北京市科协，一心扑在科协工作上。
由于“文革”的破坏和新时期的发展，科技团体中和科技工作者中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不顾自己80多岁的高龄，亲自带领科学家来往奔波于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国科协之间，逐一解决了北京市科协的隶属关系、经费、编制和活动场所等问题。
他还关心和指导科协下属各专业科技团体的组织和发展，要求这些科技团体广泛吸收和联系本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使这些科技团体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团体。他亲自参加了很多科技团体的活动，进行帮助和指导，推动了科技团体活动的正常开展。在他的领导、关心和支持下，北京市的科技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市科协共拥有学会、协会、研究会100多个，区县科协18个，厂矿科协约120个，各级科协的个人会员约30万，团体会员约3000个。
他不但重视科技团体的组织建设，而且重视端正科技团体的发展方向，坚决反对科技团体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脱离实际的倾向，引导科技团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茅以升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1982年，他针对科技工作者中存在的问题，联合首都103位科学家，发出了“关于制订《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的倡议书”，提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七条标准，得到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响应，推动了科技界精神文明的建设。
“热爱祖国”在茅以升心中，任何时期都不是空话。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任多所工科大学的校长，也曾长期负责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工作，所以，他的学生和同事遍布海内外。“欧美同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他广泛联系海外华侨中的科技工作者，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鼓励他们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981年国庆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发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茅以升深受鼓舞。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到台湾后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了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了解他们都是希望祖国统一的。因此，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在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桥”正式动工之前，两岸的科技工作者通过相互交流，可以先各修一条“引桥”，并对这条“引桥”究竟应该怎样修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我国科技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赞赏。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建议，题目是《茅以升在设计“引桥”》。
2．架起科技通向人民的桥梁
茅以升本是最热心科普事业的科学家。“文革”后，他年过八十，视力严重下降，已不能进行高深的专门课题研究，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到了科普事业上。
有的科技工作者把科普看做是“业余”和“非本职工作”，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些是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割裂了普及和提高、科研与科普、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他对科技工作者说道，“对己是科研，对人是科普；昨天是科研，今天是科普；科研为科普积累知识，科普为科研开辟途径；攻关要科研，推广要科普。”
1978年5月，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全国科普工作座谈会，他是会议主持人之—。在会议期间，他差不多花了一夜时间，赶写成了《科研和科普的十大关系》一文，较系统、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科学观。
1981年2月，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科普是通向四化的桥梁》，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科普和科研的关系，”他写道，“是宝塔塔基和塔尖的关系。塔尖刺破云天，是靠塔基的宏大坚固，所以科学家搞科普工作，并不是弃‘正业’而就‘副业’。科普工作也是科学家的正业，名副其实的正业。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努力做好它……可以预见，如果我们十分认真地去做科普工作，必将造就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才。”
“在急流险滩上架起一座科普之桥，”他又写道，“也可以更好地沟通专业科学技术队伍与群众的联系，使一批热爱科学的人，从不甚发达的此岸到达四个现代化的彼岸。”
他不仅比以前更起劲地为科普事业大声疾呼，而且一如既往地身体力行，撰写科普文章，编写科普书籍。他写的《没有不能造的桥》获得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1981年和1986年，科普出版社出版了《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是他一生科普作品的结晶。
他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全国第一个科普创作协会是在他领导下的北京市科协成立的。
1984年1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给茅以升、华罗庚、高士其等17位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致敬信，推选他们为中国科普协会荣誉会员，并推选茅以升为名誉会长。
“你的爱国热忱使我们深受教育，你的优秀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的杰出贡献将载入我国科普史册。”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给茅以升的致敬信中说。
茅以升非常重视报刊的科普宣传功能，早在1954年，在他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倡导扶植下，北京市科普协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张科技报———《科学日报》，到“文革”前夕，全国已有科技小报22家。“文革”中，全部被迫停刊。
197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报纷纷复刊或创刊。茅以升对这支科技报队伍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予很大希望。
“科技报是我国的独特产物，”他满怀激情地赞扬说，“在当今世界上可谓一大创举。”
1980年3月，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技报研究会成立，推选他为研究会理事长，并创办了会刊《科技报通讯》，他在创刊号上撰写了《谈谈如何办好科技报》的发刊词。1981年12月，中国科技报研究会召开第二次年会。会议前夕，茅以升专门抽出时间，翻阅了各地的科技小报，针对科技报存在的实际问题，亲自写出了《我对办科技报的几点看法和意见》的讲话稿，从科技报应具有的思想性、地方性、时间性、科学性、趣味性等问题，讲到科技报的形式、作用、文风以及今后如何稳步发展等问题，条条联系实际。与会代表听了他的讲话，深受启迪，赞不绝口。
对于其他的科普形式，如科教电影，科普期刊，科普广播电视节目等，他都非常关心，大力支持，亲自指导。
3．孩子们的茅爷爷
“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这是茅以升常说的一句话。他非常喜欢和少年儿童在一起，把他们当做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对象，他的好多科普文章都是为孩子们写的。但他更注重培养孩子们从小学科学、爱科学的好风尚，培养他们刻苦钻研的品质和创造精神。
1955年8月9日，他参加了在北京市北海公园的少年之家举办的少年儿童科学爱好者的联欢晚会。小朋友们表演了自己制作的电动铲土机、人工降雨器等科技模型。他看了十分惊喜。
第二天，他又去参观了全国少年儿童科技和工艺作品展览会，看到了成千件的科技作品，有原子能电站模型，各种能走的、会飞的、可游的动力工具模型，以及各种动植物标本。这些作品都出自全国各地的9至15岁的少年之手，这更让他感到惊喜和振奋。事后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检阅了我们科学大军的后备力量》一文，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使我十分惊喜，”他写道，“这加强了我对未来科学家们的教育的责任感。”
1964年6月，他又在《文汇报》上发文说，培养儿童热爱科学，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革命责任”。
“文革”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培养儿童热爱科学上。
“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他说，“应当让孩子们先通过。”
他不顾已经年过八十的高龄，到北京市的各中小学、少年宫、少年之家以及外省市为孩子们作科普报告，引导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仅1978年到1981年里，他就先后为孩子们作了30多场报告，听众达6万多人。
1981年，他写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获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他把奖金全部用到了孩子们身上。1984年，以他为首的6位科学家发出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建立青少年科学基金的呼吁，立即得到许多单位的响应，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起来。
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市科协与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相互配合，组织了多次青少年数学、物理、化学竞赛和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建立了天文、地理、生物、电子等爱好者协会，开展了青少年地质旅行、生物夏令营、天象观测等多种科技活动，对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家也时常接待一批又一批少先队员，他的客厅经常成为孩子们探索科学的乐园。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茅爷爷”。
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经常给他写信求教，他总是尽可能逐一亲自答复。信的落款总是“你们的茅爷爷”。
1981年六一儿童节，他来到上海市少年宫，向孩子们讲了自己小时候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他对“走马灯”
的惊奇、文德桥倒塌对他的影响，还有他小时候怎样锻炼记忆力，能把“圆周率”的小数记到100位。他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在笑声中深受启发。
《儿童时代》的一位编辑，听了这些故事，觉得很有意义，就请求他把故事写出来，他满口答应，当晚就写出来了，题目是《从小得到的启发》。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小读者都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有一天，北京市育民小学的10名小学生到他家中过科学队日，一位看过《从小得到的启发》的三年级学生，正在向他学习，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提出要和茅爷爷比试，看谁先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100位。
“好啊！”他高兴地说，“几十年我还没有遇到过对手，现在遇到了，想不到竟是一位只有9岁的小朋友。”
比赛开始了，这位小学生写到第100位停了下来，比茅以升快了两秒钟，可是他一看，茅爷爷却写到了第101位。
“茅爷爷，”这位小学生很纳闷，问，“咱们不是比试谁先写到100位吗？你怎么多写了1位？”
“多写l位也是爷爷输了。”他笑呵呵地说。“孩子，”他接着说，“圆周率后面的小数，其实是无限的！我写了101位，意思是要你记住，科学的发展也是无穷无尽的，不能到此为止。”
这位小学生听了，很受启发，后来连续两次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发明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还曾代表我国青少年参加了美国工程技术博览会。
这位小学生和茅爷爷比试的故事在报上发表后，有不少小朋友给茅爷爷写信，也要和他比试。
在给孩子们的回信中，茅以升对孩子们的聪明好学非常赞赏，但同时建议小朋友们，不必死记硬背上百位圆周率小数，要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多思考问题。
1986年，北京市举办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阜外一小的同学拿着自己设计的西单立交桥模型向茅爷爷请教。他见到小桥梁设计者分外高兴，兴致勃勃地对孩子们讲了起来，从如何造桥，讲到如何做人，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